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家庭中信任的代际传递：基于议价博弈的调查(2)
假设你和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叫XX)分钱，下面有两种分配方法可以选择：方法1和方法2。下面是两种方法的具体描述。
方法1：由其他人帮你们分，保证你分到5元钱，XX也分到5元钱。
方法2：让XX来决定如何分配，他要么采用A方案，要么采用B方案来分配：
A.XX得到20元钱，你得到0元钱
B.XX得到10元钱，你也得到10元钱
具体采用A还是B方案，由XX来决定。
现在，你希望用哪种方法分钱呢，请在后面圈出你的选择：方法1；方法2。
成人被试的指导语、任务形式与此类似，只是成人博弈任务中的金额数是青少年任务的10倍，即必然结果为(50，50)，两种可能结果分别为(200，0)和(100，100)。被试的选择作为衡量其信任水平的指标，选择方法1表示被试不信任对方(即被试为低信任者)，选择方法2表示被试信任对方(即被试为高信任者)。
3.结果与分析
3.1 青少年及其父母的信任分析
首先，分析青少年和成人被试的信任水平。采用卡方配合度检验考察青少年以及其父母选择两种分配方法的人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表1下方的合计部分所示，青少年被试中60.9%选择不信任陌生人，显著多于选择信任对方的百分比(39.1%)X2(1)=9.39，p<0.01。而成人被试中，47.2%的父亲和43%的母亲为高信任者，详见表1右侧合计部分。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选择信任的人数略少于选择不信任的，但卡方检验显示这些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X2(1)=0.51，3.49，ps>0.05。采用相关样本的Wilcoxon检验分别考察青少年与其父亲、母亲选择信任陌生人的人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Z=-1.84，-0.73，ps>0.05。可见，青少年与成人的信任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然后，排除青少年性别和年级对被试信任水平的影响。采用卡方独立性检验分别考察不同性别和年级的青少年及其父母在议价博弈中的选择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检验结果表明青少年信任水平并未因性别或年级不同而表现出差异，不同性别和年级青少年的父母信任水平也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后面的统计分析将不再考虑青少年性别和年级的影响。
3.2 父母与青少年子女信任水平的关系
首先，初步分析父母和子女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采用卡方独立性检验分别考察父亲、母亲和青少年在议价博弈中的信任选择是否存在关联，结果表明青少年在博弈任务中的信任和不信任选择与其父亲和母亲的选择有关，X2(1)=9.70，14.64，ps<0.01。父亲做出不信任选择的情况下，有71.2%的子女也做出不信任选择；父亲做出信任选择时，子女也做出同样选择的占总人数的50.5%。母亲做出不信任选择的情况下，有71.8%的子女也表现出不信任，而当母亲做出信任选择时，55.4%的子女与母亲做出一致选择。可见，低信任父母的子女成为低信任者的概率远大于高信任父母的子女，而父母高信任者其子女成为高信任者的概率稍大于50%。
表1呈现了父母和青少年子女做出不同博弈选择的人数及其在相应被试群体中所占百分比。有61.5%的父亲和子女做出一致选择(即父亲和子女都为高信任者或者都为低信任者)，而那些子女与之做出不一致选择的父亲仅占总体的38.5；与此类似，母亲与子女信任选择一致的占母亲被试总数的64.7%，而与子女所作选择不同的人数百分比仅为35.3%。可见，父母与子女在议价博弈任务中的选择具有一定一致性。
然后，进一步分析父母信任水平是否能够预测子女的信任水平，并尝试做出较精确的定量描述。分别以父亲和母亲的博弈选择为自变量，以青少年子女的博弈选择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确认父母的信任水平是否能预测子女信任水平，即信任是否存在代际传递。父亲信任水平预测子女信任水平的模型拟合较好，X2(1)=9.76，p<0.01，-2Loglikelihood=253.87；模型可解释青少年信任水平变异的7%(自变量的显著性检验见表2)。模型显示如果父亲为高信任者，其子女成为高信任者的概率是低信任父亲子女成为高信任者的2.52倍。母亲对子女信任水平的预测模型拟合也较好X2(1)=14.71，p<0.01，-2Loglikelihood=244.91，能解释子女信任水平变异的10%(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2)。模型显示，如果母亲是高信任者，其子女成为高信任者的概率是低信任母亲子女成为高信任者的3.17倍。
最后，将父亲和母亲对子女信任水平的预测作用置于家庭整体环境中，考察父母信任水平不同的家庭中子女的信任状况。按照父母不同的信任水平可将家庭中成人的信任类型分成四类：父母均为低信任者，父母均为高信任者和父母中一个为高信任者一个为低信任者。描述统计结果显示，在这四类家庭中父亲和母亲信任水平一致，即父母均为高信任者或者都为低信任者的家庭占样本家庭的70.5%；父母信任水平不一致的家庭仅占29.5%。这说明父亲与母亲在议价博弈中表现出的信任水平具有较高一致性。然后，以家庭信任类型和子女信任水平为变量进行卡方独立性检验，结果显示家庭信任类型影响子女信任水平，X2(3)=16.56，p<0.01。由表3可知，低信任的青少年有一半(50，9%)来自父母均为低信任者的家庭中，高信任的青少年也有42.9%来自父母都是高信任者的家庭中。
当我们纵向观察表3并对比四类家庭时可以发现，父母对青少年信任水平的影响并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低信任家庭中低信任子女的百分比大于高信任家庭中的高信任子女。在父母均为低信任者的家庭中，有76.6%的青少年成为低信任者；而在父母均为高信任者的家庭中仅有55.9%的青少年为高信任者。第二，母亲对子女信任水平的影响大于父亲。在父亲为高信任者母亲为低信任者的家庭中，58.8%的青少年成为低信任者，高于成为高信任者的比例(41.2%)。这一结果与表4一致。 (池丽萍)
方法1：由其他人帮你们分，保证你分到5元钱，XX也分到5元钱。
方法2：让XX来决定如何分配，他要么采用A方案，要么采用B方案来分配：
A.XX得到20元钱，你得到0元钱
B.XX得到10元钱，你也得到10元钱
具体采用A还是B方案，由XX来决定。
现在，你希望用哪种方法分钱呢，请在后面圈出你的选择：方法1；方法2。
成人被试的指导语、任务形式与此类似，只是成人博弈任务中的金额数是青少年任务的10倍，即必然结果为(50，50)，两种可能结果分别为(200，0)和(100，100)。被试的选择作为衡量其信任水平的指标，选择方法1表示被试不信任对方(即被试为低信任者)，选择方法2表示被试信任对方(即被试为高信任者)。
3.结果与分析
3.1 青少年及其父母的信任分析
首先，分析青少年和成人被试的信任水平。采用卡方配合度检验考察青少年以及其父母选择两种分配方法的人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表1下方的合计部分所示，青少年被试中60.9%选择不信任陌生人，显著多于选择信任对方的百分比(39.1%)X2(1)=9.39，p<0.01。而成人被试中，47.2%的父亲和43%的母亲为高信任者，详见表1右侧合计部分。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选择信任的人数略少于选择不信任的，但卡方检验显示这些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X2(1)=0.51，3.49，ps>0.05。采用相关样本的Wilcoxon检验分别考察青少年与其父亲、母亲选择信任陌生人的人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Z=-1.84，-0.73，ps>0.05。可见，青少年与成人的信任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然后，排除青少年性别和年级对被试信任水平的影响。采用卡方独立性检验分别考察不同性别和年级的青少年及其父母在议价博弈中的选择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检验结果表明青少年信任水平并未因性别或年级不同而表现出差异，不同性别和年级青少年的父母信任水平也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后面的统计分析将不再考虑青少年性别和年级的影响。
3.2 父母与青少年子女信任水平的关系
首先，初步分析父母和子女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采用卡方独立性检验分别考察父亲、母亲和青少年在议价博弈中的信任选择是否存在关联，结果表明青少年在博弈任务中的信任和不信任选择与其父亲和母亲的选择有关，X2(1)=9.70，14.64，ps<0.01。父亲做出不信任选择的情况下，有71.2%的子女也做出不信任选择；父亲做出信任选择时，子女也做出同样选择的占总人数的50.5%。母亲做出不信任选择的情况下，有71.8%的子女也表现出不信任，而当母亲做出信任选择时，55.4%的子女与母亲做出一致选择。可见，低信任父母的子女成为低信任者的概率远大于高信任父母的子女，而父母高信任者其子女成为高信任者的概率稍大于50%。
表1呈现了父母和青少年子女做出不同博弈选择的人数及其在相应被试群体中所占百分比。有61.5%的父亲和子女做出一致选择(即父亲和子女都为高信任者或者都为低信任者)，而那些子女与之做出不一致选择的父亲仅占总体的38.5；与此类似，母亲与子女信任选择一致的占母亲被试总数的64.7%，而与子女所作选择不同的人数百分比仅为35.3%。可见，父母与子女在议价博弈任务中的选择具有一定一致性。
然后，进一步分析父母信任水平是否能够预测子女的信任水平，并尝试做出较精确的定量描述。分别以父亲和母亲的博弈选择为自变量，以青少年子女的博弈选择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确认父母的信任水平是否能预测子女信任水平，即信任是否存在代际传递。父亲信任水平预测子女信任水平的模型拟合较好，X2(1)=9.76，p<0.01，-2Loglikelihood=253.87；模型可解释青少年信任水平变异的7%(自变量的显著性检验见表2)。模型显示如果父亲为高信任者，其子女成为高信任者的概率是低信任父亲子女成为高信任者的2.52倍。母亲对子女信任水平的预测模型拟合也较好X2(1)=14.71，p<0.01，-2Loglikelihood=244.91，能解释子女信任水平变异的10%(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2)。模型显示，如果母亲是高信任者，其子女成为高信任者的概率是低信任母亲子女成为高信任者的3.17倍。
最后，将父亲和母亲对子女信任水平的预测作用置于家庭整体环境中，考察父母信任水平不同的家庭中子女的信任状况。按照父母不同的信任水平可将家庭中成人的信任类型分成四类：父母均为低信任者，父母均为高信任者和父母中一个为高信任者一个为低信任者。描述统计结果显示，在这四类家庭中父亲和母亲信任水平一致，即父母均为高信任者或者都为低信任者的家庭占样本家庭的70.5%；父母信任水平不一致的家庭仅占29.5%。这说明父亲与母亲在议价博弈中表现出的信任水平具有较高一致性。然后，以家庭信任类型和子女信任水平为变量进行卡方独立性检验，结果显示家庭信任类型影响子女信任水平，X2(3)=16.56，p<0.01。由表3可知，低信任的青少年有一半(50，9%)来自父母均为低信任者的家庭中，高信任的青少年也有42.9%来自父母都是高信任者的家庭中。
当我们纵向观察表3并对比四类家庭时可以发现，父母对青少年信任水平的影响并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低信任家庭中低信任子女的百分比大于高信任家庭中的高信任子女。在父母均为低信任者的家庭中，有76.6%的青少年成为低信任者；而在父母均为高信任者的家庭中仅有55.9%的青少年为高信任者。第二，母亲对子女信任水平的影响大于父亲。在父亲为高信任者母亲为低信任者的家庭中，58.8%的青少年成为低信任者，高于成为高信任者的比例(41.2%)。这一结果与表4一致。 (池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