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夫妻互动行为对婚姻质量的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3)
2.3.2即时效应指标：互动满意度
互动满意度是邀请夫妻在每个互动结束后，对刚才谈话的满意程度进行打分，作为即时效应的指标。互动满意度量表包含1个问题，“你对刚才谈话的满意度程度如何？”5点量表，得分越高，表示对互动过程越满意。
2.3.3状态效应指标：婚姻质量
采用Norton在1983年编制的婚姻质量指数量表(Quality Marriage Index，QMI)，用来测量被试对婚姻关系的总体评价与满意度，代表状态效应指标。该量表共6个条目，前5题采用7点计分，最后一题采用10点计分。6个条目的总分代表婚姻质量，分数越高，表明婚姻质量越高。在本研究中，丈夫和妻子婚姻质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3和0.94。
2.4数据整理和分析
采用描述统计分析丈夫和妻子互动行为的特点：采用AMOS7.0建构夫妻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的主客体互倚模型。
3结果
3.1夫妻互动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和夫妻差异分析
首先对丈夫和妻子在四个互动中各因子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夫妻差异分析(见表3)，并对丈夫和妻子的行为变量与自己和对方婚姻质量和互动满意度的相关进行分析(见表4)。从表3可以看出，妻子在4个互动中的消极行为均高于丈夫的消极行为(ps<0.05)。在妻子问题解决和丈夫社会支持话题中，妻子的积极卷入均大于丈夫(ps<0.01)。妻子的积极情绪只在丈夫的社会支持话题中高于丈夫(p<0.001)，其他互动中无显著差异。
从表4可以看出，丈夫的行为变量与互动满意度的相关显著的有19个，相关系数在0.2l-0.42之间，(ps<0.05)；妻子的行为变量与互动满意度的相关显著的有19个，相关系数在0.22-0.44之间，(ps<0.05)；丈夫的行为变量与婚姻质量的相关显著的有13个，相关系数在0.21-0.43之间，(ps<0.05)；妻子的行为变量与婚姻质量的相关显著的系数有6个，相关系数在0.20-0.24之间，(ps<0.05)。
3.2夫妻互动行为即时效应分析
为了探索丈夫和妻子在各个互动中的行为对婚姻质量的即时效应，我们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4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对丈夫和妻子各行为的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进行分析(Kenny，Kashy，&Cook，2006)。APIM同时考察外因变量对本人的结果变量的影响(主体效应)，也考察外因变量对对方结果变量的影响(客体效应)；同时，要求外因变量之间两两相关，结果变量的残差相关。这样保证了任何一个X变量对Y变量进行预测时，已经控制了其他X变量的效应。因此，APIM是一个饱和模型(Cook&Kennv，2005)。它的卡方和自由度均为0，NFI，IFI，CFI的值均为1.00，模型只有唯一的解(吴明隆，2009)，TLI和RMSEA等相对指数无需估计。在本研究中，根据不同的情境和不同的效应分别建立模型，共建立8个模型。鉴于APIM是饱和模型，模型完全适配，模型的拟合指数见上文的陈述，不再一一列出。下面我们分别看一下各行为的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的大小及显著性。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丈夫的问题解决情境中，丈夫的积极卷入(γ=0.25，CR=2.31，p<0.05)和积极情绪(γ=0.27，CR=2.60，p<0.01)的对互动满意度主体效应显著；妻子的消极行为对互动满意度的主体效应(γ=-0.25，CR=-2.34，0<0.05)和客体效应(γ=-0.25，CR=-2.37，p<0.05)均显著，其他行为的预测力均不显著.
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妻子的问题解决情境中，丈夫的积极卷入的客体效应显著(γ=0.22，CR=2.3l，p<0.05)，其他行为的预测力均不显著。
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丈夫的社会支持情境中，丈夫的消极行为的主体效应显著(γ=0.22，CR=-2.25，p<0.05)，其他行为的预测力均不显著。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妻子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妻子消极行为的主体效应(γ=0.32，CR=-2.75，p<0.01)和客体效应(γ=-0.25，CR=-2.59，p<0.05)均显著，其他行为的预测力均不显著。
3.3夫妻互动行为状态效应分析
采用婚姻质量作为状态效应的预测变量，夫妻在各个情境中的互动行为作为自变量，建立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如下。
从图5中可以看出，在丈夫的问题解决情境中，丈夫的积极卷入的主体效应(γ=0.34，CR=2.82，p<0.01)和客体效应(γ=0.25，CR=1.98，p<0.05)均显著；妻子的积极情绪对妻子的婚姻质量预测显著(γ=0.26，CR=2.06，p<0.05)，其他行为的预测力均不显著。
从图6中可以看出，在妻子的问题解决情境中，丈夫的积极卷入的主体效应(γ=0.3l，CR=2.99，p<0.01)显著；丈夫的积极情绪(γ=0.26，CR=2.13，p<0.05)和丈夫的消极行为的客体效应(γ=-0.24，CR=-2.22，p<0.05)显著，其他行为的预测力均不显著。
从图7中可以看出，在丈夫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只有丈夫的积极卷入的主体效应(γ=0.28，CR=2.01，p<0.05)显著；其他行为的预测力均不显著。
从图8中可以看出，在妻子社会支持情境中，丈夫积极卷入的主体效应(γ=0.45，CR=3.83，p<0.001)和客体效应(γ=0.25，CR=2.07，0<0.05)均显著：其他行为的预测力均不显著。
4讨论
4.1夫妻互动行为的特点
无论讨论丈夫的话题，还是讨论妻子的话题：无论是在问题解决情境，还是在社会支持情境，妻子都比丈夫有更多的抱怨、指责、质问、敌意等消极行为。这和之前西方的研究结论(如Ball，Cowan，&Cowan，1995；Christensen et a1.，2006)以及国内的研究(如琚晓燕，谢庆红，曹洪健，方晓义，刘宣文，2013)均一致。而同时，妻子的积极卷入也显著高于丈夫。这个研究结果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另外的一面，在夫妻的互动中。除了指责、抱怨、要求外，她们也在积极的想办法，配合对方解决问题，特别是在丈夫的“社会支持”话题中，妻子的积极卷入水平最高。 (琚晓燕 李晓敏 谢庆红 曹洪健 方晓义)
互动满意度是邀请夫妻在每个互动结束后，对刚才谈话的满意程度进行打分，作为即时效应的指标。互动满意度量表包含1个问题，“你对刚才谈话的满意度程度如何？”5点量表，得分越高，表示对互动过程越满意。
2.3.3状态效应指标：婚姻质量
采用Norton在1983年编制的婚姻质量指数量表(Quality Marriage Index，QMI)，用来测量被试对婚姻关系的总体评价与满意度，代表状态效应指标。该量表共6个条目，前5题采用7点计分，最后一题采用10点计分。6个条目的总分代表婚姻质量，分数越高，表明婚姻质量越高。在本研究中，丈夫和妻子婚姻质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3和0.94。
2.4数据整理和分析
采用描述统计分析丈夫和妻子互动行为的特点：采用AMOS7.0建构夫妻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的主客体互倚模型。
3结果
3.1夫妻互动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和夫妻差异分析
首先对丈夫和妻子在四个互动中各因子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夫妻差异分析(见表3)，并对丈夫和妻子的行为变量与自己和对方婚姻质量和互动满意度的相关进行分析(见表4)。从表3可以看出，妻子在4个互动中的消极行为均高于丈夫的消极行为(ps<0.05)。在妻子问题解决和丈夫社会支持话题中，妻子的积极卷入均大于丈夫(ps<0.01)。妻子的积极情绪只在丈夫的社会支持话题中高于丈夫(p<0.001)，其他互动中无显著差异。
从表4可以看出，丈夫的行为变量与互动满意度的相关显著的有19个，相关系数在0.2l-0.42之间，(ps<0.05)；妻子的行为变量与互动满意度的相关显著的有19个，相关系数在0.22-0.44之间，(ps<0.05)；丈夫的行为变量与婚姻质量的相关显著的有13个，相关系数在0.21-0.43之间，(ps<0.05)；妻子的行为变量与婚姻质量的相关显著的系数有6个，相关系数在0.20-0.24之间，(ps<0.05)。
3.2夫妻互动行为即时效应分析
为了探索丈夫和妻子在各个互动中的行为对婚姻质量的即时效应，我们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4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对丈夫和妻子各行为的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进行分析(Kenny，Kashy，&Cook，2006)。APIM同时考察外因变量对本人的结果变量的影响(主体效应)，也考察外因变量对对方结果变量的影响(客体效应)；同时，要求外因变量之间两两相关，结果变量的残差相关。这样保证了任何一个X变量对Y变量进行预测时，已经控制了其他X变量的效应。因此，APIM是一个饱和模型(Cook&Kennv，2005)。它的卡方和自由度均为0，NFI，IFI，CFI的值均为1.00，模型只有唯一的解(吴明隆，2009)，TLI和RMSEA等相对指数无需估计。在本研究中，根据不同的情境和不同的效应分别建立模型，共建立8个模型。鉴于APIM是饱和模型，模型完全适配，模型的拟合指数见上文的陈述，不再一一列出。下面我们分别看一下各行为的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的大小及显著性。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丈夫的问题解决情境中，丈夫的积极卷入(γ=0.25，CR=2.31，p<0.05)和积极情绪(γ=0.27，CR=2.60，p<0.01)的对互动满意度主体效应显著；妻子的消极行为对互动满意度的主体效应(γ=-0.25，CR=-2.34，0<0.05)和客体效应(γ=-0.25，CR=-2.37，p<0.05)均显著，其他行为的预测力均不显著.
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妻子的问题解决情境中，丈夫的积极卷入的客体效应显著(γ=0.22，CR=2.3l，p<0.05)，其他行为的预测力均不显著。
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丈夫的社会支持情境中，丈夫的消极行为的主体效应显著(γ=0.22，CR=-2.25，p<0.05)，其他行为的预测力均不显著。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妻子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妻子消极行为的主体效应(γ=0.32，CR=-2.75，p<0.01)和客体效应(γ=-0.25，CR=-2.59，p<0.05)均显著，其他行为的预测力均不显著。
3.3夫妻互动行为状态效应分析
采用婚姻质量作为状态效应的预测变量，夫妻在各个情境中的互动行为作为自变量，建立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如下。
从图5中可以看出，在丈夫的问题解决情境中，丈夫的积极卷入的主体效应(γ=0.34，CR=2.82，p<0.01)和客体效应(γ=0.25，CR=1.98，p<0.05)均显著；妻子的积极情绪对妻子的婚姻质量预测显著(γ=0.26，CR=2.06，p<0.05)，其他行为的预测力均不显著。
从图6中可以看出，在妻子的问题解决情境中，丈夫的积极卷入的主体效应(γ=0.3l，CR=2.99，p<0.01)显著；丈夫的积极情绪(γ=0.26，CR=2.13，p<0.05)和丈夫的消极行为的客体效应(γ=-0.24，CR=-2.22，p<0.05)显著，其他行为的预测力均不显著。
从图7中可以看出，在丈夫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只有丈夫的积极卷入的主体效应(γ=0.28，CR=2.01，p<0.05)显著；其他行为的预测力均不显著。
从图8中可以看出，在妻子社会支持情境中，丈夫积极卷入的主体效应(γ=0.45，CR=3.83，p<0.001)和客体效应(γ=0.25，CR=2.07，0<0.05)均显著：其他行为的预测力均不显著。
4讨论
4.1夫妻互动行为的特点
无论讨论丈夫的话题，还是讨论妻子的话题：无论是在问题解决情境，还是在社会支持情境，妻子都比丈夫有更多的抱怨、指责、质问、敌意等消极行为。这和之前西方的研究结论(如Ball，Cowan，&Cowan，1995；Christensen et a1.，2006)以及国内的研究(如琚晓燕，谢庆红，曹洪健，方晓义，刘宣文，2013)均一致。而同时，妻子的积极卷入也显著高于丈夫。这个研究结果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另外的一面，在夫妻的互动中。除了指责、抱怨、要求外，她们也在积极的想办法，配合对方解决问题，特别是在丈夫的“社会支持”话题中，妻子的积极卷入水平最高。 (琚晓燕 李晓敏 谢庆红 曹洪健 方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