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对青少年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2)
采用Agnew等人(2004)编制的“我中包含多少他人量表(IOS)”作为人际关系测量的工具。该量表用“心理距离”作为人际关系远近的指标，其可靠性和有效性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认可(赵秋荻，刘永芳，段婧，徐莎，2013；刘永芳等，2014；杨帅，黄希庭，陈有国，傅于玲，刘孟超，2014)。量表由7对同等大小但重叠程度不同的圆圈组成(如图1)，其中一个圆代表自己，另一个代表要测量的他人，如爸爸及家人或陌生人。圆圈的重叠程度代表了两人间的心理距离。测量时要求被试选择能代表自己和所给定他人之间心理距离的那对圆圈，并用下面的数字表示。
(2)道德决策情境
道德决策情境采用先前研究者使用的机车道德两难情境故事：
在火车行驶的前方(计划路线)的轨道上有5个人，如果不立刻采取措施让火车停下来，那么5个人会被撞遇难。你当时正站在铁轨旁边，能挽救5人的唯一办法是，你可以扳动道岔让火车驶向另一条(非计划路线)岔道的轨道上，但你发现那条岔道上也有1个人，扳道岔后那个人也会被撞遇难。
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扳动道岔吗？
在这个情境中，先前研究者们一致认为，被试的选择即对应着决策时的两种道德思维方式：选择“扳道岔”反映了个体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选择“不扳道岔”则是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因为选择“扳道岔”，虽然能挽救火车计划路线上的5个人，但非计划路线上那1个遇难的人是无辜的，他的遇难属于决策者“5大于1”即“结果最大化”的思维方式所致：而“不扳道岔”，5个人遇难，那是意外事故发生的“规则”所致。
在上述情境中，无论决策者怎样选择，显然都会有人受到伤害，而本研究认为火车计划路线和非计划路线上的受害者与决策者的人际关系会影响决策者的道德思维方式。为了编制实验材料以实现对情境中人际关系的操纵，本研究事先对人际关系通过预实验进行了确定。选取小学五年级、初二、高二和大二学生各90人(这些人不参加正式实验)，用“我中包含多少他人量表(IOS)”，分别考察了他们与爸爸及其家人、妈妈及其家人和陌生人之间的心理距离，结果如表1。
经配对t检验发现，各年级被试与爸爸及其家人和妈妈及其家人的心理距离均没有显著差异(ts<1.26，ps>0.05)，但在爸爸及其家人或妈妈及其家人与陌生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各年级均有极显著差异(爸爸及其家人一陌生人时：ts>28.12，ps<0.001)；妈妈及其家人-陌生人时：ts>28.65，ps<0.001)。因此，本研究用爸爸及其家人或妈妈及其家人(简称亲人)和陌生人分别替代故事情境中的1人和5人(当1人时亲人用爸爸或妈妈替代)。这样对于情境中在火车计划路线与非计划路线上的受害者与决策者就分别构成了亲人-亲人、亲人-陌生人，陌生人-亲人和陌生人-陌生人四种含有不同人际关系的道德情境。正式实验时，被试随机获得上述四种情境故事中的任意一种情境材料，并通过指导语让被试以“主人公”的身份在情境中做出决策。被试在一个7点量表上给出决策的倾向，1表示绝对不会，4表示不确定，7表示绝对会。
2.3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计划路线受害者：亲人、陌生人)×2(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亲人、陌生人)×4(年级：小五、初二、高二、大二)三因素被试问实验设计。因变量为不同情境中被试的决策倾向。
2.4实验过程
实验为群体施测，纸笔作答，现场回收。每次实测人数在20人左右，单人单座，被试按指导语依次完成“我中包含多少他人量表(IOS)”、情境故事阅读并作答两个环节。施测的整个过程保持安静，直到确定所有被试都阅读并作答完毕后才由主试统一回收实验材料。实验没有时间限制。
2.5数据处理
为了保证正式实验中被试阅读故事情境时所感知到的人际关系，即被试与爸爸或妈妈及其家人和陌生人的心理距离一致，本研究对正式实验中人际关系量表(IOS)中的数据参照预实验中各类关系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见表1)进行筛选，把低于或高于平均值3个标准差的数据删除，然后把符合条件数据用SPSS16.0进行处理。
3 结果
对计划路线受害者和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中四个年级被试的道德决策倾向统计结果如表2。
对被试的道德决策倾向进行2(计划路线受害者：亲人，陌生人)×2(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亲人，陌生人)×4(年级：小五、初二、高二、大二)的方差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计划路线受害者主效应显著，F(1，450)=76.04，η2=0.14，p<0.001，说明在计划路线受害者中，被试对于亲人和陌生人的道德决策存在显著差异，亲人时更倾向于“扳道”，即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
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主效应显著，F(1，450)=87.20，η2=0.16，p<0.001，说明在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中，被试对亲人和陌生人的道德决策存在显著差异，亲人时更倾向于“不扳道”，即采用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
年级主效应显著，F(3，450)=10.57，η2=0.06，p<0.001，进一步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小五和初二被试的道德决策倾向差异不显著(M小学=5.17，M初二=4.96，p>0.05)，高二和大二差异不显著(M高二=4.39，M大二=4.17，p>0.05)，但初二和高二之间差异显著(p<0.001)。表明道德思维方式的发展在初二和高二年级之间有一个质的变化。
计划路线受害者和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交互作用显著，F(1，450)=4.54，η2=0.01，0<0.05，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当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时。被试对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和陌生人的道德决策差异边缘显著，F(1，450)=3.03，p=0.08，对亲人做出“扳道”的决策倾向性低于陌生人(M亲人=4.78，M陌生人=5.82)；当计划路线受害者为陌生人时，被试对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和陌生人的道德决策差异极其显著F(1，450)=13.80，p<0.001，对亲人做出“扳道”的决策倾向性显著低于陌生人(M亲人=3.22，M陌生人=4.87，p<0.001)。表明计划路线受害者为陌生人时，被试决策时的道德思维方式对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与自己的关系最敏感，其差异导致了被试道德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亲人时采用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陌生人时则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简单效应分析同时发现，当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时。被试对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和陌生人的道德决策差异边缘显著，F(1，450)=3.27，p=0.05.亲人时做出“扳道”决策的倾向性高于陌生人：当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陌生人时，被试对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和陌生人的道德决策差异不显著F(1，450)=0.03，p>0.05。表明当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时，被试决策时的道德思维方式对计划路线受害者与自己的关系最敏感。 (封周奇 白学军 陈叶梓)
(2)道德决策情境
道德决策情境采用先前研究者使用的机车道德两难情境故事：
在火车行驶的前方(计划路线)的轨道上有5个人，如果不立刻采取措施让火车停下来，那么5个人会被撞遇难。你当时正站在铁轨旁边，能挽救5人的唯一办法是，你可以扳动道岔让火车驶向另一条(非计划路线)岔道的轨道上，但你发现那条岔道上也有1个人，扳道岔后那个人也会被撞遇难。
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扳动道岔吗？
在这个情境中，先前研究者们一致认为，被试的选择即对应着决策时的两种道德思维方式：选择“扳道岔”反映了个体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选择“不扳道岔”则是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因为选择“扳道岔”，虽然能挽救火车计划路线上的5个人，但非计划路线上那1个遇难的人是无辜的，他的遇难属于决策者“5大于1”即“结果最大化”的思维方式所致：而“不扳道岔”，5个人遇难，那是意外事故发生的“规则”所致。
在上述情境中，无论决策者怎样选择，显然都会有人受到伤害，而本研究认为火车计划路线和非计划路线上的受害者与决策者的人际关系会影响决策者的道德思维方式。为了编制实验材料以实现对情境中人际关系的操纵，本研究事先对人际关系通过预实验进行了确定。选取小学五年级、初二、高二和大二学生各90人(这些人不参加正式实验)，用“我中包含多少他人量表(IOS)”，分别考察了他们与爸爸及其家人、妈妈及其家人和陌生人之间的心理距离，结果如表1。
经配对t检验发现，各年级被试与爸爸及其家人和妈妈及其家人的心理距离均没有显著差异(ts<1.26，ps>0.05)，但在爸爸及其家人或妈妈及其家人与陌生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各年级均有极显著差异(爸爸及其家人一陌生人时：ts>28.12，ps<0.001)；妈妈及其家人-陌生人时：ts>28.65，ps<0.001)。因此，本研究用爸爸及其家人或妈妈及其家人(简称亲人)和陌生人分别替代故事情境中的1人和5人(当1人时亲人用爸爸或妈妈替代)。这样对于情境中在火车计划路线与非计划路线上的受害者与决策者就分别构成了亲人-亲人、亲人-陌生人，陌生人-亲人和陌生人-陌生人四种含有不同人际关系的道德情境。正式实验时，被试随机获得上述四种情境故事中的任意一种情境材料，并通过指导语让被试以“主人公”的身份在情境中做出决策。被试在一个7点量表上给出决策的倾向，1表示绝对不会，4表示不确定，7表示绝对会。
2.3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计划路线受害者：亲人、陌生人)×2(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亲人、陌生人)×4(年级：小五、初二、高二、大二)三因素被试问实验设计。因变量为不同情境中被试的决策倾向。
2.4实验过程
实验为群体施测，纸笔作答，现场回收。每次实测人数在20人左右，单人单座，被试按指导语依次完成“我中包含多少他人量表(IOS)”、情境故事阅读并作答两个环节。施测的整个过程保持安静，直到确定所有被试都阅读并作答完毕后才由主试统一回收实验材料。实验没有时间限制。
2.5数据处理
为了保证正式实验中被试阅读故事情境时所感知到的人际关系，即被试与爸爸或妈妈及其家人和陌生人的心理距离一致，本研究对正式实验中人际关系量表(IOS)中的数据参照预实验中各类关系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见表1)进行筛选，把低于或高于平均值3个标准差的数据删除，然后把符合条件数据用SPSS16.0进行处理。
3 结果
对计划路线受害者和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中四个年级被试的道德决策倾向统计结果如表2。
对被试的道德决策倾向进行2(计划路线受害者：亲人，陌生人)×2(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亲人，陌生人)×4(年级：小五、初二、高二、大二)的方差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计划路线受害者主效应显著，F(1，450)=76.04，η2=0.14，p<0.001，说明在计划路线受害者中，被试对于亲人和陌生人的道德决策存在显著差异，亲人时更倾向于“扳道”，即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
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主效应显著，F(1，450)=87.20，η2=0.16，p<0.001，说明在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中，被试对亲人和陌生人的道德决策存在显著差异，亲人时更倾向于“不扳道”，即采用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
年级主效应显著，F(3，450)=10.57，η2=0.06，p<0.001，进一步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小五和初二被试的道德决策倾向差异不显著(M小学=5.17，M初二=4.96，p>0.05)，高二和大二差异不显著(M高二=4.39，M大二=4.17，p>0.05)，但初二和高二之间差异显著(p<0.001)。表明道德思维方式的发展在初二和高二年级之间有一个质的变化。
计划路线受害者和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交互作用显著，F(1，450)=4.54，η2=0.01，0<0.05，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当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时。被试对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和陌生人的道德决策差异边缘显著，F(1，450)=3.03，p=0.08，对亲人做出“扳道”的决策倾向性低于陌生人(M亲人=4.78，M陌生人=5.82)；当计划路线受害者为陌生人时，被试对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和陌生人的道德决策差异极其显著F(1，450)=13.80，p<0.001，对亲人做出“扳道”的决策倾向性显著低于陌生人(M亲人=3.22，M陌生人=4.87，p<0.001)。表明计划路线受害者为陌生人时，被试决策时的道德思维方式对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与自己的关系最敏感，其差异导致了被试道德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亲人时采用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陌生人时则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简单效应分析同时发现，当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时。被试对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和陌生人的道德决策差异边缘显著，F(1，450)=3.27，p=0.05.亲人时做出“扳道”决策的倾向性高于陌生人：当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陌生人时，被试对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和陌生人的道德决策差异不显著F(1，450)=0.03，p>0.05。表明当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时，被试决策时的道德思维方式对计划路线受害者与自己的关系最敏感。 (封周奇 白学军 陈叶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