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对青少年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3)
计划路线受害者和年级交互作用显著，F(3，450)=8.07.η2=0.05.p<0.001。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在计划路线受害者为陌生人和亲人条件下小五学生的道德决策倾向差异不显著(F<1，p>0.05)，都采用结果导向的道德思维方式决策。初二年级差异边缘显著，F(1，450)=2.81，p=0.09，但都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M亲人=5.41，M陌生人=4.52)，表明初二年级被试的道德思维方式受人际关系的影响处于一个变化的临界状态。高二和大二的差异均显著，F高二=17.75，F大二=13.83，p<0.001。表现为高二和大二被试的道德思维方式随着计划路线受害者与自己的关系改变而发生显著变化，亲人时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陌生人时采用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亲人时M高二=5.37，M大二=5.11；陌生人时M高二=3.43，M大二=3.22)。
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与年级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3，450)=1.83，η2=0.01，p>0.05；计划路线受害者、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与年级交互效应不显著，F(3，450)=0.84，η2=0.001，p>0.05。
4 讨论
4.1人际关系对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
依据Rai和Fiske(2011)的道德人际关系规则理论，本研究以机车困境重点考察道德情境中人际关系变化对个体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先前研究用同样和类似的情境研究发现，当情境中的人际关系都为陌生人时，被试倾向于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做决策。因此本研究假设，如果人际关系对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没有影响，那么无论情境中的人际关系如何变化。判断者在该困境中的道德思维方式都趋于不变，即都倾向于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来决策。
本研究发现，实验所操纵的计划路线受害者和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与决策者的人际关系都显著的影响了决策者的道德思维方式，且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表明道德情境中的人际关系影响了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这与本研究预期相一致。具体的说，当计划路线受害者和非计划路线受害者都为亲人或陌生人时。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趋于一致，都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做决策，即在陌生人条件下，本研究与先前研究者的结果一致。而本研究把先前研究结果的适用范围拓展到了亲人条件。但在亲人一陌生人条件下，研究发现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对道德思维方式有显著影响。更进一步来说，本研究表明当计划路线受害者为陌生人时，决策者对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与自己的关系最敏感，其差异导致了决策者道德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而当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时，决策者对计划路线受害者与自己的关系最敏感。这表明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敏感于情境中既定的人际关系，具体表现为当计划路线受害者为陌生人而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时，个体都倾向于采用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做决策，而当人际情况反过来时个体又倾向于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但总的特征是，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个体都倾向于做出有利于亲人的道德决策，这与本研究的预期相一致。总体上本研究的发现与研究者的结论相一致。即个体对于规则的遵守会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会倾向于采用有利于自己或亲人的思维方式做出决策。但本研究与其他研究者(林芳芳，2010；郑睦凡，赵俊华，2013)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他们采用了“模糊他人”(如亲人，好朋友等)，而不是心理距离更小的“具体他人”(如你自己、爸爸或妈妈等)所导致的。总之，实验的结果基本与本研究的预期相一致，支持了道德人际关系规则理论。
4.2人际关系对道德思维方式影响的发展特征
科尔伯格(1984)认为个体的认知发展水平和社会经验共同影响了个体道德思维的发展。青少年正处在结果导向和规则导向两种道德思维方式交叉存在的发展阶段，人际关系和人际期待等外在因素对青少年的道德判断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中，年级主效应、人际关系的交互效应和计划路线受害者与年级的交互效应都显著，这表明青少年的道德思维方式在整体上受到了个体认知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社会性因素层面受到了人际关系以及年龄与人际关系共同作用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整体上与先前研究者的结论相一致。具体而言。在都为亲人或陌生人的人际关系情境中，总体上被试虽然都倾向于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做决策，但随着年级的增高这种思维的倾向在逐步减弱，即规则导向的思维倾向逐渐增强。而在亲人与陌生人情境中，被试的道德思维方式则表现为各年级水平上的显著差异性，小学五年级始终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即使舍去家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初二虽然也始终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但在向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方向转变的程度上已经十分显著，表明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共同存在和剧烈冲突，这也预示了两种道德思维方式发生实质性转变的具体阶段，所以本研究认为人际关系对青少年道德思维方式影响的转折期在初二和高二之间。高二和大二被试的道德思维方式没有差异，都表现为依据情境是否有利于亲人而采用规则导向或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做决策，因此本研究认为人际关系对青少年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在高二以后趋于稳定，但同时表现出了道德思维方式基于人际关系的灵活性特征。
5 结论
在本研究条件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受到道德情境中人际关系的影响，研究支持了道德人际关系规则理论。随着年级增高人际关系对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逐渐增强，转折点在初二与高二之间。 (封周奇 白学军 陈叶梓)
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与年级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3，450)=1.83，η2=0.01，p>0.05；计划路线受害者、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与年级交互效应不显著，F(3，450)=0.84，η2=0.001，p>0.05。
4 讨论
4.1人际关系对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
依据Rai和Fiske(2011)的道德人际关系规则理论，本研究以机车困境重点考察道德情境中人际关系变化对个体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先前研究用同样和类似的情境研究发现，当情境中的人际关系都为陌生人时，被试倾向于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做决策。因此本研究假设，如果人际关系对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没有影响，那么无论情境中的人际关系如何变化。判断者在该困境中的道德思维方式都趋于不变，即都倾向于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来决策。
本研究发现，实验所操纵的计划路线受害者和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与决策者的人际关系都显著的影响了决策者的道德思维方式，且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表明道德情境中的人际关系影响了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这与本研究预期相一致。具体的说，当计划路线受害者和非计划路线受害者都为亲人或陌生人时。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趋于一致，都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做决策，即在陌生人条件下，本研究与先前研究者的结果一致。而本研究把先前研究结果的适用范围拓展到了亲人条件。但在亲人一陌生人条件下，研究发现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对道德思维方式有显著影响。更进一步来说，本研究表明当计划路线受害者为陌生人时，决策者对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与自己的关系最敏感，其差异导致了决策者道德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而当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时，决策者对计划路线受害者与自己的关系最敏感。这表明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敏感于情境中既定的人际关系，具体表现为当计划路线受害者为陌生人而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时，个体都倾向于采用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做决策，而当人际情况反过来时个体又倾向于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但总的特征是，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个体都倾向于做出有利于亲人的道德决策，这与本研究的预期相一致。总体上本研究的发现与研究者的结论相一致。即个体对于规则的遵守会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会倾向于采用有利于自己或亲人的思维方式做出决策。但本研究与其他研究者(林芳芳，2010；郑睦凡，赵俊华，2013)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他们采用了“模糊他人”(如亲人，好朋友等)，而不是心理距离更小的“具体他人”(如你自己、爸爸或妈妈等)所导致的。总之，实验的结果基本与本研究的预期相一致，支持了道德人际关系规则理论。
4.2人际关系对道德思维方式影响的发展特征
科尔伯格(1984)认为个体的认知发展水平和社会经验共同影响了个体道德思维的发展。青少年正处在结果导向和规则导向两种道德思维方式交叉存在的发展阶段，人际关系和人际期待等外在因素对青少年的道德判断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中，年级主效应、人际关系的交互效应和计划路线受害者与年级的交互效应都显著，这表明青少年的道德思维方式在整体上受到了个体认知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社会性因素层面受到了人际关系以及年龄与人际关系共同作用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整体上与先前研究者的结论相一致。具体而言。在都为亲人或陌生人的人际关系情境中，总体上被试虽然都倾向于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做决策，但随着年级的增高这种思维的倾向在逐步减弱，即规则导向的思维倾向逐渐增强。而在亲人与陌生人情境中，被试的道德思维方式则表现为各年级水平上的显著差异性，小学五年级始终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即使舍去家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初二虽然也始终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但在向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方向转变的程度上已经十分显著，表明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共同存在和剧烈冲突，这也预示了两种道德思维方式发生实质性转变的具体阶段，所以本研究认为人际关系对青少年道德思维方式影响的转折期在初二和高二之间。高二和大二被试的道德思维方式没有差异，都表现为依据情境是否有利于亲人而采用规则导向或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做决策，因此本研究认为人际关系对青少年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在高二以后趋于稳定，但同时表现出了道德思维方式基于人际关系的灵活性特征。
5 结论
在本研究条件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受到道德情境中人际关系的影响，研究支持了道德人际关系规则理论。随着年级增高人际关系对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逐渐增强，转折点在初二与高二之间。 (封周奇 白学军 陈叶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