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夫妻互动行为对婚姻质量的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4)
4.2互动行为的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
从总体上看，在四种互动情境中，消极行为对互动满意度的影响(5条显著路径)比对婚娴质量的影响(1条显著路径)更强；而积极卷入对婚娴质量的影响(6条显著路径)比对互动满意度的影响更强(2条显著路径)；积极情绪的两种效应都不够强，对互动满意度的影响有1条路径显著，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有2条路径显著。可以说，消极行为的即时破坏力更强，而积极卷入累积起来的状态效应更强。这似乎验证了Fredrickson(1998，2001)提出积极行为的“拓展和建构”(Broaden and Build)理论观点。这个理论认为，积极行为能够扩展人们的注意范围，提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被激活程度，推进行为的灵活性，促进繁衍，抑制因消极行为和情绪引发生理进程和反应。消极行为的作用大多是即时的，与之相对的是，积极行为和情绪能够拓展思想和行为的指令系统，而这一作用是随时间的积累而产生的。
这个结果支持了Sanford(2012)的结果：人们对愤怒、争吵等“硬情绪”的解码过程是“从下而上”的过程(bottom-up process)，而对“软情绪”的解码是“从上而下”的过程。也就是说，当对方产生消极敌意等破坏性的情绪时，人们对这些情绪的解码依据的是情绪本身，从下而上，立即对另一个人的情绪和满意度产生影响。而对于积极行为的解码依据的是过往总体经验，例如，丈夫是不是一个面对问题时愿意和妻子一起想办法，已经在妻子的认知中形成一个总体感知。正是这个总体感知影响了人们对积极行为的解码。因此，积极卷入行为的状态效应更显著。
4.3互动行为的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的性别差异
从性别的差异来看，妻子消极行为对当下满意度的破坏力比丈夫的消极行为更强：在丈夫的问题解决情境和妻子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妻子的消极行为均具有主客体效应；而丈夫的消极行为只在丈夫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影响丈夫的互动满意度。而比起妻子的积极卷入行为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均不显著的情况，丈夫的积极卷入行为在每个情境下对婚姻质量均有预测力，可知丈夫的积极卷入行为的状态效应更强。之前的研究(Markman，et a1.，2010)把积极卷入行为与积极情绪混淆在一个维度中，因此，并未发现相关的夫妻差异，这也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当把积极卷入行为作为夫妻互动中一个独立的范畴时，发现这些行为对婚姻质量的解释力较强。
从之前的描述分析中也看到，妻子的消极行为显著高于丈夫，而丈夫的积极卷入显著低于妻子的积极卷入行为。也就是说，妻子在互动过程中批评、指责、质问，急于想解决问题，而男性的积极卷入却更能影响婚姻质量。正如Gottman(1994)所指出的：妻子在整个过程中喋喋不休的想要解决问题，而真正对问题解决具有影响力的还是丈夫，在一个男权社会中，男性的行为对总体婚姻质量的影响力更大，这也符合“Less is more”的地板效应，“少的反而是最有影响力的”，男性大多数时候在谈话中比较回避，一旦能够积极卷入谈话，即使他们没有表现出高强度的温暖支持行为，已经可以大大提高双方的婚姻满意度。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也许丈夫的积极卷入谈话能够缓冲妻子消极行为对当下满意度的影响，因此消极行为的影响不会累积至状态效应。对于这个解释。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未来也可以设计追踪研究，探索互动行为的长时状态效应，使得互动行为对婚姻质量的影响路径更加清晰。
5结论
本研究条件得出如下结论：
(1)妻子在4个互动中的消极行为均显著高于丈夫；妻子在自己的问题解决和丈夫社会支持话题中的积极卷入显著高于丈夫，妻子的积极情绪只在丈夫的社会支持互动中显著高于丈夫，其他行为无显著差异。
(2)就即时效应而言，妻子的消极行为在丈夫的问题解决和自己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均具有主客体效应；丈夫的消极行为在丈夫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具有主体效应；丈夫的积极卷入在丈夫的问题解决情境和妻子的问题解决情境中分别具有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丈夫的积极情绪在丈夫的问题解决情境中具有主体效应。
(3)就状态效应而言，丈夫的积极卷入在丈夫的问题解决和妻子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均具有主客体效应，在妻子的问题解决和丈夫的社会支持中均具有主体效应；妻子的积极情绪在丈夫的问题解决情境中具有主体效应，丈夫的积极情绪和消极行为在妻子的问题解决情境中均对妻子的婚姻质量产生客体效应。 (琚晓燕 李晓敏 谢庆红 曹洪健 方晓义)
从总体上看，在四种互动情境中，消极行为对互动满意度的影响(5条显著路径)比对婚娴质量的影响(1条显著路径)更强；而积极卷入对婚娴质量的影响(6条显著路径)比对互动满意度的影响更强(2条显著路径)；积极情绪的两种效应都不够强，对互动满意度的影响有1条路径显著，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有2条路径显著。可以说，消极行为的即时破坏力更强，而积极卷入累积起来的状态效应更强。这似乎验证了Fredrickson(1998，2001)提出积极行为的“拓展和建构”(Broaden and Build)理论观点。这个理论认为，积极行为能够扩展人们的注意范围，提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被激活程度，推进行为的灵活性，促进繁衍，抑制因消极行为和情绪引发生理进程和反应。消极行为的作用大多是即时的，与之相对的是，积极行为和情绪能够拓展思想和行为的指令系统，而这一作用是随时间的积累而产生的。
这个结果支持了Sanford(2012)的结果：人们对愤怒、争吵等“硬情绪”的解码过程是“从下而上”的过程(bottom-up process)，而对“软情绪”的解码是“从上而下”的过程。也就是说，当对方产生消极敌意等破坏性的情绪时，人们对这些情绪的解码依据的是情绪本身，从下而上，立即对另一个人的情绪和满意度产生影响。而对于积极行为的解码依据的是过往总体经验，例如，丈夫是不是一个面对问题时愿意和妻子一起想办法，已经在妻子的认知中形成一个总体感知。正是这个总体感知影响了人们对积极行为的解码。因此，积极卷入行为的状态效应更显著。
4.3互动行为的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的性别差异
从性别的差异来看，妻子消极行为对当下满意度的破坏力比丈夫的消极行为更强：在丈夫的问题解决情境和妻子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妻子的消极行为均具有主客体效应；而丈夫的消极行为只在丈夫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影响丈夫的互动满意度。而比起妻子的积极卷入行为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均不显著的情况，丈夫的积极卷入行为在每个情境下对婚姻质量均有预测力，可知丈夫的积极卷入行为的状态效应更强。之前的研究(Markman，et a1.，2010)把积极卷入行为与积极情绪混淆在一个维度中，因此，并未发现相关的夫妻差异，这也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当把积极卷入行为作为夫妻互动中一个独立的范畴时，发现这些行为对婚姻质量的解释力较强。
从之前的描述分析中也看到，妻子的消极行为显著高于丈夫，而丈夫的积极卷入显著低于妻子的积极卷入行为。也就是说，妻子在互动过程中批评、指责、质问，急于想解决问题，而男性的积极卷入却更能影响婚姻质量。正如Gottman(1994)所指出的：妻子在整个过程中喋喋不休的想要解决问题，而真正对问题解决具有影响力的还是丈夫，在一个男权社会中，男性的行为对总体婚姻质量的影响力更大，这也符合“Less is more”的地板效应，“少的反而是最有影响力的”，男性大多数时候在谈话中比较回避，一旦能够积极卷入谈话，即使他们没有表现出高强度的温暖支持行为，已经可以大大提高双方的婚姻满意度。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也许丈夫的积极卷入谈话能够缓冲妻子消极行为对当下满意度的影响，因此消极行为的影响不会累积至状态效应。对于这个解释。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未来也可以设计追踪研究，探索互动行为的长时状态效应，使得互动行为对婚姻质量的影响路径更加清晰。
5结论
本研究条件得出如下结论：
(1)妻子在4个互动中的消极行为均显著高于丈夫；妻子在自己的问题解决和丈夫社会支持话题中的积极卷入显著高于丈夫，妻子的积极情绪只在丈夫的社会支持互动中显著高于丈夫，其他行为无显著差异。
(2)就即时效应而言，妻子的消极行为在丈夫的问题解决和自己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均具有主客体效应；丈夫的消极行为在丈夫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具有主体效应；丈夫的积极卷入在丈夫的问题解决情境和妻子的问题解决情境中分别具有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丈夫的积极情绪在丈夫的问题解决情境中具有主体效应。
(3)就状态效应而言，丈夫的积极卷入在丈夫的问题解决和妻子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均具有主客体效应，在妻子的问题解决和丈夫的社会支持中均具有主体效应；妻子的积极情绪在丈夫的问题解决情境中具有主体效应，丈夫的积极情绪和消极行为在妻子的问题解决情境中均对妻子的婚姻质量产生客体效应。 (琚晓燕 李晓敏 谢庆红 曹洪健 方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