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的心理理论在冲突道义情境中的特点(3)
根据表1.全体被试关于“行为者的行为预测”，Wilcoxon符号检验发现，被试在不同领域间的预测差异边缘显著(z=-1.91，p=0.06)。在领域内规则冲突与领域间规则冲突情境下的差异是：(1)习俗领域为x2(2)=1.89，p>0.05，差异不显著。表现为：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都更多地认为“遵守老师的规则”(领域内48.9%，领域间54.5%)或“遵守其他制定者的规则”(领域内43.2%，领域间42.0%)。(2)个人领域为x2(2)=10.65，p<0.01，差异极显著。表现为：在领域内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认为“遵守其他制定者的规则”的人数比例(62.5%)显著多于其他回答；而在领域间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认为“遵守老师的规则”人数比例(52.3%)较其他回答多。
对于被试回答“行为者的行为预测”的年级差异，Kruskal Wallis-H检验发现，在领域内规则冲突情境下，四个年级回答习俗领域问题的差异不显著，x2(3)=1.87，p>0.05。在领域间规则冲突情境下，习俗领域问题的年级差异显著，x2(3)=8.96，p<0.05。进一步分析发现，初一和高一差异边缘显著(z=-1.83，p=0.07)，初二与高一差异显著(z=-2.57，p<0.05)，初二与高二差异显著(z=-2.22，p<0.05)。表现为：初一，初二被试认为“遵守老师的规则”的人数比例占优，而高一和高二则是认为“遵守其他制定者的规则”的人数比例占优。此外，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回答个人领域问题的差异(领域内x2(3)=5.09，p>0.05；领域间x2(3)=2.38，p>0.05)皆不显著。
被试回答行为者对规则性质的理解与行为预测之间相关系数(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是：习俗领域r=0.46.p<0.01；个人领域r=0.51，p<0.01。
根据表2.全体被试关于“行为者的行为解释”，Wilcoxon符号检验发现，被试在不同领域间的解释差异不显著(z=-0.87，p>0.05)。在领域内规则冲突与领域间规则冲突情境下的差异是：(1)习俗领域为x2(2)=2.67，P>0.05，差异不显著。表现为：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回答“协调取向”的人数比例都是最多(领域内44.3%，领域间37.5%)。(2)个人领域为x2(2)=4.50，p>0.05，差异不显著。表现为：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回答“协调取向”的人数比例都是最多(领域内54.5%，领域间39.8%)。
对于被试回答“行为者的行为解释”的年级差异，Kruskal Wallis-H检验发现，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四个年级回答习俗领域问题的差异(领域内x2(3)=5.38，p>0.05；领域间x2(3)=5.29，p>0.05)和个人领域问题的差异(领域内x2(3)=2.64，p>0.05；领域间x2(3)=4.37，p>0.05)皆不显著。
根据表2.全体被试关于“行为者的行为感受”，Wilcoxon符号检验发现，被试在不同领域间的观点差异不显著(z=-0.22，p>0.05)。在领域内规则冲突与领域间规则冲突情境下的差异是：(1)习俗领域为x2(2)=0.27，p>0.05，差异不显著。表现为：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认为“负性感受”的人数比例都是最多(领域内46.6%，领域间50.0%)。(2)个人领域为x2(2)=1.07，P>0.05，差异不显著。表现为：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都是认为“负性感受”的人数比例最多(领域内51.1%，领域间53.4%)。
对于被试回答“行为者的行为感受”的年级差异，Kruskal Wallis-H检验发现，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四个年级回答习俗领域问题的差异(领域内x2(3)=3.78，p>0.05；领域间x2(3)=1.28，p>0.05)和个人领域问题的差异(领域内x2(3)=3.72，p>0.05；领域间x2(3)=0.29，p>0.05)皆不显著。
3.2中学生被试关于规则制定者的心理理论
根据表3.全体被试关于“规则制定者的看法”，Wilcoxon符号检验发现，被试在不同领域间的观点差异不显著(z=-0.36，p>0.05)。在领域内规则冲突与领域间规则冲突情境下的差异是：(1)习俗领域为x2(2)=1.24，p>0.05，差异不显著。表现为：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认为“老师负面，其他制定者正面”的人数比例都是最多(42.0%和50.0%)。(2)个人领域为x2(2)=6.54，p<0.05，差异显著。表现为：在领域内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三个选项的人数比例比较平均(29.5%，33.0%，37.5%)；而在领域间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选择“老师负面，其他制定者正面”的人数比例(54.5%)显著多于其他回答。
对于被试回答“规则制定者的看法”的年级差异，Kruskal Wallis-H检验发现，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四个年级回答习俗领域问题的差异(领域内x2(3)=2.18，p>0.05；领域间x2(3)=1.63，p>0.05)和个人领域问题的差异(领域内x2(3)=0.83，p>0.05；领域间x2(3)=1.54，p>0.05)皆不显著。 (陈友庆 耿海艳)
对于被试回答“行为者的行为预测”的年级差异，Kruskal Wallis-H检验发现，在领域内规则冲突情境下，四个年级回答习俗领域问题的差异不显著，x2(3)=1.87，p>0.05。在领域间规则冲突情境下，习俗领域问题的年级差异显著，x2(3)=8.96，p<0.05。进一步分析发现，初一和高一差异边缘显著(z=-1.83，p=0.07)，初二与高一差异显著(z=-2.57，p<0.05)，初二与高二差异显著(z=-2.22，p<0.05)。表现为：初一，初二被试认为“遵守老师的规则”的人数比例占优，而高一和高二则是认为“遵守其他制定者的规则”的人数比例占优。此外，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回答个人领域问题的差异(领域内x2(3)=5.09，p>0.05；领域间x2(3)=2.38，p>0.05)皆不显著。
被试回答行为者对规则性质的理解与行为预测之间相关系数(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是：习俗领域r=0.46.p<0.01；个人领域r=0.51，p<0.01。
根据表2.全体被试关于“行为者的行为解释”，Wilcoxon符号检验发现，被试在不同领域间的解释差异不显著(z=-0.87，p>0.05)。在领域内规则冲突与领域间规则冲突情境下的差异是：(1)习俗领域为x2(2)=2.67，P>0.05，差异不显著。表现为：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回答“协调取向”的人数比例都是最多(领域内44.3%，领域间37.5%)。(2)个人领域为x2(2)=4.50，p>0.05，差异不显著。表现为：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回答“协调取向”的人数比例都是最多(领域内54.5%，领域间39.8%)。
对于被试回答“行为者的行为解释”的年级差异，Kruskal Wallis-H检验发现，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四个年级回答习俗领域问题的差异(领域内x2(3)=5.38，p>0.05；领域间x2(3)=5.29，p>0.05)和个人领域问题的差异(领域内x2(3)=2.64，p>0.05；领域间x2(3)=4.37，p>0.05)皆不显著。
根据表2.全体被试关于“行为者的行为感受”，Wilcoxon符号检验发现，被试在不同领域间的观点差异不显著(z=-0.22，p>0.05)。在领域内规则冲突与领域间规则冲突情境下的差异是：(1)习俗领域为x2(2)=0.27，p>0.05，差异不显著。表现为：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认为“负性感受”的人数比例都是最多(领域内46.6%，领域间50.0%)。(2)个人领域为x2(2)=1.07，P>0.05，差异不显著。表现为：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都是认为“负性感受”的人数比例最多(领域内51.1%，领域间53.4%)。
对于被试回答“行为者的行为感受”的年级差异，Kruskal Wallis-H检验发现，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四个年级回答习俗领域问题的差异(领域内x2(3)=3.78，p>0.05；领域间x2(3)=1.28，p>0.05)和个人领域问题的差异(领域内x2(3)=3.72，p>0.05；领域间x2(3)=0.29，p>0.05)皆不显著。
3.2中学生被试关于规则制定者的心理理论
根据表3.全体被试关于“规则制定者的看法”，Wilcoxon符号检验发现，被试在不同领域间的观点差异不显著(z=-0.36，p>0.05)。在领域内规则冲突与领域间规则冲突情境下的差异是：(1)习俗领域为x2(2)=1.24，p>0.05，差异不显著。表现为：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认为“老师负面，其他制定者正面”的人数比例都是最多(42.0%和50.0%)。(2)个人领域为x2(2)=6.54，p<0.05，差异显著。表现为：在领域内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三个选项的人数比例比较平均(29.5%，33.0%，37.5%)；而在领域间规则冲突情境下，被试选择“老师负面，其他制定者正面”的人数比例(54.5%)显著多于其他回答。
对于被试回答“规则制定者的看法”的年级差异，Kruskal Wallis-H检验发现，在两种规则冲突情境下，四个年级回答习俗领域问题的差异(领域内x2(3)=2.18，p>0.05；领域间x2(3)=1.63，p>0.05)和个人领域问题的差异(领域内x2(3)=0.83，p>0.05；领域间x2(3)=1.54，p>0.05)皆不显著。 (陈友庆 耿海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