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承诺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夫妻牺牲行为的中介作用(3)
根据相关结果，进一步采用回归分析，分别以丈夫和妻子的数据单独检验个体婚姻承诺对自身牺牲频率和婚姻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丈夫和妻子的婚姻承诺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各自感知到的婚姻质量(丈夫：β=0.330，△R2=0.109，p<0.001；妻子：β=0.431，△R2=0.186，p<0.001)和牺牲频率(丈夫：β=0.258，△R2=0.066，p<0.001；妻子：β=0.150，△R2=0.022，p<0.01)。同时，丈夫的牺牲频率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β=0.169，△R2=0.029，p<0.01)。
3.3夫妻婚姻承诺、牺牲行为与婚姻质量关系的主-客体互倚模型
首先，将夫妻双方的数据结合起来，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式的思路，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同时考查丈夫、妻子的婚姻承诺对双方婚姻质量的影响(如图2)。结果发现，妻子的婚姻承诺不仅能够正向预测自身的婚姻质量，对丈夫的婚姻质量也有显著地预测作用，并且模型拟合指标理想(x2/df=2.03，RFI=0.93，NFI=0.96，IFI=0.97，TLI=0.93，CFI=0.96，RMSEA=0.05)。
其次，同时考查丈夫、妻子的牺牲频率在婚姻承诺对自身及配偶婚姻质量中的作用(如图3)。结果发现。当引入牺牲频率这一变量以后，丈夫婚姻承诺对婚姻质量的直接预测作用消失，而完全通过牺牲频率这一中介变量对婚姻质量起间接的作用，即丈夫对家庭的牺牲频率在自身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同时。丈夫的牺牲频率对妻子的婚姻质量也有显著地预测作用，而妻子自身的牺牲频率却对自己及配偶感知到的婚姻质量并无显著影响。模型拟合指标理想(x2/df=2.67，RFI=O.88，NFI=0.92，IFI=0.93，TLI=0.90，CFI=0.93，RMSEA=0.06)。
4讨论
4.1夫妻在婚姻承诺、牺牲行为和婚姻质量上的差异
本研究中丈夫在婚姻承诺总分和对婚娴的承诺、对配偶的承诺和对限制的感觉三个方面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妻子。在很多社会中，都发现了承诺存在性别不对称性，即女性比男性承诺水平更低(Fincham，2007)。这说明与妻子相比，丈夫更愿意保持婚娴关系，妻子则更可能离开婚姻(Net-ting，1969)。但同时看到，在对配偶、婚姻的承诺和对限制的感觉这三个维度上，丈夫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妻子，即丈夫在更多做出对妻子和婚姻承诺的同时，也更多地感受到了婚姻的限制。这是一种受经济和外在社会压力的约束，而阻止个体离异的力量。这一结果也从侧面印证了Levinger(Karnev&Bradbury 1995)的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Levinger认为婚姻的成败在于个体从3方面衡量关系的总吸引力，即在关系中得到的回报，离开关系的限制，以及现有关系之外的具吸引力的选择，当回报少、限制少、关系之外的选择具吸引力的话，婚姻便容易走到尽头。
同时，丈夫所感知到的婚姻质量也显著高于妻子，这与众多研究结果相一致(侯娟，蔡蓉，方晓义，2010；戴丽琼，2006；池培莲，2007；Spo-rakowski&Axelson，1984)。可能因为妻子对家庭和婚娴的投入更多，往往也能更敏感地觉察到婚姻互动的不足，因而会更多地产生对婚姻的失望和不满，而丈夫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或家庭之外的其他事务，对婚姻关系的投入较妻子少，期待较低，所以一般对夫妻关系持更乐观的态度(Bernard，1964)，也更容易从婚姻当中获益，即使是从失败的婚姻当中也是如此(Levenson，1993)。
本研究对夫妻双方的牺牲行为频率分析发现，丈夫与妻子对于各自牺牲行为频率的感知是存在差异的。丈夫认为自身在“行动服务”方面做出的牺牲频率显著多于妻子。并且认为自己在行动服务上对妻子做出的牺牲频率显著高于情感支持和观点妥协：而对于妻子而言，认为自己在情感支持和行动服务方面对丈夫做出的牺牲频率显著高于观点妥协。这一点结论也符合以往研究者对夫妻在婚姻角色功能差异的研究，即丈夫在家庭中更多地担任工具性角色，如养家糊口、维修家电、修整庭院等，而妻子在家庭中更多地担任情感性角色，如增进家庭内成员的情感联结、联络家庭外成员等(Hicks&Platt，1973)。但同时，丈夫和妻子对自身牺牲频率的感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夫妻一方做出的牺牲行为增加，另一方的牺牲行为也会相应增加。根据“互惠理论”，夫妻在选择是否要为对方做出牺牲行为时，总是会考虑到对方在过往经验中对自己的回馈、以及对方在未来做出回馈的可能性，并将双方的牺牲进行对比之后。建立对牺牲行为及双方关系的认知。并最终做出是否牺牲的决定(兰菁，2010；Karney&Bradbury，1995)。
4.2婚姻承诺对婚姻质量的作用
本研究中。丈夫和妻子的婚姻承诺越高，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越高，这与以往大量西方研究结果相一致(Fincham，2007；Impett，Beals，&Peplau，2001；Clements&Swensen，2000)。因为承诺是夫妻双方对婚姻的积极期望(Thornton and Young-DeMar-co，2001)，对婚姻有相同承诺水平的人，更容易走到一起(Murat，2009)，他们对婚姻质量也更高(Deal，Wampler，&Halverson，1992)。而且承诺和婚姻的幸福感是很难分开的(Rusbuh et al.，1998；Stanley&Markman，1992)，对婚姻的承诺越高，对婚姻的满意度越高(Adams&J0nes，1997)，本研究中有更高婚姻承诺的丈夫也感知到了更高的婚姻质量。即是说，婚姻承诺是婚姻质量的关键性决定因素(Givertz，Segrin，&Hanzal，2008)。本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点。 (侯娟 方晓义 谢庆红 曹洪建)
3.3夫妻婚姻承诺、牺牲行为与婚姻质量关系的主-客体互倚模型
首先，将夫妻双方的数据结合起来，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式的思路，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同时考查丈夫、妻子的婚姻承诺对双方婚姻质量的影响(如图2)。结果发现，妻子的婚姻承诺不仅能够正向预测自身的婚姻质量，对丈夫的婚姻质量也有显著地预测作用，并且模型拟合指标理想(x2/df=2.03，RFI=0.93，NFI=0.96，IFI=0.97，TLI=0.93，CFI=0.96，RMSEA=0.05)。
其次，同时考查丈夫、妻子的牺牲频率在婚姻承诺对自身及配偶婚姻质量中的作用(如图3)。结果发现。当引入牺牲频率这一变量以后，丈夫婚姻承诺对婚姻质量的直接预测作用消失，而完全通过牺牲频率这一中介变量对婚姻质量起间接的作用，即丈夫对家庭的牺牲频率在自身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同时。丈夫的牺牲频率对妻子的婚姻质量也有显著地预测作用，而妻子自身的牺牲频率却对自己及配偶感知到的婚姻质量并无显著影响。模型拟合指标理想(x2/df=2.67，RFI=O.88，NFI=0.92，IFI=0.93，TLI=0.90，CFI=0.93，RMSEA=0.06)。
4讨论
4.1夫妻在婚姻承诺、牺牲行为和婚姻质量上的差异
本研究中丈夫在婚姻承诺总分和对婚娴的承诺、对配偶的承诺和对限制的感觉三个方面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妻子。在很多社会中，都发现了承诺存在性别不对称性，即女性比男性承诺水平更低(Fincham，2007)。这说明与妻子相比，丈夫更愿意保持婚娴关系，妻子则更可能离开婚姻(Net-ting，1969)。但同时看到，在对配偶、婚姻的承诺和对限制的感觉这三个维度上，丈夫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妻子，即丈夫在更多做出对妻子和婚姻承诺的同时，也更多地感受到了婚姻的限制。这是一种受经济和外在社会压力的约束，而阻止个体离异的力量。这一结果也从侧面印证了Levinger(Karnev&Bradbury 1995)的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Levinger认为婚姻的成败在于个体从3方面衡量关系的总吸引力，即在关系中得到的回报，离开关系的限制，以及现有关系之外的具吸引力的选择，当回报少、限制少、关系之外的选择具吸引力的话，婚姻便容易走到尽头。
同时，丈夫所感知到的婚姻质量也显著高于妻子，这与众多研究结果相一致(侯娟，蔡蓉，方晓义，2010；戴丽琼，2006；池培莲，2007；Spo-rakowski&Axelson，1984)。可能因为妻子对家庭和婚娴的投入更多，往往也能更敏感地觉察到婚姻互动的不足，因而会更多地产生对婚姻的失望和不满，而丈夫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或家庭之外的其他事务，对婚姻关系的投入较妻子少，期待较低，所以一般对夫妻关系持更乐观的态度(Bernard，1964)，也更容易从婚姻当中获益，即使是从失败的婚姻当中也是如此(Levenson，1993)。
本研究对夫妻双方的牺牲行为频率分析发现，丈夫与妻子对于各自牺牲行为频率的感知是存在差异的。丈夫认为自身在“行动服务”方面做出的牺牲频率显著多于妻子。并且认为自己在行动服务上对妻子做出的牺牲频率显著高于情感支持和观点妥协：而对于妻子而言，认为自己在情感支持和行动服务方面对丈夫做出的牺牲频率显著高于观点妥协。这一点结论也符合以往研究者对夫妻在婚姻角色功能差异的研究，即丈夫在家庭中更多地担任工具性角色，如养家糊口、维修家电、修整庭院等，而妻子在家庭中更多地担任情感性角色，如增进家庭内成员的情感联结、联络家庭外成员等(Hicks&Platt，1973)。但同时，丈夫和妻子对自身牺牲频率的感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夫妻一方做出的牺牲行为增加，另一方的牺牲行为也会相应增加。根据“互惠理论”，夫妻在选择是否要为对方做出牺牲行为时，总是会考虑到对方在过往经验中对自己的回馈、以及对方在未来做出回馈的可能性，并将双方的牺牲进行对比之后。建立对牺牲行为及双方关系的认知。并最终做出是否牺牲的决定(兰菁，2010；Karney&Bradbury，1995)。
4.2婚姻承诺对婚姻质量的作用
本研究中。丈夫和妻子的婚姻承诺越高，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越高，这与以往大量西方研究结果相一致(Fincham，2007；Impett，Beals，&Peplau，2001；Clements&Swensen，2000)。因为承诺是夫妻双方对婚姻的积极期望(Thornton and Young-DeMar-co，2001)，对婚姻有相同承诺水平的人，更容易走到一起(Murat，2009)，他们对婚姻质量也更高(Deal，Wampler，&Halverson，1992)。而且承诺和婚姻的幸福感是很难分开的(Rusbuh et al.，1998；Stanley&Markman，1992)，对婚姻的承诺越高，对婚姻的满意度越高(Adams&J0nes，1997)，本研究中有更高婚姻承诺的丈夫也感知到了更高的婚姻质量。即是说，婚姻承诺是婚姻质量的关键性决定因素(Givertz，Segrin，&Hanzal，2008)。本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点。 (侯娟 方晓义 谢庆红 曹洪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