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背景和社会预期对社会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1)
摘要：采用最后通牒博弈范式，探讨不同情绪背景对社会经济决策中社会预期效应的影响。以90名大学生为被试，利用不同效价的电影片段(正性、负性和中性)诱发相应的目标情绪。通过操作社会规范性信息启动被试对分配方案公平性的不同预期。结果发现：在负性和中性情绪背景下，高预期组更倾向于拒绝接受不公平分配，在正性情绪背景下，高预期组和低预期组面对不公平提议时的接受率没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正性情绪背景使社会预期效应发生改变，回应者对分配方案的高预期不再对决策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关键词：预期，情绪背景，最后通牒博弈，决策。
分类号 B842
1问题提出
复杂的社会情境往往会使人们的行为偏离经济人假设，令理性决策公理解释乏力(Gath，Schmit-tberger，&Schwarze，1982)。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多种理论和模型，试图揭示特定社会情境对行为决策产生影响的内在心理机制。其中社会预期最初是从认知层面关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预期判断对决策的影响。社会预期来自社会文化背景下，群体成员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和社会习俗的内化。在特定社会情境下，他人会对我们的行为做出符合社会规范的预期，而我们对自身行为是否适宜的判定也源于该行为是否符合他人预期的认知。可见，预期在社会互动中会对个人的决策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发现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基于决策背景信息的预期会改变个体的决策结果。例如，有研究(Van Kleef，De Dreu，&Manstead，2004)发现，在谈判任务中，如果被试发现对手表现出气愤的情绪，那么他更愿意做出让步，因为气愤让被试预期到这就是对手的底线。在另外一项研究中(Delgado，Frank，&Phelps，2005)，被试在信任博弈前获知同伴积极或者消极的个人道德描述信息，结果发现这种前导社会性信息会影响被试的信任行为。被试的决策不再由同伴的实际行为决定，对同伴行为的预期使其决策发生偏差。
近期一项脑成像研究(Chang&Sanfev，2013)发现，预期违背可能被大脑加工为一种情绪性信号，促使个体的行为遵从社会规范。研究采用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UG)范式，被试设定为回应者一方。通过为被试提供“典型”提议方案的信息，使其形成对提议方案不同的预期。这种典型提议方案反映了大多数人在这种特定情境下如何做的社会规范。在这种社会规范影响下，被试会形成一种特定的信念(即社会预期)作为行为的参照点，从而影响其决策行为。研究结果发现被试更倾向于拒绝与预期相违背的不公平分配。脑成像结果显示，违背预期激活的脑区包括前脑岛(ante-rior insula)、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cortex，DLPFC)和前扣带回(anterior cineulatecortex，ACC)，其中ACC在预期违背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还有研究者(Chang，Smith，Dufwenberg，&Sanfey，2011)发现，在决策任务中。被试选择合作的原因是为了不让合作伙伴失望，也就是说，内疚情绪驱使被试选择合作行为。脑成像结果显示，这一决策过程激活的脑区同样涉及ACC。在之前的研究中发现，ACC参与负性情绪和认知控制加工过程，此区域与很多其它预期效应相联系，如安慰剂效应(Wager，et a1.，2004)、顺从他人的期望(Klucharev，Hytonen，Rijpkema，Smidts，&Fernan-dez，2009)等。Chang等人(2013)基于上述两项脑成像研究结果，提出社会预期发生作用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与情绪加工密切相关。在此之前，有研究者(Giner-Sorolla&Esoinosa，2011)提出他人违反社会规范，会使人感到生气：自己违反社会规范，会使人感到内疚。Chang等人(2011，2013)用fMRI的研究为此观点提供脑神经机制的依据。
社会预期效应对于深入理解个体在社会互动情境下的决策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根据Chang等人(2013)的研究结果，预期违背引发的负性情绪是社会预期效应发挥作用的基础，表明情绪在经济决策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人际互动情境中，决策者的情绪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体原有的情绪状态(即情绪背景)对其在决策任务中的情绪和行为有重要的调节作用(Pham，2007；张光楠，周仁来，2013)。情绪背景使个体对事物的判断和评估出现情绪一致性效应(Albarracin&Kumkale，2003)。而在正性情绪状态下会对事物做出更加乐观积极的判断，个体在负性情绪状态下会倾向于做出更加悲观消极的判断。此外。有研究还发现，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倾向于对当前感受到的情绪状态进行错误归因(Gore，Pham，&Sin，2001)，即认为自己当前的情绪感受完全由当前的事件唤起，导致对当前事件的评估出现偏差，继而影响决策行为(Ekman，1999)。
根据现有情绪背景对决策任务产生影响的研究结论，如果社会预期发生作用的心理机制是如Chang等人(2013)提出的与情绪加工密切相关，那么社会预期对个体社会经济决策的影响很可能受到原有情绪状态的调节。基于此，本研究采用UG范式，通过操作社会规范性信息来启动被试对分配方案的公平性产生不同预期：同时，在进行博弈任务前，用情绪影片来诱发被试产生正性、负性和中性情绪，以探讨不同情绪背景下社会预期对其决策行为的影响。
基于前人研究，做出如下推测：(1)在正性情绪背景下，个体将更加乐观，使预期违背引起的负性情绪影响减少，导致被试的决策发生变化，即他们表现出更加倾向于接受不公平分配方案；(2)在负性情绪背景下，个体将更加悲观，使预期违背引起的负性情绪影响增加，导致被试的决策发生变化，即他们更倾向于拒绝不公平分配方案。
2实验方法
2.1被试
大学生90名，男生45名，女生45名，平均年龄为20.42±0.37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均为右利手。在实验之前将存在心理疾患、药物滥用和皮肤过敏史的被试剔除。 (王芹 白学军 李士一)
关键词：预期，情绪背景，最后通牒博弈，决策。
分类号 B842
1问题提出
复杂的社会情境往往会使人们的行为偏离经济人假设，令理性决策公理解释乏力(Gath，Schmit-tberger，&Schwarze，1982)。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多种理论和模型，试图揭示特定社会情境对行为决策产生影响的内在心理机制。其中社会预期最初是从认知层面关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预期判断对决策的影响。社会预期来自社会文化背景下，群体成员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和社会习俗的内化。在特定社会情境下，他人会对我们的行为做出符合社会规范的预期，而我们对自身行为是否适宜的判定也源于该行为是否符合他人预期的认知。可见，预期在社会互动中会对个人的决策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发现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基于决策背景信息的预期会改变个体的决策结果。例如，有研究(Van Kleef，De Dreu，&Manstead，2004)发现，在谈判任务中，如果被试发现对手表现出气愤的情绪，那么他更愿意做出让步，因为气愤让被试预期到这就是对手的底线。在另外一项研究中(Delgado，Frank，&Phelps，2005)，被试在信任博弈前获知同伴积极或者消极的个人道德描述信息，结果发现这种前导社会性信息会影响被试的信任行为。被试的决策不再由同伴的实际行为决定，对同伴行为的预期使其决策发生偏差。
近期一项脑成像研究(Chang&Sanfev，2013)发现，预期违背可能被大脑加工为一种情绪性信号，促使个体的行为遵从社会规范。研究采用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UG)范式，被试设定为回应者一方。通过为被试提供“典型”提议方案的信息，使其形成对提议方案不同的预期。这种典型提议方案反映了大多数人在这种特定情境下如何做的社会规范。在这种社会规范影响下，被试会形成一种特定的信念(即社会预期)作为行为的参照点，从而影响其决策行为。研究结果发现被试更倾向于拒绝与预期相违背的不公平分配。脑成像结果显示，违背预期激活的脑区包括前脑岛(ante-rior insula)、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cortex，DLPFC)和前扣带回(anterior cineulatecortex，ACC)，其中ACC在预期违背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还有研究者(Chang，Smith，Dufwenberg，&Sanfey，2011)发现，在决策任务中。被试选择合作的原因是为了不让合作伙伴失望，也就是说，内疚情绪驱使被试选择合作行为。脑成像结果显示，这一决策过程激活的脑区同样涉及ACC。在之前的研究中发现，ACC参与负性情绪和认知控制加工过程，此区域与很多其它预期效应相联系，如安慰剂效应(Wager，et a1.，2004)、顺从他人的期望(Klucharev，Hytonen，Rijpkema，Smidts，&Fernan-dez，2009)等。Chang等人(2013)基于上述两项脑成像研究结果，提出社会预期发生作用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与情绪加工密切相关。在此之前，有研究者(Giner-Sorolla&Esoinosa，2011)提出他人违反社会规范，会使人感到生气：自己违反社会规范，会使人感到内疚。Chang等人(2011，2013)用fMRI的研究为此观点提供脑神经机制的依据。
社会预期效应对于深入理解个体在社会互动情境下的决策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根据Chang等人(2013)的研究结果，预期违背引发的负性情绪是社会预期效应发挥作用的基础，表明情绪在经济决策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人际互动情境中，决策者的情绪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体原有的情绪状态(即情绪背景)对其在决策任务中的情绪和行为有重要的调节作用(Pham，2007；张光楠，周仁来，2013)。情绪背景使个体对事物的判断和评估出现情绪一致性效应(Albarracin&Kumkale，2003)。而在正性情绪状态下会对事物做出更加乐观积极的判断，个体在负性情绪状态下会倾向于做出更加悲观消极的判断。此外。有研究还发现，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倾向于对当前感受到的情绪状态进行错误归因(Gore，Pham，&Sin，2001)，即认为自己当前的情绪感受完全由当前的事件唤起，导致对当前事件的评估出现偏差，继而影响决策行为(Ekman，1999)。
根据现有情绪背景对决策任务产生影响的研究结论，如果社会预期发生作用的心理机制是如Chang等人(2013)提出的与情绪加工密切相关，那么社会预期对个体社会经济决策的影响很可能受到原有情绪状态的调节。基于此，本研究采用UG范式，通过操作社会规范性信息来启动被试对分配方案的公平性产生不同预期：同时，在进行博弈任务前，用情绪影片来诱发被试产生正性、负性和中性情绪，以探讨不同情绪背景下社会预期对其决策行为的影响。
基于前人研究，做出如下推测：(1)在正性情绪背景下，个体将更加乐观，使预期违背引起的负性情绪影响减少，导致被试的决策发生变化，即他们表现出更加倾向于接受不公平分配方案；(2)在负性情绪背景下，个体将更加悲观，使预期违背引起的负性情绪影响增加，导致被试的决策发生变化，即他们更倾向于拒绝不公平分配方案。
2实验方法
2.1被试
大学生90名，男生45名，女生45名，平均年龄为20.42±0.37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均为右利手。在实验之前将存在心理疾患、药物滥用和皮肤过敏史的被试剔除。 (王芹 白学军 李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