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中国成年人社会赞许性全国常模的制定(4)
户籍方面，以往研究没有社会赞许性的城乡分布情况及比较。本研究发现，在社会赞许性的各个维度和总体上，城市的被调查者显著高于农村被调查者。这可能与城乡不同的经济活动形式有关。目前城市的经济活动是集体性的，需要分工协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比较频繁，在交往中人们为给他人留下好印象。往往需要按照社会规范来表现自己；相比城市，农村的经济活动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分工合作主要是家人之间，家人之间的了解往往比“外人”更加深入，个体可以较多地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行事。
受教育程度方面，从前人对特殊群体的研究结果来看，学历对社会赞许性的影响并不一致。针对法庭需要进行心理评估的人和针对男性性别认同障碍者的研究发现教育程度对社会赞许性不存在显著影响，然而对肥胖者的研究则发现社会赞许性与教育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osik，2005)。研究结论的差异可能来源于被研究者特征的差异。等待法庭评估与性别认同障碍者虽然存在不被社会规范认可的特征，但能够成为这些特定群体的成员，说明这些个体不认同现有的社会规范，因此并不掩饰自己；而肥胖者多数希望恢复正常体重，表现了更多的对于社会价值的认同，所以较多地出现了印象管理。本研究发现，对于我国一般成年人而言，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赞许性的总均分及各维度的均分越高。教育的作用一方面是学习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是学习社会规范。教育程度越高，对于社会和规范的学习也就越多，也就越倾向于遵从社会规范。当然，人们夸大自身个性、品质等方面正性特征，否定负性特征是一种普遍的倾向，所以在自我欺骗提高和自我欺骗否定维度，不同教育程度者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另外，教育水平较低的个体，往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在能力上，尤其是人际交往与办事能力方面，并不比教育水平较高者差，他们会更加表现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因此在能动性管理维度，不同教育程度者的这种差异也未达到显著。
个人收入方面。低收入群体在动性管理和交流性管理的维度均分显著高于高收入群体，而在社会赞许性总均分，以及自我欺骗提高和自我欺骗否定两个维度均分上，收人差异并不显著。这可能因为收入是衡量个体能力的一个主要指标，低收入个体出于维护自尊的需要，会更多地展示出自己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与办事能力，以便将收入较低的原因归为外部的、不稳定的、偶然的因素，而非自身能力的因素。由于前人研究多限于大学生和特殊群体。对于一般成年人的研究很少，所以尚无有关个人收入与社会赞许性关系的研究。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在民族方面，国内鲜有关于社会赞许性的民族差异研究。本次调查未发现社会赞许性存在显著的民族差异。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本次调查中少数民族的样本量占整个样本量的比例较少有关(汉族样本量占总样本的量的94.6%)。不过应该看到，这种民族比例差异非常接近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汉族人口占全国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总人口比例-93.5%(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2012)。因此是符合全国常模抽样标准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本次调查中的少数民族个体常年与汉族混居，民族融合可能使这些个体在文化方面与汉族较为接近。
5 结论
本研究在对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成年人社会赞许性量表的常模。有效常模样本为全国范围内分层抽样取得的容量为6350的成年人样本。样本的地域、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别等人口学变量特征分布基本符合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抽样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基本上可应用于我国成年人社会赞许性的测量与评估。以常模结果为基础，可进行标准分、百分数等指标转换，从而为解释个体社会赞许性的得分，了解个体社会赞许性在其所属群体中所处相对位置，以及个体间社会赞许性的比较提供更为丰富准确的信息。 (徐晟 李强 李凌 尹艺璇 梁栋)
受教育程度方面，从前人对特殊群体的研究结果来看，学历对社会赞许性的影响并不一致。针对法庭需要进行心理评估的人和针对男性性别认同障碍者的研究发现教育程度对社会赞许性不存在显著影响，然而对肥胖者的研究则发现社会赞许性与教育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osik，2005)。研究结论的差异可能来源于被研究者特征的差异。等待法庭评估与性别认同障碍者虽然存在不被社会规范认可的特征，但能够成为这些特定群体的成员，说明这些个体不认同现有的社会规范，因此并不掩饰自己；而肥胖者多数希望恢复正常体重，表现了更多的对于社会价值的认同，所以较多地出现了印象管理。本研究发现，对于我国一般成年人而言，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赞许性的总均分及各维度的均分越高。教育的作用一方面是学习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是学习社会规范。教育程度越高，对于社会和规范的学习也就越多，也就越倾向于遵从社会规范。当然，人们夸大自身个性、品质等方面正性特征，否定负性特征是一种普遍的倾向，所以在自我欺骗提高和自我欺骗否定维度，不同教育程度者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另外，教育水平较低的个体，往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在能力上，尤其是人际交往与办事能力方面，并不比教育水平较高者差，他们会更加表现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因此在能动性管理维度，不同教育程度者的这种差异也未达到显著。
个人收入方面。低收入群体在动性管理和交流性管理的维度均分显著高于高收入群体，而在社会赞许性总均分，以及自我欺骗提高和自我欺骗否定两个维度均分上，收人差异并不显著。这可能因为收入是衡量个体能力的一个主要指标，低收入个体出于维护自尊的需要，会更多地展示出自己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与办事能力，以便将收入较低的原因归为外部的、不稳定的、偶然的因素，而非自身能力的因素。由于前人研究多限于大学生和特殊群体。对于一般成年人的研究很少，所以尚无有关个人收入与社会赞许性关系的研究。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在民族方面，国内鲜有关于社会赞许性的民族差异研究。本次调查未发现社会赞许性存在显著的民族差异。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本次调查中少数民族的样本量占整个样本量的比例较少有关(汉族样本量占总样本的量的94.6%)。不过应该看到，这种民族比例差异非常接近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汉族人口占全国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总人口比例-93.5%(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2012)。因此是符合全国常模抽样标准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本次调查中的少数民族个体常年与汉族混居，民族融合可能使这些个体在文化方面与汉族较为接近。
5 结论
本研究在对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成年人社会赞许性量表的常模。有效常模样本为全国范围内分层抽样取得的容量为6350的成年人样本。样本的地域、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别等人口学变量特征分布基本符合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抽样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基本上可应用于我国成年人社会赞许性的测量与评估。以常模结果为基础，可进行标准分、百分数等指标转换，从而为解释个体社会赞许性的得分，了解个体社会赞许性在其所属群体中所处相对位置，以及个体间社会赞许性的比较提供更为丰富准确的信息。 (徐晟 李强 李凌 尹艺璇 梁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