熟练粤语—普通话双言者听觉词的语言表征(3)
3.实验2粤语和普通话异形异音词的语言表征
3.1 方法
3.1.1 被试
84名熟练的粤语-普通话双言大学生。选择的方法同实验1。被试自评普通话听、说、读、写的平均熟练程度为4.46、3.96、4.08和3.93；粤语的听、说、读、写的平均熟练程度为4.48、3.98、4.03和3.85。t检验表明，差异不显著，p>0.05。
3.1.2 设计和程序
同实验1。
3.1.3 材料
选取60个表征生命物的词，60个表征人造物的词，共有120个双字词对。在学习材料中包含40个表征生命物的词，40个表征人造物的词。测验材料包含20个已学的和20个未学的表征生命物的词，20个已学的和20个未学的表征人造物的词。由于选材的限制，在每类材料中，在粤语词中有40%同普通话词的两个词素完全不同，如“螗蝞(蜻蜒)”、“盐蛇(壁虎)”，其余的词和普通话词共有一个词素，如“猫乸(母猫)”、“手袜(手套)”。虽然这些词共有一个词素，但由于实验材料是双字词，又由于采用听觉形式呈现，对于相同的词素，普通话和粤语的发音不尽相同，而且被试学习后会对双字词产生整体表征，所以，仍然可以视为与普通话词异形异音的词。由一名粤语和普通话都十分熟练的校园女播音员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在录音室录音。
3.2 结果与分析
只分析测验阶段对词是否为生命物判断的数据。删除错误率大于20%的被试，79名被试的数据纳入统计。反应时分析时删去M±3SD之外的数据，结果见图3和图4。
反应时的混合设计的方差分析表明，词的类型的主效应被试分析显著，F1(1，77)=6.01，p<0.05；项目分析边缘显著，F2(1，78)=3.18，p=0.07。对已学词的反应时(M=1187.5ms)显著短于对未学词(M=1222.25ms)；语言关系的主效应显著，F1(3，75)=14.05，p<0.001，F2(3，234)=17.94，p<0.001。无论是对已学词还是对未学词，粤语-粤语条件的反应时都最短，其次是普通话-普通话条件，普通话-粤语条件和粤语-普通话条件的反应时均较长。均数比较表明，粤语-粤语条件的反应时(M=1136ms)短于普通话-普通话条件(M=1158ms)，但差异不显著，p>0.05；粤语-粤语条件的反应时显著短于粤语-普通话条件(M=1275.5ms)，p<0.001；普通话-普通话条件的反应时显著短于粤语-普通话条件，p<0.001；普通话-粤语条件(M=1250ms)和粤语-普通话条件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p>0.05。词的类型与语言关系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3，75)=1.93，p>0.05，F2(3，234)=2.21，p>0.05。各种条件下的启动效应为：粤语-粤语条件62ms，普通话-普通话条件32ms，t=2.38，p<0.01，差异显著；普通话-粤语条件22ms，粤语-普通话条件23ms，t=0.09，p>0.05，差异不显著。
错误率的方差分析表明，词的类型的主效应被试分析显著，F1(1，77)=11.98，p<0.001，项目分析不显著，F2(1，78)=2.49，p>0.05。已学词的错误率(M=4.30%)显著低于未学词(M=8.06%)；语言关系的主效应显著，F1(3，75)=3.14，p<0.05，F2(3，234)=2.26，p<0.001。均数比较表明，粤语-粤语条件的错误率(M=3.87%)显著低于其它条件(M普-普=6.09%；M普-粤=6.39%；M粤-普=8.36%)，p<0.01，其他条件的错误率差异不显著，p>0.05。词的类型与语言关系的交互作用被试分析非常显著，F1(3，75)=10.59，p<0.001，项目分析不显著，F2(3，234)=0.56，p>0.0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对未学词，普通话-普通话条件的错误率(M=6.63%)显著低于普通话-粤语条件(M=8.95%)和粤语-普通话条件(M=11.88%)，p<0.001；对已学词，普通话-普通话条件的错误率(M=5.54%)显著高于普通话-粤语条件(M=3.82%)和粤语-粤语条件(M=2.98%)，p<0.01；普通话-普通话条件和粤语-普通话条件(M=4.98%)的错误率差异不显著，p>0.05。
3.3 讨论
实验2表明，对于粤语和普通话异形异音的词，未学词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已学词，错误率亦高。在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语言相同时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在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语言不同时。这说明，粤语词和普通话词均存在着语言内的重复启动效应。与实验1不同，当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的语言均为粤语词时，语言内的重复启动效应大；当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的语言均为普通话词时，语言内的重复启动效应小。这表明，出现了粤语词和普通话词的语言内的启动效应的不对称，表现出粤语词的语言内的启动优势。所以如此，是由于粤语词和普通话词异形异音，相当于两种完全不同语言的词，普通话词的L2特点更加明显。由于被试的母语是粤语，对这些粤语词更加熟悉，当它们在学习阶段出现时，比普通话词的语义通达更快，语义激活更强，产生了更大的语言内启动效应。实验2还表明，在学习阶段呈现普通话词，能够促进在测验阶段对粤语词的反应；在学习阶段呈现粤语词，能够促进在测验阶段对普通话词的反应。因此，在粤语词和普通话词之间也存在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这说明，异形异音语义却相同的粤语词和普通话词的语义也共同存储。但是，在实验1中，普通话词对粤语词的启动效应大，粤语词对普通话词的启动效应小；在实验2中，粤语词和普通话词的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却对称。所以如此，也是由于被试对与普通话词异形异音的粤语词更加熟悉，它们同共同语义表征的联系更强，对语义表征的激活更强，由共同语义表征传达给普通话词的激活更强，弥补了粤语词对普通话词启动的劣势。当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的语言相同时，粤语-粤语条件的反应时短，普通话-普通话条件的反应时长。这一趋势与实验1相同。 (张积家 张凤玲)
3.1 方法
3.1.1 被试
84名熟练的粤语-普通话双言大学生。选择的方法同实验1。被试自评普通话听、说、读、写的平均熟练程度为4.46、3.96、4.08和3.93；粤语的听、说、读、写的平均熟练程度为4.48、3.98、4.03和3.85。t检验表明，差异不显著，p>0.05。
3.1.2 设计和程序
同实验1。
3.1.3 材料
选取60个表征生命物的词，60个表征人造物的词，共有120个双字词对。在学习材料中包含40个表征生命物的词，40个表征人造物的词。测验材料包含20个已学的和20个未学的表征生命物的词，20个已学的和20个未学的表征人造物的词。由于选材的限制，在每类材料中，在粤语词中有40%同普通话词的两个词素完全不同，如“螗蝞(蜻蜒)”、“盐蛇(壁虎)”，其余的词和普通话词共有一个词素，如“猫乸(母猫)”、“手袜(手套)”。虽然这些词共有一个词素，但由于实验材料是双字词，又由于采用听觉形式呈现，对于相同的词素，普通话和粤语的发音不尽相同，而且被试学习后会对双字词产生整体表征，所以，仍然可以视为与普通话词异形异音的词。由一名粤语和普通话都十分熟练的校园女播音员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在录音室录音。
3.2 结果与分析
只分析测验阶段对词是否为生命物判断的数据。删除错误率大于20%的被试，79名被试的数据纳入统计。反应时分析时删去M±3SD之外的数据，结果见图3和图4。
反应时的混合设计的方差分析表明，词的类型的主效应被试分析显著，F1(1，77)=6.01，p<0.05；项目分析边缘显著，F2(1，78)=3.18，p=0.07。对已学词的反应时(M=1187.5ms)显著短于对未学词(M=1222.25ms)；语言关系的主效应显著，F1(3，75)=14.05，p<0.001，F2(3，234)=17.94，p<0.001。无论是对已学词还是对未学词，粤语-粤语条件的反应时都最短，其次是普通话-普通话条件，普通话-粤语条件和粤语-普通话条件的反应时均较长。均数比较表明，粤语-粤语条件的反应时(M=1136ms)短于普通话-普通话条件(M=1158ms)，但差异不显著，p>0.05；粤语-粤语条件的反应时显著短于粤语-普通话条件(M=1275.5ms)，p<0.001；普通话-普通话条件的反应时显著短于粤语-普通话条件，p<0.001；普通话-粤语条件(M=1250ms)和粤语-普通话条件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p>0.05。词的类型与语言关系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3，75)=1.93，p>0.05，F2(3，234)=2.21，p>0.05。各种条件下的启动效应为：粤语-粤语条件62ms，普通话-普通话条件32ms，t=2.38，p<0.01，差异显著；普通话-粤语条件22ms，粤语-普通话条件23ms，t=0.09，p>0.05，差异不显著。
错误率的方差分析表明，词的类型的主效应被试分析显著，F1(1，77)=11.98，p<0.001，项目分析不显著，F2(1，78)=2.49，p>0.05。已学词的错误率(M=4.30%)显著低于未学词(M=8.06%)；语言关系的主效应显著，F1(3，75)=3.14，p<0.05，F2(3，234)=2.26，p<0.001。均数比较表明，粤语-粤语条件的错误率(M=3.87%)显著低于其它条件(M普-普=6.09%；M普-粤=6.39%；M粤-普=8.36%)，p<0.01，其他条件的错误率差异不显著，p>0.05。词的类型与语言关系的交互作用被试分析非常显著，F1(3，75)=10.59，p<0.001，项目分析不显著，F2(3，234)=0.56，p>0.0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对未学词，普通话-普通话条件的错误率(M=6.63%)显著低于普通话-粤语条件(M=8.95%)和粤语-普通话条件(M=11.88%)，p<0.001；对已学词，普通话-普通话条件的错误率(M=5.54%)显著高于普通话-粤语条件(M=3.82%)和粤语-粤语条件(M=2.98%)，p<0.01；普通话-普通话条件和粤语-普通话条件(M=4.98%)的错误率差异不显著，p>0.05。
3.3 讨论
实验2表明，对于粤语和普通话异形异音的词，未学词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已学词，错误率亦高。在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语言相同时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在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语言不同时。这说明，粤语词和普通话词均存在着语言内的重复启动效应。与实验1不同，当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的语言均为粤语词时，语言内的重复启动效应大；当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的语言均为普通话词时，语言内的重复启动效应小。这表明，出现了粤语词和普通话词的语言内的启动效应的不对称，表现出粤语词的语言内的启动优势。所以如此，是由于粤语词和普通话词异形异音，相当于两种完全不同语言的词，普通话词的L2特点更加明显。由于被试的母语是粤语，对这些粤语词更加熟悉，当它们在学习阶段出现时，比普通话词的语义通达更快，语义激活更强，产生了更大的语言内启动效应。实验2还表明，在学习阶段呈现普通话词，能够促进在测验阶段对粤语词的反应；在学习阶段呈现粤语词，能够促进在测验阶段对普通话词的反应。因此，在粤语词和普通话词之间也存在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这说明，异形异音语义却相同的粤语词和普通话词的语义也共同存储。但是，在实验1中，普通话词对粤语词的启动效应大，粤语词对普通话词的启动效应小；在实验2中，粤语词和普通话词的跨语言重复启动效应却对称。所以如此，也是由于被试对与普通话词异形异音的粤语词更加熟悉，它们同共同语义表征的联系更强，对语义表征的激活更强，由共同语义表征传达给普通话词的激活更强，弥补了粤语词对普通话词启动的劣势。当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的语言相同时，粤语-粤语条件的反应时短，普通话-普通话条件的反应时长。这一趋势与实验1相同。 (张积家 张凤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