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状态社会创造性的跨文化研究：基于中美文化的比较(1)
摘要：从中国和美国中部地区选取小学儿童236人，采用状态社会创造性开放问卷和教师领导方式结构式问卷考察了儿童状态社会创造性的文化差异及其与教师领导方式的关系。结果表明：(1)总体上，美国儿童在社会性问题解决中表现出较强的流畅性和变通性等创造性思维品质，但中国儿童表现出较强的适当性、有效性和冒险性等社会适应和人格状态；(2)状态社会创造性总体上存在着国别与年级之间的交互作用。美国的四年级儿童状态社会创造性得分显著高于五年级儿童；(3)教师领导方式的各个维度均不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中美儿童的状态社会创造性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关键词：状态社会创造性，跨文化研究，儿童。
分类号 B844
1问题的提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创造性的跨文化研究日益深入，人们采用了不同的研究工具对中国与外国儿童青少年的创造性思维特点进行了比较，得到了不尽共同的结论。叶仁敏、洪德厚和托兰斯(1988)运用《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对中小学生进行的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和美国的儿童青少年的创造性思维发展趋势是类似的，都呈现先上升再下降，随后再次上升的特点，但美国儿童青少年思维的流畅性、独创性、精致性相对较高。施建农等人(施建农，徐凡，周林等，1999)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儿童对实际技术问题的理解能力较高，而在实用的创造性思维方面却弱于德国儿童。此外，还有研究发现(陈丽，张荣干，唐庆意等，2003)，美国青少年对自身创造动机和意志品质的评价也明显高于中国青少年，人们还对具体领域的创造性包括科学创造性和艺术创造性进行了一些跨文化研究。胡卫平等人(胡卫平，Adey，申继亮，林崇德，2004)运用自编的《青少年科学创造力测验》比较了中英青少年科学创造力的发展特点，发现英国青少年的科学创造力尤其是发散思维能力高于中国的同龄人，而中国青少年的问题解决能力却高于英国青少年。对中、日、德、英等国青少年的跨文化研究(林崇德，2009)进一步表明，中国青少年的问题提出和解决能力较高，而产品改进能力、科学想象力、产品设计的新颖性却明显低于外国青少年：各国青少年的创造性人格各有优势，也有相似之处，均表现出好奇心和冒险性的人格特点。在艺术创造性方面，衣新发等(2010)在中德之间进行了有关的跨文化研究，发现与人种之间的差异相比，艺术创造性的文化差异更为突出，由于文化代表了一种可以影响人们心理活动的宏观氛围，中外创造性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差异。欧美国家所代表的个人主义文化更强调个人的价值，强调个人的独特性、自由和权利，鼓励个体的创新和独特性。与此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文化更关注群体的价值，强调群体的和谐，注重个体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显然，价值观的差异与创造性的差异密切相关。
文化影响着人们对创造性的理解，促成了不同的创造观和表达方式(Niu&Kaufman，2013)。研究发现，中国人心目中的创造性多与个体的社会贡献相关，他们通常认为政治家比艺术家更具有创造性。类似地，关于创造性和创造性人才观念的文化差异也存在于大学生中(岳晓东，2001；Yue&Rudowicz，2002)。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国内外教师关于创造性的观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教师更看重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不是创造性人格，而德国教师更看重学生的创造性人格。教师的创造观对学生创造性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申继亮，赵景欣，2007)。
综观以往有关的研究，关于创造性的中外跨文化研究主要是针对一般的创造性思维和人格、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创造性展开的，而对于社会领域的创造性——社会创造性却关注甚少(谷传华，2009)。社会创造性包括历史上重大的社会创造性与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水平的社会创造性(Mouchiroud&Bernoussi，2008)。它是在日常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领域表现出来的创造性，是人们以新颖、独特、适当而有效的方式提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品质(谷传华，2011)。人们在宗教、政治领域中取得的创造性就是典型的社会创造性(Mouchiroud&Lubart，2002)。从性质上看，它可以分为特质性的社会创造性(特质社会创造性)与状态性的社会创造性(状态社会创造性)，前者是人们一贯的、稳定的创造性特质，包括稳定的创造性性格和气质特征、认知风格、创造能力等；后者是人们在特定的问题情境中或解决特定的任务时在较短时间内表现出来的创造性状态，具有波动性(谷传华等，2013)。相对于科学和艺术创造性，社会创造性更为普遍，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既然如此，那么儿童的社会创造性是否存在文化差异？这有待于开展社会创造性的跨文化研究，更好地揭示文化价值观对儿童社会创造性的影响，有效地培养儿童的社会创造性。
毋庸置疑，在影响创造性的多种因素中，学校环境对学龄期儿童的创造性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改善教师的教育和教学方式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创造性(Nickerson，1999)。其中，教师领导方式的影响更为深刻，无论是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还是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它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儿童的人际关系和创造性。教师领导方式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方式(Yildirim，Acar，Bull，&Sevinc，2008)。研究表明，教师的领导方式影响着师生互动的方式以及学生的反应，在民主型教师的领导下，学生的学习兴趣浓厚，乐于合作，相互鼓励，喜欢探索和创造，他们会促成良好的班风，鼓励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为学生提供探索和发现的机会，帮助学生适应挫折或失败；相反，那种具有强制性的教师领导方式容易导致学生的焦虑，不利于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发展(Crop-lev，1997；张文新，谷传华，2005；韩琴，2008)。
在社会创造性领域也是如此。谷传华等人(2009)对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倾向与教师领导方式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发现，放任的领导方式可负向预测儿童的特质社会创造性，民主的领导方式可正向预测儿童的特质社会创造性。但是，教师领导方式的影响是否存在文化差异？或者说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而且，状态社会创造性与教师领导方式的关系是否与特质社会创造性有所不同？ (谷传华 张冬静 Yeh Hsueh Xiangen Hu)
关键词：状态社会创造性，跨文化研究，儿童。
分类号 B844
1问题的提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创造性的跨文化研究日益深入，人们采用了不同的研究工具对中国与外国儿童青少年的创造性思维特点进行了比较，得到了不尽共同的结论。叶仁敏、洪德厚和托兰斯(1988)运用《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对中小学生进行的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和美国的儿童青少年的创造性思维发展趋势是类似的，都呈现先上升再下降，随后再次上升的特点，但美国儿童青少年思维的流畅性、独创性、精致性相对较高。施建农等人(施建农，徐凡，周林等，1999)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儿童对实际技术问题的理解能力较高，而在实用的创造性思维方面却弱于德国儿童。此外，还有研究发现(陈丽，张荣干，唐庆意等，2003)，美国青少年对自身创造动机和意志品质的评价也明显高于中国青少年，人们还对具体领域的创造性包括科学创造性和艺术创造性进行了一些跨文化研究。胡卫平等人(胡卫平，Adey，申继亮，林崇德，2004)运用自编的《青少年科学创造力测验》比较了中英青少年科学创造力的发展特点，发现英国青少年的科学创造力尤其是发散思维能力高于中国的同龄人，而中国青少年的问题解决能力却高于英国青少年。对中、日、德、英等国青少年的跨文化研究(林崇德，2009)进一步表明，中国青少年的问题提出和解决能力较高，而产品改进能力、科学想象力、产品设计的新颖性却明显低于外国青少年：各国青少年的创造性人格各有优势，也有相似之处，均表现出好奇心和冒险性的人格特点。在艺术创造性方面，衣新发等(2010)在中德之间进行了有关的跨文化研究，发现与人种之间的差异相比，艺术创造性的文化差异更为突出，由于文化代表了一种可以影响人们心理活动的宏观氛围，中外创造性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差异。欧美国家所代表的个人主义文化更强调个人的价值，强调个人的独特性、自由和权利，鼓励个体的创新和独特性。与此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文化更关注群体的价值，强调群体的和谐，注重个体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显然，价值观的差异与创造性的差异密切相关。
文化影响着人们对创造性的理解，促成了不同的创造观和表达方式(Niu&Kaufman，2013)。研究发现，中国人心目中的创造性多与个体的社会贡献相关，他们通常认为政治家比艺术家更具有创造性。类似地，关于创造性和创造性人才观念的文化差异也存在于大学生中(岳晓东，2001；Yue&Rudowicz，2002)。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国内外教师关于创造性的观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教师更看重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不是创造性人格，而德国教师更看重学生的创造性人格。教师的创造观对学生创造性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申继亮，赵景欣，2007)。
综观以往有关的研究，关于创造性的中外跨文化研究主要是针对一般的创造性思维和人格、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创造性展开的，而对于社会领域的创造性——社会创造性却关注甚少(谷传华，2009)。社会创造性包括历史上重大的社会创造性与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水平的社会创造性(Mouchiroud&Bernoussi，2008)。它是在日常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领域表现出来的创造性，是人们以新颖、独特、适当而有效的方式提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品质(谷传华，2011)。人们在宗教、政治领域中取得的创造性就是典型的社会创造性(Mouchiroud&Lubart，2002)。从性质上看，它可以分为特质性的社会创造性(特质社会创造性)与状态性的社会创造性(状态社会创造性)，前者是人们一贯的、稳定的创造性特质，包括稳定的创造性性格和气质特征、认知风格、创造能力等；后者是人们在特定的问题情境中或解决特定的任务时在较短时间内表现出来的创造性状态，具有波动性(谷传华等，2013)。相对于科学和艺术创造性，社会创造性更为普遍，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既然如此，那么儿童的社会创造性是否存在文化差异？这有待于开展社会创造性的跨文化研究，更好地揭示文化价值观对儿童社会创造性的影响，有效地培养儿童的社会创造性。
毋庸置疑，在影响创造性的多种因素中，学校环境对学龄期儿童的创造性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改善教师的教育和教学方式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创造性(Nickerson，1999)。其中，教师领导方式的影响更为深刻，无论是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还是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它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儿童的人际关系和创造性。教师领导方式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方式(Yildirim，Acar，Bull，&Sevinc，2008)。研究表明，教师的领导方式影响着师生互动的方式以及学生的反应，在民主型教师的领导下，学生的学习兴趣浓厚，乐于合作，相互鼓励，喜欢探索和创造，他们会促成良好的班风，鼓励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为学生提供探索和发现的机会，帮助学生适应挫折或失败；相反，那种具有强制性的教师领导方式容易导致学生的焦虑，不利于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发展(Crop-lev，1997；张文新，谷传华，2005；韩琴，2008)。
在社会创造性领域也是如此。谷传华等人(2009)对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倾向与教师领导方式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发现，放任的领导方式可负向预测儿童的特质社会创造性，民主的领导方式可正向预测儿童的特质社会创造性。但是，教师领导方式的影响是否存在文化差异？或者说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而且，状态社会创造性与教师领导方式的关系是否与特质社会创造性有所不同？ (谷传华 张冬静 Yeh Hsueh Xiangen 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