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家庭中信任的代际传递：基于议价博弈的调查(3)
4.讨论
4.1 青少年与父母的信任水平
本研究有39.1%的青少年做信任选择，即为高信任者，分别有47.2%的父亲和43%的母亲为高信任者。这与国内调查所得结果类似，但高于国外信任水平。2003年，世界观调查(采用“大多数人是否可信”的问题)结果显示中国的信任度，即高信任者所占比例为46.3%(马得勇，2008)，与本研究中成年被试的信任水平基本持平，略高于青少年被试信任水平。但是，瑞典学者(Holm & Nystedt，2008)采用了与本研究相同方法考察瑞典大学生的信任水平却发现被试中的高信任者比例仅为22%，远低于本研究中青少年和成人被试的高信任者比例。
4.2 青少年家庭中的信任代际传递
本研究发现父母的信任水平能够预测子女的信任水平，与以往我们对中国小学生家庭中信任的代际传递研究结果一致(池丽萍，2013)。在我们的分析中区分了父亲和母亲各自的影响，发现母亲在议价博弈任务中表现出的信任对子女信任的解释率稍高于父亲：如果母亲是高信任者，其子女相信陌生人的可能性是低信任母亲子女的3.17倍；如果父亲是高信任者，子女成为高信任者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2.52倍。这一结果也得到后面不同信任类型家庭子女信任水平分析结果的支持。德国的多项研究也都表明父母信任水平对子女信任水平都有显著预测作用，只是预测模型的回归系数略有不同：相对于父亲而言，母亲信任水平的变化会引起子女信任水平更大幅度的变化(Dohmen，et al.，2009，2012)。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然而，对我国小学生家庭代际传递现象的研究得到相反的结果：父亲对子女信任水平变异的解释率大于母亲(池丽萍，2013)。本研究认为父亲和母亲在子女不同成长阶段承担的角色以及发挥的作用都不同且在发生变化。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可能父亲的影响在逐渐降低，直至成年阶段可能都表现出母亲影响大于父亲(如Dohmen等人的研究结果，2012)。当然，这一趋势还需要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检验。
但是，采用人际信任量表对大学生及其父母进行的研究显示：父亲的信任会实现代际传递，而母亲的信任水平不能预测子女人际信任(Katz & Rotter，1969)。我们认为这些不一致可能与各研究具体测量内容不同有关。人际信任量表主要测量了人们对重要他人、无关联的他人、社会角色、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信任，更多关注人们对所生活环境的总体认识，所测量的是信任态度的信念成分；而博弈实验则被认为具有行为倾向，更多测量的是基于偏好的信任。可能因为研究者们关注了信任的不同侧面才出现研究结果的不一致。
此外，本研究将父母和子女信任水平的关系放置在家庭背景中检验，结果发现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关联，超过70%的父亲和母亲均为高信任者或均为低信任者。有关信任代际传递的新近研究也发现在同一家庭中夫妻双方的信任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夫妻之间这种一致的信任态度有助于他们将这样的态度传递给其子女(Dohmen，et al.，2009，2012)。本研究也发现父母信任水平一致的家庭中半数以上子女继承了父母的信任态度，且低信任父母的子女中的低信任者多于高信任家庭中的高信任子女，似乎低信任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更大。这一结果可能与个体信任水平发展特点有关。已有研究(Sutter & Kocher，2007)表明儿童信任水平随年龄增长而逐渐提高，最终接近成人水平。本研究中的青少年被试信任水平较低，更容易表现出与低信任父母的一致性，我们预计在高中生及大学生群体中，高信任家庭中的高信任子女比例会增加，表现出子女与父母信任水平更高的一致程度。
当然，青少年信任水平的发展会受到同伴、教师、传媒等多方面的影响，本研究仅考察了父母信任水平的影响，因此预测模型的解释率并不是那么高。但这些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在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和传播过程中不可忽视家庭和父母对子女潜移默化的影响。
5.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青少年及其父母在议价博弈中表现出的信任水平的测量得到如下结论：(1)在议价博弈中有39.1%的青少年为高信任者，分别有47.2%的父亲和43.0%的母亲为高信任者；(2)父母的信任水平能够预测子女的信任水平：如果母亲是高信任者，其子女相信陌生人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3.17倍；如果父亲是高信任者，子女成为高信任者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2.52倍；(3)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关联，父母信任水平一致的家庭中半数以上子女继承了父母的信任态度，且低信任父母的子女中的低信任者多于高信任家庭中的高信任子女。
4.1 青少年与父母的信任水平
本研究有39.1%的青少年做信任选择，即为高信任者，分别有47.2%的父亲和43%的母亲为高信任者。这与国内调查所得结果类似，但高于国外信任水平。2003年，世界观调查(采用“大多数人是否可信”的问题)结果显示中国的信任度，即高信任者所占比例为46.3%(马得勇，2008)，与本研究中成年被试的信任水平基本持平，略高于青少年被试信任水平。但是，瑞典学者(Holm & Nystedt，2008)采用了与本研究相同方法考察瑞典大学生的信任水平却发现被试中的高信任者比例仅为22%，远低于本研究中青少年和成人被试的高信任者比例。
4.2 青少年家庭中的信任代际传递
本研究发现父母的信任水平能够预测子女的信任水平，与以往我们对中国小学生家庭中信任的代际传递研究结果一致(池丽萍，2013)。在我们的分析中区分了父亲和母亲各自的影响，发现母亲在议价博弈任务中表现出的信任对子女信任的解释率稍高于父亲：如果母亲是高信任者，其子女相信陌生人的可能性是低信任母亲子女的3.17倍；如果父亲是高信任者，子女成为高信任者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2.52倍。这一结果也得到后面不同信任类型家庭子女信任水平分析结果的支持。德国的多项研究也都表明父母信任水平对子女信任水平都有显著预测作用，只是预测模型的回归系数略有不同：相对于父亲而言，母亲信任水平的变化会引起子女信任水平更大幅度的变化(Dohmen，et al.，2009，2012)。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然而，对我国小学生家庭代际传递现象的研究得到相反的结果：父亲对子女信任水平变异的解释率大于母亲(池丽萍，2013)。本研究认为父亲和母亲在子女不同成长阶段承担的角色以及发挥的作用都不同且在发生变化。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可能父亲的影响在逐渐降低，直至成年阶段可能都表现出母亲影响大于父亲(如Dohmen等人的研究结果，2012)。当然，这一趋势还需要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检验。
但是，采用人际信任量表对大学生及其父母进行的研究显示：父亲的信任会实现代际传递，而母亲的信任水平不能预测子女人际信任(Katz & Rotter，1969)。我们认为这些不一致可能与各研究具体测量内容不同有关。人际信任量表主要测量了人们对重要他人、无关联的他人、社会角色、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信任，更多关注人们对所生活环境的总体认识，所测量的是信任态度的信念成分；而博弈实验则被认为具有行为倾向，更多测量的是基于偏好的信任。可能因为研究者们关注了信任的不同侧面才出现研究结果的不一致。
此外，本研究将父母和子女信任水平的关系放置在家庭背景中检验，结果发现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关联，超过70%的父亲和母亲均为高信任者或均为低信任者。有关信任代际传递的新近研究也发现在同一家庭中夫妻双方的信任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夫妻之间这种一致的信任态度有助于他们将这样的态度传递给其子女(Dohmen，et al.，2009，2012)。本研究也发现父母信任水平一致的家庭中半数以上子女继承了父母的信任态度，且低信任父母的子女中的低信任者多于高信任家庭中的高信任子女，似乎低信任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更大。这一结果可能与个体信任水平发展特点有关。已有研究(Sutter & Kocher，2007)表明儿童信任水平随年龄增长而逐渐提高，最终接近成人水平。本研究中的青少年被试信任水平较低，更容易表现出与低信任父母的一致性，我们预计在高中生及大学生群体中，高信任家庭中的高信任子女比例会增加，表现出子女与父母信任水平更高的一致程度。
当然，青少年信任水平的发展会受到同伴、教师、传媒等多方面的影响，本研究仅考察了父母信任水平的影响，因此预测模型的解释率并不是那么高。但这些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在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和传播过程中不可忽视家庭和父母对子女潜移默化的影响。
5.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青少年及其父母在议价博弈中表现出的信任水平的测量得到如下结论：(1)在议价博弈中有39.1%的青少年为高信任者，分别有47.2%的父亲和43.0%的母亲为高信任者；(2)父母的信任水平能够预测子女的信任水平：如果母亲是高信任者，其子女相信陌生人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3.17倍；如果父亲是高信任者，子女成为高信任者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2.52倍；(3)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关联，父母信任水平一致的家庭中半数以上子女继承了父母的信任态度，且低信任父母的子女中的低信任者多于高信任家庭中的高信任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