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的差异：来自基因、大脑的证据(1)
摘 要 文章以“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这一基本文化差异维度为基础，围绕文化、基因和大脑之间的关系，介绍了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研究显示当人类执行各种文化任务时，那些为人类生存提供有力帮助的基因会被选择和保留下来；在自我表征，注意和知觉，决策、情绪和意向推断等心理状态或过程上的“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文化差异都可追溯到脑功能的差异。研究者先后提出社会脑假设、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论、神经一文化交互作用模型等理论来解释基因、文化与大脑交互作用的现象。文章分析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文化差异，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基因，大脑。
分类号 B849
1 前言
在心理学发展的历程中，始终存在着“先天”和“环境”之争，随着来自两方面的争论不断的加强.研究者们也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寻求支持两方面的证据。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影响，许多心理学家逐渐认识到文化所起到的巨大的作用，对衍生出来的文化差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最初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行为层面的研究方法来证明存在于不同种群中的心理现象的文化差异。这样的研究，为文化差异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一，在行为层面有时不能发现存在的文化差异，但并不表示文化差异并不存在，通过对神经机制的观察能够提供更充分的证据：其二，相同的外显行为背后到底是否存在着不同的神经活动机制也有待讨论：其三，不同文化群体执行某种相同的文化任务时，认同程度也是不同的(Kitayama &Park，2010)。这些都可以通过对神经机制的研究来获得。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和发展，研究者运用fMRI， ERP将大脑与文化差异研究连接了起来，发展出了像文化神经科学这样的学科。同时，近期关于神经可塑性的大量研究成果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某些群体行为模式或脚本行为序列(也被称为文化实践和任务)，如果出现长期的、大量的重复可能会塑造和改变大脑的神经通路，最终会造成不同种群之间的心理差异和行为羞异。
同时，对于文化差异的研究人多都基于某个维度展开，研究者先后从经济民发展水平(发达的与发展中的)、工业化程度、社会经济地位(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劳作方式(农耕与放牧)、认知分析方式(整体与分析)等因素对文化差异进行了广泛的分析。有关文化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Hofstede( 2001)提出了五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长期与短期导向；男子气与女子气。从近期文献来看，研究者对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维度的研究最多( Taras，et a1.，2014)。研究者普遍认为从属于个体主义的个人认为自我独立于他人，注重对个人成就的追求，能够依照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行事，强调工作的结果。个体主义文化更看重自己的成就和幸福而非团体的目标和要求。而一个从属于集体主义的个体则认为自我是建立在与团体成员相互依赖的基础之上，自己应顺从团体的目标，按照团体的规范行事，重视建立良好的团体内的相互关系。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会自觉维护集体利益，而非追求个人成就。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以“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这一基本文化差异维度为基础，围绕文化、基因和大脑之间的关系，介绍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分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2 基因与文化
基因是遗传的物质基础，对于人类的生理机制有重要的作用。Uskul和Kitayama (2011)基于对“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这一文化维度下生活的不同种群，研究发现某些简单的基因突变的频率(被称作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极大的受当地生态和文化的影响。在合适的文化环境下，相对应的基因对于智力和行为的特殊的方面有重要的影响(Green，et a1.，2008)。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等位基因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多态(5-HTTLPR)和多巴胺D4受体(DRD4)基因第三外显子多态这两个基因在“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这一文化维度下出现的频率有很大的差异，可以看作是对应文化对对应基因的选择，相宜基因对相宜文化的延续。正如后面将要介绍的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理论所述，具有优势的文化特质，即集体主义、个体主义会在适应文化环境的作用下.在种群中被不断选择从而造成了频率的差异(Kim&Sasaki，2014)。
其中，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多态(5-HTTLPR)它主要有2种等位基因：一种为14倍重复的短等位基因(S)，一种为16倍重复的长等位基因(L)。5-HT作为中枢神经系统中的重要神经递质除了与睡眠、食欲、痛苦感觉、性功能、记忆和情绪相关，同时也和抑郁症和自杀相关(Plieger， etal.，2014)。Canli和Lesch (2007)研究发现不同种群间5-H TTLPR等位基因出现频率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例如： (S)等位基因在东亚人群中十分普遍( 0.70-0.80)，与非拉丁美洲裔白人(0.41)、太平洋岛屿亚洲人(0.64)、拉丁美洲人(0.56)、非洲裔美国人(0.35)等有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存在说明，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适宜的优势基因受适宜的优势文化特质(“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的影响，在不同文化特质的影响下选择适宜的基因延续种群，实现优良的发展。
多巴胺D4受体( DRD4)基因第三外显子多态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新奇寻求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基因第三外显子多态在白种美国人中相当普遍，但它们在亚洲人中却几乎不存在。Kitaya-ma等(2014)认为那种长等位基因的DRD4在新奇的、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更易被选择和保留。而这种敢于挑战、敢于冒险的特性更多的出现在崇尚个体主义的种群中，很少出现在集体主义种群中。可想而知，农耕的劳作方式很少需要这种基因的帮助，而面对严峻的生活环境，游牧的生活方式更需要这种基因的帮助。
可见，当人类执行各种文化任务时.那些为人类生存提供有力帮助的基因也许因此被选择和保留了下来(Kitayama & Cohen，2010)。因为不同的种族面对的生存挑战是不同的，所以被选择保留的基因也是不同的，这就是所谓的择其适者。因此，要完全理解文化差异起源的心理过程，基因这个因素必须要被考虑。未来研究在继续揭示大脑、文化和基因三者相互关系的同时，三者之间动态关系机制的探讨也将成为极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丁小斌 赵楠)
关键词 文化差异，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基因，大脑。
分类号 B849
1 前言
在心理学发展的历程中，始终存在着“先天”和“环境”之争，随着来自两方面的争论不断的加强.研究者们也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寻求支持两方面的证据。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影响，许多心理学家逐渐认识到文化所起到的巨大的作用，对衍生出来的文化差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最初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行为层面的研究方法来证明存在于不同种群中的心理现象的文化差异。这样的研究，为文化差异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一，在行为层面有时不能发现存在的文化差异，但并不表示文化差异并不存在，通过对神经机制的观察能够提供更充分的证据：其二，相同的外显行为背后到底是否存在着不同的神经活动机制也有待讨论：其三，不同文化群体执行某种相同的文化任务时，认同程度也是不同的(Kitayama &Park，2010)。这些都可以通过对神经机制的研究来获得。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和发展，研究者运用fMRI， ERP将大脑与文化差异研究连接了起来，发展出了像文化神经科学这样的学科。同时，近期关于神经可塑性的大量研究成果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某些群体行为模式或脚本行为序列(也被称为文化实践和任务)，如果出现长期的、大量的重复可能会塑造和改变大脑的神经通路，最终会造成不同种群之间的心理差异和行为羞异。
同时，对于文化差异的研究人多都基于某个维度展开，研究者先后从经济民发展水平(发达的与发展中的)、工业化程度、社会经济地位(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劳作方式(农耕与放牧)、认知分析方式(整体与分析)等因素对文化差异进行了广泛的分析。有关文化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Hofstede( 2001)提出了五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长期与短期导向；男子气与女子气。从近期文献来看，研究者对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维度的研究最多( Taras，et a1.，2014)。研究者普遍认为从属于个体主义的个人认为自我独立于他人，注重对个人成就的追求，能够依照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行事，强调工作的结果。个体主义文化更看重自己的成就和幸福而非团体的目标和要求。而一个从属于集体主义的个体则认为自我是建立在与团体成员相互依赖的基础之上，自己应顺从团体的目标，按照团体的规范行事，重视建立良好的团体内的相互关系。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会自觉维护集体利益，而非追求个人成就。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以“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这一基本文化差异维度为基础，围绕文化、基因和大脑之间的关系，介绍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分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2 基因与文化
基因是遗传的物质基础，对于人类的生理机制有重要的作用。Uskul和Kitayama (2011)基于对“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这一文化维度下生活的不同种群，研究发现某些简单的基因突变的频率(被称作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极大的受当地生态和文化的影响。在合适的文化环境下，相对应的基因对于智力和行为的特殊的方面有重要的影响(Green，et a1.，2008)。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等位基因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多态(5-HTTLPR)和多巴胺D4受体(DRD4)基因第三外显子多态这两个基因在“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这一文化维度下出现的频率有很大的差异，可以看作是对应文化对对应基因的选择，相宜基因对相宜文化的延续。正如后面将要介绍的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理论所述，具有优势的文化特质，即集体主义、个体主义会在适应文化环境的作用下.在种群中被不断选择从而造成了频率的差异(Kim&Sasaki，2014)。
其中，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多态(5-HTTLPR)它主要有2种等位基因：一种为14倍重复的短等位基因(S)，一种为16倍重复的长等位基因(L)。5-HT作为中枢神经系统中的重要神经递质除了与睡眠、食欲、痛苦感觉、性功能、记忆和情绪相关，同时也和抑郁症和自杀相关(Plieger， etal.，2014)。Canli和Lesch (2007)研究发现不同种群间5-H TTLPR等位基因出现频率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例如： (S)等位基因在东亚人群中十分普遍( 0.70-0.80)，与非拉丁美洲裔白人(0.41)、太平洋岛屿亚洲人(0.64)、拉丁美洲人(0.56)、非洲裔美国人(0.35)等有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存在说明，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适宜的优势基因受适宜的优势文化特质(“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的影响，在不同文化特质的影响下选择适宜的基因延续种群，实现优良的发展。
多巴胺D4受体( DRD4)基因第三外显子多态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新奇寻求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基因第三外显子多态在白种美国人中相当普遍，但它们在亚洲人中却几乎不存在。Kitaya-ma等(2014)认为那种长等位基因的DRD4在新奇的、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更易被选择和保留。而这种敢于挑战、敢于冒险的特性更多的出现在崇尚个体主义的种群中，很少出现在集体主义种群中。可想而知，农耕的劳作方式很少需要这种基因的帮助，而面对严峻的生活环境，游牧的生活方式更需要这种基因的帮助。
可见，当人类执行各种文化任务时.那些为人类生存提供有力帮助的基因也许因此被选择和保留了下来(Kitayama & Cohen，2010)。因为不同的种族面对的生存挑战是不同的，所以被选择保留的基因也是不同的，这就是所谓的择其适者。因此，要完全理解文化差异起源的心理过程，基因这个因素必须要被考虑。未来研究在继续揭示大脑、文化和基因三者相互关系的同时，三者之间动态关系机制的探讨也将成为极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丁小斌 赵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