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夫妻互动行为对婚姻质量的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2)
其二，过往研究把夫妻互动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混淆了夫妻日常沟通中一大部分的不带强烈感情色彩的“卷入行为”，如对对方的话进行简短回应，表达自己的观点，陈述问题的缘由，提出问题解决的可能方案等。有研究把这些不带强烈感情色彩的行为和带有高强度的积极情绪如“温暖支持”“表达赞赏”等行为都合并为“积极行为”(如Markman，Rhoades，Stanley，Ragan，&Whitton，2010)。而Williamson等(2011)的研究发现，这类行为无法与“温暖支持”等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行为归属为一类，它们代表了另一个不同概念。琚晓燕(2013)的研究证实，上述这类行为是独立于积极和消极行为的第三类行为，并命名为“积极卷入”。在本研究中，拟采用此分类方法，以探索此类行为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作用。
其三，过往研究受到社会学习理论的影响，大多数采用了“冲突解决”的任务范式，而较少关注夫妻生活中的一些积极情境，这样的互动背景限制了积极行为的发生和有效测量(Markman et a1.，2010)。受到积极心理学和亲密进程理论的引领，“社会支持”任务范式也成为研究夫妻互动中典型的范式之一(Pasch&Bradburv，1998)。本研究拟同时采用两种任务范式，在每种任务中，分别由丈夫和妻子各自提出自己想要讨论的话题，以探索丈夫和妻子在自己和对方话题中三种互动行为的不同特点，及其对即时满意度和婚姻质量的不同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选取结婚3年内没有小孩的夫妻作为研究对象。新婚阶段是夫妻互动模式的磨合期，选择这个阶段的夫妻，也能尽量排除其他因素(子女教育、原生家庭卷入)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采用实验室观察法对夫妻互动中的两种典型情境(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中的互动行为进行录像并编码，以探索丈夫和妻子在不同情境下，不同话题提出人的互动中，各自的积极行为消极行为和积极卷入行为的特点，以及各行为对婚娴质量在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两个水平上的不同影响力，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被试为结婚三年内没有小孩，且夫妻双方均为初婚的北京地区夫妻。研究人员通过网络招募的形式发布广告，确认符合条件并愿意参与研究的有效被试为106对。主试与夫妻预约时间和地点实施研究。有4.7%的实验在被试家里完成，在实验室完成实验的被试占总数的95.3%。被试的基本人口学变量如表1。
从婚龄来看，结婚一年内的59对。占55.7%，结婚两年内的24对，占23.1%，结婚三年内的23对，占20.2%。丈夫的学历情况：高中学历的占1.9%，大专学历的占11.3%，本科学历的占36.8%，研究生及其以上的占50%。妻子的学历情况：初中学历的占0.9%。高中学历的占2.8%，大专学历的占4.7%，本科学历的占38.8%，研究生及其以上的占52.8%。从表中可以看出，丈夫和妻子的受教育年限没有差别，年龄和月收入丈夫显著大于妻子。
2.2研究程序
观察研究参考Gottman(1979)，Paseh和Bradbury(1998)的实施程序。先签署知情同意书。强调保密原则。夫妻先独立完成问卷填写。然后再进行“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两个任务谈话，谈话过程被录制。实验先进行问题解决任务，再进行社会支持任务。以避免被试带着消极情绪结束实验。在每个任务中，夫妻各自选择一个话题讨论10分钟，顺序随机。在“问题解决”任务中，要求夫妻双方各选一个自己认为婚姻中需要解决的冲突，尽量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在“社会支持”任务中，要求夫妻双方各选一个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者对自己不满意想要改变和提升的方面来讨论，且这个方面没有引发过夫妻冲突(为了和问题解决情境区分)。要求夫妻以平常的方式对对方进行回应。实验结束后夫妻一共获得150元的报酬作为回报。
2.3研究工具
2.3.1互动行为编码
由4名心理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的编码小组对夫妻的录像材料进行编码。编码体系采用中文版的Iowa Familv Interaction Rafing Scales(简称IFIRS)(琚晓燕，2013)，对夫妻互动中出现的13种行为进行编码。在编码工作正式开始之前，编码人员参加了每周10小时(包括2小时的手册阅读，4小时的培训讲解，4小时的课后练习)、历时3个月的培训，并在最终标准录像测试中达到78%的正确率。编码工作开始之后，4名编码人员每天参加一次两小时的编码一致性培训，该培训包括许多结构化活动(比如。观摩特殊编码案例，练习编码者一致性较低的编码)，以减少编码偏差，确保准确性。
编码人员对每个互动任务观看2-3次，根据丈夫和妻子在互动过程中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记录某种行为出现的频率和强度，最后综合各行为出现的频率和强度给丈夫和妻子的行为分别评分。13种行为分为三个因素，积极情绪、消极行为和积极卷入。积极情绪包含了肢体情感、温暖支持、幽默玩笑3种行为。这三种行为的共同特点是互动者通过肢体动作(如抚摸、拍一拍、微笑等)或言语行为(赞美对方、鼓励对方、安慰对方、逗乐)表达温暖支持等强度较高的积极情绪：消极行为包含敌意、质问、控制、否认、抱怨、心理攻击6种行为。这些行为的共同特点是：互动者的言语和非言语内容都非常消极，他们通过质问、指责、抱怨、讽刺等行为表达对对方的不满；积极卷入包含了有效沟通、倾听反应、回避(反向)、问题解决4种行为，这个维度表示互动者能够倾听对方、中立或积极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想办法解决问题、不回避问题，能够积极卷入谈话的行为。
为评估一致性信度，编码人员对前20%的录像进行独立的二次编码(每位编码者与另外3位编码者至少有一次重复独立编码的机会，以确保小组的编码标准一致)。如果两人的编码分数不一致，进行协商修正以得到最终的一致分数(如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报送小组讨论，确定最终标准)。在编码一致性达到统计学标准后再对剩余的录像进行编码(录像随机分配给4位编码人员)。对于不同编码者评分一致性的评估，一般采用ICC作为指标(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ICC，McGraw&Wong，1996)。本研究中每个互动中丈夫和妻子在各个因子上的ICC在0.75-0.94之间，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2。 (琚晓燕 李晓敏 谢庆红 曹洪健 方晓义)
其三，过往研究受到社会学习理论的影响，大多数采用了“冲突解决”的任务范式，而较少关注夫妻生活中的一些积极情境，这样的互动背景限制了积极行为的发生和有效测量(Markman et a1.，2010)。受到积极心理学和亲密进程理论的引领，“社会支持”任务范式也成为研究夫妻互动中典型的范式之一(Pasch&Bradburv，1998)。本研究拟同时采用两种任务范式，在每种任务中，分别由丈夫和妻子各自提出自己想要讨论的话题，以探索丈夫和妻子在自己和对方话题中三种互动行为的不同特点，及其对即时满意度和婚姻质量的不同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选取结婚3年内没有小孩的夫妻作为研究对象。新婚阶段是夫妻互动模式的磨合期，选择这个阶段的夫妻，也能尽量排除其他因素(子女教育、原生家庭卷入)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采用实验室观察法对夫妻互动中的两种典型情境(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中的互动行为进行录像并编码，以探索丈夫和妻子在不同情境下，不同话题提出人的互动中，各自的积极行为消极行为和积极卷入行为的特点，以及各行为对婚娴质量在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两个水平上的不同影响力，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被试为结婚三年内没有小孩，且夫妻双方均为初婚的北京地区夫妻。研究人员通过网络招募的形式发布广告，确认符合条件并愿意参与研究的有效被试为106对。主试与夫妻预约时间和地点实施研究。有4.7%的实验在被试家里完成，在实验室完成实验的被试占总数的95.3%。被试的基本人口学变量如表1。
从婚龄来看，结婚一年内的59对。占55.7%，结婚两年内的24对，占23.1%，结婚三年内的23对，占20.2%。丈夫的学历情况：高中学历的占1.9%，大专学历的占11.3%，本科学历的占36.8%，研究生及其以上的占50%。妻子的学历情况：初中学历的占0.9%。高中学历的占2.8%，大专学历的占4.7%，本科学历的占38.8%，研究生及其以上的占52.8%。从表中可以看出，丈夫和妻子的受教育年限没有差别，年龄和月收入丈夫显著大于妻子。
2.2研究程序
观察研究参考Gottman(1979)，Paseh和Bradbury(1998)的实施程序。先签署知情同意书。强调保密原则。夫妻先独立完成问卷填写。然后再进行“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两个任务谈话，谈话过程被录制。实验先进行问题解决任务，再进行社会支持任务。以避免被试带着消极情绪结束实验。在每个任务中，夫妻各自选择一个话题讨论10分钟，顺序随机。在“问题解决”任务中，要求夫妻双方各选一个自己认为婚姻中需要解决的冲突，尽量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在“社会支持”任务中，要求夫妻双方各选一个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者对自己不满意想要改变和提升的方面来讨论，且这个方面没有引发过夫妻冲突(为了和问题解决情境区分)。要求夫妻以平常的方式对对方进行回应。实验结束后夫妻一共获得150元的报酬作为回报。
2.3研究工具
2.3.1互动行为编码
由4名心理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的编码小组对夫妻的录像材料进行编码。编码体系采用中文版的Iowa Familv Interaction Rafing Scales(简称IFIRS)(琚晓燕，2013)，对夫妻互动中出现的13种行为进行编码。在编码工作正式开始之前，编码人员参加了每周10小时(包括2小时的手册阅读，4小时的培训讲解，4小时的课后练习)、历时3个月的培训，并在最终标准录像测试中达到78%的正确率。编码工作开始之后，4名编码人员每天参加一次两小时的编码一致性培训，该培训包括许多结构化活动(比如。观摩特殊编码案例，练习编码者一致性较低的编码)，以减少编码偏差，确保准确性。
编码人员对每个互动任务观看2-3次，根据丈夫和妻子在互动过程中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记录某种行为出现的频率和强度，最后综合各行为出现的频率和强度给丈夫和妻子的行为分别评分。13种行为分为三个因素，积极情绪、消极行为和积极卷入。积极情绪包含了肢体情感、温暖支持、幽默玩笑3种行为。这三种行为的共同特点是互动者通过肢体动作(如抚摸、拍一拍、微笑等)或言语行为(赞美对方、鼓励对方、安慰对方、逗乐)表达温暖支持等强度较高的积极情绪：消极行为包含敌意、质问、控制、否认、抱怨、心理攻击6种行为。这些行为的共同特点是：互动者的言语和非言语内容都非常消极，他们通过质问、指责、抱怨、讽刺等行为表达对对方的不满；积极卷入包含了有效沟通、倾听反应、回避(反向)、问题解决4种行为，这个维度表示互动者能够倾听对方、中立或积极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想办法解决问题、不回避问题，能够积极卷入谈话的行为。
为评估一致性信度，编码人员对前20%的录像进行独立的二次编码(每位编码者与另外3位编码者至少有一次重复独立编码的机会，以确保小组的编码标准一致)。如果两人的编码分数不一致，进行协商修正以得到最终的一致分数(如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报送小组讨论，确定最终标准)。在编码一致性达到统计学标准后再对剩余的录像进行编码(录像随机分配给4位编码人员)。对于不同编码者评分一致性的评估，一般采用ICC作为指标(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ICC，McGraw&Wong，1996)。本研究中每个互动中丈夫和妻子在各个因子上的ICC在0.75-0.94之间，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2。 (琚晓燕 李晓敏 谢庆红 曹洪健 方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