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道德情感问卷的初步编制(1)
摘要 采用理论分析和开放式问卷调查等方法提出大学生道德情感的基本结构并编制了问卷初始条目。先以259名大学生为被试，对自编初始问卷进行预测，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大学生道德情感包括3个因素：爱国感、责任感和正直感。再对622名大学生进行正式施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总问卷α系数为0.77，重测信度0.72。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拟合指标较为理想，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因此，编制的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是测量大学生道德情感的有效工具。
关键词 大学生，道德情感，问卷编制，信度，效度。
分类号 B844.2
1.问题提出
道德情感是人的道德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所引起的一种内心体验，它并不是一种消极或本能的冲动，而是一种伴随着道德理性而产生的对道德事件、道德生活的一种高级情感体验(王建华，牛浩，2007)。道德情感作为品德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使青少年把道德概念转化为道德行为的中介，是人们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内驱力，是个体道德品德发展与健全人格形成的内在保证(戴艳，郑日昌，2006)。
国外学者对道德情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道德情感的诱发、道德情感对道德行为影响的研究上(Me-like，Nadine，& Susan，2012；Kurt & Daniel，2011；Obias & Megan，2011；Fiery，2011)。美国的道德教育在1995～2005年这50年间主要经历了澄清道德价值、发展道德认知、弥补道德情感、训练道德行为、回归传统道德美德、激发道德动机六种模式的演变(刘玉娟，孟万金，2010)。国内学者也非常关注学生群体的道德情感培养，不少文章针对培养方法和途径进行了论述(蔡芸，2002)。在道德情感的结构和测量方面，以往研究大多局限于道德情感某一方面，早期比较关注一些消极情感(如羞耻感、愧疚感、焦虑感等)，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人们也开始了对敬畏感、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自豪感、正义感等积极道德情感的研究(郑信军，孙洲，缪芙蓉，2009；蔡素芳，2012)。但是，对道德情感整体的测量与评价比较缺乏，研究者一般会根据某些标准来选取几种代表性的道德情感作为问卷的结构维度，在编制依据上比较缺乏说服力。例如，戴艳和郑日昌(2006)认为在人的品德发展中具有广延性、迁移性、共振性的四种道德情感要素是同情心、自尊心、责任感、羞耻感，据此编制了《小学生道德情感量表》，共120题，分为“学生用”和“教师用”两套，但信度不太理想，总量表的α系数为0.52，个别维度α系数仅有0.34。文福荣和肖少北(2010)还考虑到移情在道德情感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如霍夫曼的移情理论)，编制的《青少年道德情感问卷》包括了移情、同情心、自尊心、责任感和羞耻感五个维度，共22个项目，总问卷和分问卷的α系数介于0.65～0.81之间。还有研究者根据道德情感的内容和指向对象进行结构划分。例如，邓兆明(2000)认为我国青少年具有5个核心的道德情感范畴，并编制问卷对中小学生进行了测查，结果表明各种道德情感的发展顺序依次为：义务感、良心、幸福、荣誉感和爱国主义，但没有报告问卷的信、效度。陈宁(2011)自编的大学生道德情感问卷则包括了爱国感、责任感和公德感3个维度，也没有报告信、效度。
卢家楣(2009)从整体上对青少年情感素质展开研究并编制了《青少年情感素质问卷》，道德情感问卷属于其中一个分量表，共20题。卢家楣(2009)指出，青少年情感素质是个体在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下经实践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的、与青少年阶段发展相应的、积极的情感心理特征。在实际考察其结构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限定：真实反映青少年现实突出问题、容易被心理学界认同、在教育实践中便于操作的方面。并从高级情感和情绪智力两个层次进行分类，而道德情感就属于本体层次上的高级社会情感，是指青少年根据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评价自己和他人行为时产生的一种内心体验，可进一步细分为爱国感、关爱感、正直感和责任感四个维度。总问卷和四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57～0.82之间，该量表的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数X2df=3.97，GFI=0.95，AGFI=0.94，NNFI=0.95，CFI=0.95，RMSEA=0.048(卢家楣，袁军，王俊山，陈宇，2010)。
前人的研究，尤其是卢家楣等(2010)的研究为青少年(中小学生)道德情感研究提供了科学基础。然而，已有的测量工具上存在一些有待深入之处。首先，以往的研究集中关注的是青少年群体(中小学生)。卢家楣(2009)指出，青少年情感素质具有明确的年龄特点，在素质的内容上，青少年情感素质主要集中于与青少年的发展阶段相应的那些情感心理特征，而不是人的所有情感素质，从而体现出该素质的年龄特点。由于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埃里克森认为青少年期的主要危机是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而成年早期的主要危机是亲密对孤独，中小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而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亲密关系，这可能会对道德情感的形成和表达产生影响。青少年期是道德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处于青少年期的中小学生的道德情感处于不断变化中，而大学生的道德情感已经相对稳定(朱莉娅·贝里曼，戴维·哈格里夫，马丁·赫伯特，安·泰勒著，陈萍，王茜译，2000)。此外，大学生的生活学习模式与中小学生截然不同，大学生和社会有更直接真实的接触，从而更容易受社会的影响。这些都可能导致大学生道德情感在结构、表现形式以及核心特征等方面，与中小学生会有本质的差别。在针对大学生群体的道德情感现状调查(王建华，牛浩，2007；蔡芸，2002)中发现，虽然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情感总体状况良好，但所表现出的道德情感离教育目标和理想状态有较大差距，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其次，目前的这些调查研究大都采用简单自编量表，没有提供可供参考的信效度值；有些研究仅针对某个特定学校或专业的大学生，而无法全面体现不同学科大学生的差异；有些研究仅仅针对道德情感的某一方面，有失系统性。 (黄时华 官永雄 张卫)
关键词 大学生，道德情感，问卷编制，信度，效度。
分类号 B844.2
1.问题提出
道德情感是人的道德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所引起的一种内心体验，它并不是一种消极或本能的冲动，而是一种伴随着道德理性而产生的对道德事件、道德生活的一种高级情感体验(王建华，牛浩，2007)。道德情感作为品德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使青少年把道德概念转化为道德行为的中介，是人们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内驱力，是个体道德品德发展与健全人格形成的内在保证(戴艳，郑日昌，2006)。
国外学者对道德情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道德情感的诱发、道德情感对道德行为影响的研究上(Me-like，Nadine，& Susan，2012；Kurt & Daniel，2011；Obias & Megan，2011；Fiery，2011)。美国的道德教育在1995～2005年这50年间主要经历了澄清道德价值、发展道德认知、弥补道德情感、训练道德行为、回归传统道德美德、激发道德动机六种模式的演变(刘玉娟，孟万金，2010)。国内学者也非常关注学生群体的道德情感培养，不少文章针对培养方法和途径进行了论述(蔡芸，2002)。在道德情感的结构和测量方面，以往研究大多局限于道德情感某一方面，早期比较关注一些消极情感(如羞耻感、愧疚感、焦虑感等)，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人们也开始了对敬畏感、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自豪感、正义感等积极道德情感的研究(郑信军，孙洲，缪芙蓉，2009；蔡素芳，2012)。但是，对道德情感整体的测量与评价比较缺乏，研究者一般会根据某些标准来选取几种代表性的道德情感作为问卷的结构维度，在编制依据上比较缺乏说服力。例如，戴艳和郑日昌(2006)认为在人的品德发展中具有广延性、迁移性、共振性的四种道德情感要素是同情心、自尊心、责任感、羞耻感，据此编制了《小学生道德情感量表》，共120题，分为“学生用”和“教师用”两套，但信度不太理想，总量表的α系数为0.52，个别维度α系数仅有0.34。文福荣和肖少北(2010)还考虑到移情在道德情感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如霍夫曼的移情理论)，编制的《青少年道德情感问卷》包括了移情、同情心、自尊心、责任感和羞耻感五个维度，共22个项目，总问卷和分问卷的α系数介于0.65～0.81之间。还有研究者根据道德情感的内容和指向对象进行结构划分。例如，邓兆明(2000)认为我国青少年具有5个核心的道德情感范畴，并编制问卷对中小学生进行了测查，结果表明各种道德情感的发展顺序依次为：义务感、良心、幸福、荣誉感和爱国主义，但没有报告问卷的信、效度。陈宁(2011)自编的大学生道德情感问卷则包括了爱国感、责任感和公德感3个维度，也没有报告信、效度。
卢家楣(2009)从整体上对青少年情感素质展开研究并编制了《青少年情感素质问卷》，道德情感问卷属于其中一个分量表，共20题。卢家楣(2009)指出，青少年情感素质是个体在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下经实践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的、与青少年阶段发展相应的、积极的情感心理特征。在实际考察其结构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限定：真实反映青少年现实突出问题、容易被心理学界认同、在教育实践中便于操作的方面。并从高级情感和情绪智力两个层次进行分类，而道德情感就属于本体层次上的高级社会情感，是指青少年根据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评价自己和他人行为时产生的一种内心体验，可进一步细分为爱国感、关爱感、正直感和责任感四个维度。总问卷和四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57～0.82之间，该量表的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数X2df=3.97，GFI=0.95，AGFI=0.94，NNFI=0.95，CFI=0.95，RMSEA=0.048(卢家楣，袁军，王俊山，陈宇，2010)。
前人的研究，尤其是卢家楣等(2010)的研究为青少年(中小学生)道德情感研究提供了科学基础。然而，已有的测量工具上存在一些有待深入之处。首先，以往的研究集中关注的是青少年群体(中小学生)。卢家楣(2009)指出，青少年情感素质具有明确的年龄特点，在素质的内容上，青少年情感素质主要集中于与青少年的发展阶段相应的那些情感心理特征，而不是人的所有情感素质，从而体现出该素质的年龄特点。由于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埃里克森认为青少年期的主要危机是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而成年早期的主要危机是亲密对孤独，中小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而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亲密关系，这可能会对道德情感的形成和表达产生影响。青少年期是道德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处于青少年期的中小学生的道德情感处于不断变化中，而大学生的道德情感已经相对稳定(朱莉娅·贝里曼，戴维·哈格里夫，马丁·赫伯特，安·泰勒著，陈萍，王茜译，2000)。此外，大学生的生活学习模式与中小学生截然不同，大学生和社会有更直接真实的接触，从而更容易受社会的影响。这些都可能导致大学生道德情感在结构、表现形式以及核心特征等方面，与中小学生会有本质的差别。在针对大学生群体的道德情感现状调查(王建华，牛浩，2007；蔡芸，2002)中发现，虽然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情感总体状况良好，但所表现出的道德情感离教育目标和理想状态有较大差距，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其次，目前的这些调查研究大都采用简单自编量表，没有提供可供参考的信效度值；有些研究仅针对某个特定学校或专业的大学生，而无法全面体现不同学科大学生的差异；有些研究仅仅针对道德情感的某一方面，有失系统性。 (黄时华 官永雄 张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