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记忆和视觉记忆在儿童汉语识字能力中同样重要吗？一个元分析综述(3)
4.2 语音记忆比视觉记忆在汉语识字阅读中更重要
汉语阅读的实现除了依赖中央执行控制外，也需要一个暂时的信息加工与存储的系统，该系统能够保存被激活的信息表征以备进一步加工之用。那么，工作记忆中的两个次级存储系统究竟哪一个在汉语阅读中起着主导作用呢？通过对比语音工作记忆和视觉工作记忆对汉字阅读的贡献发现，对语音信息的加工存储系统占据了优势地位。语音工作记忆与汉语识字的相关达到0.336的中等强度，而视觉工作记忆与汉语识字之间仅达到0.158的弱相关。这一结果与西方两项基于拼音文字的元分析发现基本一致。在Swanson(2009)的元分析中，存在阅读困难的儿童在记忆方面的缺陷主要来源于对言语材料的记忆而非视觉空间的材料。一项最新元分析研究则报告了与本研究所得效应几乎完全相等的效应值(Melby-Lervag，Lyster，& Hulme，2012)。据Melby-Lervag等(2012)的元分析报告，阅读困难儿童与普通儿童在语音记忆方面的差异效应为-0.71。本研究根据Borenstein等(2009)所介绍的效应值指标之间的转换公式将Melby-Lervag等(2012)报告的标准化均值差异效应(d值)转换为简单相关系数(r值)，得到语音记忆与英语阅读之间的相关系数(r=0.335)。可见，语音工作记忆无论是与英语阅读的关联还是与汉语阅读的关联均在0.3左右的中等强度。然而，由于英语阅读研究中并不重视视觉工作记忆的角色，故在这两项较新的元分析中均没有报告视觉工作记忆与阅读之间的关系，使得我们无法直接比较。但是，本研究的结果已经足以支持以Wagner和Torgesen(1987)为代表的“泛语音论”的推测，也符合Perfetti和Dunlap(2008)的普适性的语音原则的预期，表明汉语阅读中代表着语音加工技能的语音工作记忆依然是汉语阅读学习的核心驱动器。虽然我们的研究支持语音工作记忆更重要的论调，但我们依然无法明确地解答语音工作记忆是如何在汉语阅读中起作用的。根据Baddeley和Hitch(1974)的工作记忆三成分模型对语音回路的界定，它还包括了两个次级结构，分别为语音存储装置和发音/默读复述装置。神经机制方面的证据表明这两个装置确实独立存在且由不同的脑区负责，其中布劳德曼区44区(运动性语言中枢，位于额下回后部)与语音存储有关，而布劳德曼区6区和44区则与复述有关，两者共同配合构成了语音记忆在阅读中发挥作用的基础(Baddeley，2003)。王丽燕和丁锦红(2003)的综述简述了这两种装置的功能，其中语音存储装置主要用于暂时性地保留语音材料的痕迹，大概在两秒之内，之后则必须通过发音复述装置的复述才能持续保留更长的时间。发音复述装置则同时具备复述和转述两个功能：一是通过默声复述听觉信息来刷新语音存储装置中的记忆痕迹使其得到增强并保持下来；二是通过默读命名记录视觉方式呈现的材料，以便将视觉形式的语音信息转化为听觉形式的语音信息，从而使其进入语音存储装置。其中的转述规则需要调用长时记忆系统中已经存储的知识来实现运作。既然不同文字之间的形素音素对应规则存在巨大的差异，本研究推测，个体对语音信息的复述/转述的形式和速度在不同语言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国内已有学者用发音抑制范式和无关言语干扰范式探索了语音回路在汉语阅读理解中的作用并证明了汉语阅读理解的成绩会因为这两种装置的正常工作受到干扰而导致下降(鲁忠义，张亚静，2007)。然而，探讨语音在汉语识字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还鲜见，这也是未来研究亟待重视和重新探索的重要议题。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研究发现语音工作记忆与汉语识字的相关显著高于视觉工作记忆，但这并不代表视觉工作记忆就不重要。在本研究的元分析结果中，视觉工作记忆与汉语识字之间的相关依然是显著的。根据“视觉论”的一派观点，汉语由于缺乏像英文那样明晰的形素音素对应规则，使得视觉特征的检索编码能力在汉语阅读中凸显出来。如Siok和Fletcher(2001)所指出的那样，汉字学习可能存在这样两个特殊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象形阶段(logographic phase)，这一阶段的汉字对于学童而言就像一副图，他们学习的途径就是掌握每一个字的图形特征从而逐渐形成这个字的独特表征；第二个阶段是构形-语音阶段(orthographic-phonological phase)，这一阶段的字形已经能够与普通的视觉图形区分开来，有了文字本身的特殊含义和表征，并实现字形与语音的精确匹配。在所整合的实证研究中，年龄跨度较大，其中以小学生为主。本研究推测，象形阶段发生的时间可能比Siok和Fletcher(2001)所推测的小一还要早，可能在幼稚园阶段就已经发生。另外，象形阶段到构形-语音阶段的转变可能是很迅速的，在儿童有了一定的识字经验后就能快速地进入异于图形的文字世界。所以，未来的研究若要详尽地探讨视觉工作记忆在汉语识字过程中的机制问题，对学童的年龄的界定要格外地细致。
5.结语
综上所述，纵使在汉语这样一个形音匹配模糊的文字系统里，本研究依然发现语音记忆在汉语字词阅读中扮演了一个比视觉记忆更重要的角色。研究的结果支持以Wagner和Torgesen(1987)为代表的“泛语音论”的推测，也符合Perfetti和Dunlap(2008)的普适性的语音原则的预期，表明汉语阅读中代表着语音加工技能的语音记忆依然是汉语阅读学习的核心驱动器。本研究的发现可能重新点燃汉语阅读领域对语音加工这一普遍议题的重视，也给人们带来关于工作记忆、汉字阅读测量方面的思考和教学上的反思。 (伍秋萍 郑佩芸 邢滨钰 康洁 郭琎)
汉语阅读的实现除了依赖中央执行控制外，也需要一个暂时的信息加工与存储的系统，该系统能够保存被激活的信息表征以备进一步加工之用。那么，工作记忆中的两个次级存储系统究竟哪一个在汉语阅读中起着主导作用呢？通过对比语音工作记忆和视觉工作记忆对汉字阅读的贡献发现，对语音信息的加工存储系统占据了优势地位。语音工作记忆与汉语识字的相关达到0.336的中等强度，而视觉工作记忆与汉语识字之间仅达到0.158的弱相关。这一结果与西方两项基于拼音文字的元分析发现基本一致。在Swanson(2009)的元分析中，存在阅读困难的儿童在记忆方面的缺陷主要来源于对言语材料的记忆而非视觉空间的材料。一项最新元分析研究则报告了与本研究所得效应几乎完全相等的效应值(Melby-Lervag，Lyster，& Hulme，2012)。据Melby-Lervag等(2012)的元分析报告，阅读困难儿童与普通儿童在语音记忆方面的差异效应为-0.71。本研究根据Borenstein等(2009)所介绍的效应值指标之间的转换公式将Melby-Lervag等(2012)报告的标准化均值差异效应(d值)转换为简单相关系数(r值)，得到语音记忆与英语阅读之间的相关系数(r=0.335)。可见，语音工作记忆无论是与英语阅读的关联还是与汉语阅读的关联均在0.3左右的中等强度。然而，由于英语阅读研究中并不重视视觉工作记忆的角色，故在这两项较新的元分析中均没有报告视觉工作记忆与阅读之间的关系，使得我们无法直接比较。但是，本研究的结果已经足以支持以Wagner和Torgesen(1987)为代表的“泛语音论”的推测，也符合Perfetti和Dunlap(2008)的普适性的语音原则的预期，表明汉语阅读中代表着语音加工技能的语音工作记忆依然是汉语阅读学习的核心驱动器。虽然我们的研究支持语音工作记忆更重要的论调，但我们依然无法明确地解答语音工作记忆是如何在汉语阅读中起作用的。根据Baddeley和Hitch(1974)的工作记忆三成分模型对语音回路的界定，它还包括了两个次级结构，分别为语音存储装置和发音/默读复述装置。神经机制方面的证据表明这两个装置确实独立存在且由不同的脑区负责，其中布劳德曼区44区(运动性语言中枢，位于额下回后部)与语音存储有关，而布劳德曼区6区和44区则与复述有关，两者共同配合构成了语音记忆在阅读中发挥作用的基础(Baddeley，2003)。王丽燕和丁锦红(2003)的综述简述了这两种装置的功能，其中语音存储装置主要用于暂时性地保留语音材料的痕迹，大概在两秒之内，之后则必须通过发音复述装置的复述才能持续保留更长的时间。发音复述装置则同时具备复述和转述两个功能：一是通过默声复述听觉信息来刷新语音存储装置中的记忆痕迹使其得到增强并保持下来；二是通过默读命名记录视觉方式呈现的材料，以便将视觉形式的语音信息转化为听觉形式的语音信息，从而使其进入语音存储装置。其中的转述规则需要调用长时记忆系统中已经存储的知识来实现运作。既然不同文字之间的形素音素对应规则存在巨大的差异，本研究推测，个体对语音信息的复述/转述的形式和速度在不同语言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国内已有学者用发音抑制范式和无关言语干扰范式探索了语音回路在汉语阅读理解中的作用并证明了汉语阅读理解的成绩会因为这两种装置的正常工作受到干扰而导致下降(鲁忠义，张亚静，2007)。然而，探讨语音在汉语识字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还鲜见，这也是未来研究亟待重视和重新探索的重要议题。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研究发现语音工作记忆与汉语识字的相关显著高于视觉工作记忆，但这并不代表视觉工作记忆就不重要。在本研究的元分析结果中，视觉工作记忆与汉语识字之间的相关依然是显著的。根据“视觉论”的一派观点，汉语由于缺乏像英文那样明晰的形素音素对应规则，使得视觉特征的检索编码能力在汉语阅读中凸显出来。如Siok和Fletcher(2001)所指出的那样，汉字学习可能存在这样两个特殊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象形阶段(logographic phase)，这一阶段的汉字对于学童而言就像一副图，他们学习的途径就是掌握每一个字的图形特征从而逐渐形成这个字的独特表征；第二个阶段是构形-语音阶段(orthographic-phonological phase)，这一阶段的字形已经能够与普通的视觉图形区分开来，有了文字本身的特殊含义和表征，并实现字形与语音的精确匹配。在所整合的实证研究中，年龄跨度较大，其中以小学生为主。本研究推测，象形阶段发生的时间可能比Siok和Fletcher(2001)所推测的小一还要早，可能在幼稚园阶段就已经发生。另外，象形阶段到构形-语音阶段的转变可能是很迅速的，在儿童有了一定的识字经验后就能快速地进入异于图形的文字世界。所以，未来的研究若要详尽地探讨视觉工作记忆在汉语识字过程中的机制问题，对学童的年龄的界定要格外地细致。
5.结语
综上所述，纵使在汉语这样一个形音匹配模糊的文字系统里，本研究依然发现语音记忆在汉语字词阅读中扮演了一个比视觉记忆更重要的角色。研究的结果支持以Wagner和Torgesen(1987)为代表的“泛语音论”的推测，也符合Perfetti和Dunlap(2008)的普适性的语音原则的预期，表明汉语阅读中代表着语音加工技能的语音记忆依然是汉语阅读学习的核心驱动器。本研究的发现可能重新点燃汉语阅读领域对语音加工这一普遍议题的重视，也给人们带来关于工作记忆、汉字阅读测量方面的思考和教学上的反思。 (伍秋萍 郑佩芸 邢滨钰 康洁 郭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