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对睡眠问题的影响：积极认知的调节作用(4)
在控制创伤暴露程度后，本研究发现积极认知分别在PTSD的回避性症状与睡眠问题的关系之间、PTSD总体与睡眠问题的关系之间发挥调节作用，且两者的调节方向一致。这说明积极认知对PTSD总体与睡眠问题间关系的调节，主要是因为PTSD的回避性症状与睡眠问题之间的关系受到了积极认知的调节所导致的。具体表现为相对于高积极认知水平的个体，低积极认知水平个体的回避性症状对睡眠问题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根据Ehlers和Clark(2000)的认知理论，我们认为高积极认知的个体能够对创伤后的世界抱有积极的信念，会主动寻求更为积极的应对策略来处理创伤给其带来的消极情绪问题(Belsher，Ruzek，Bongar，&Cor-dova，2012)，减少了他们对逃避式应对策略的使用，降低了消极情绪唤醒(Lancaster，Rodriguez，&Weston，2011)，从而减弱了回避性症状对睡眠问题的影响。另外，当回避性症状的个体积极地看待创伤相关线索时，他们可能不会为了逃避睡眠中出现的相关创伤线索而不愿入睡。对于低积极认知的个体而言，他们可能会采取逃避的策略来处理创伤后的情绪体验，从而压抑了由创伤产生的情绪，然而个体对目标思维和情感的压抑却常常会导致“反弹效应”，即压抑的思想和情感在压抑期间产生扩大的情况(Petrie，Booth，&Pennebaker，1998)，这种现象甚至也会在个体夜晚睡眠的过程中出现，导致个体容易惊醒。不仅如此，当回避性症状的个体不能积极地看待创伤相关线索时，他们也有可能为了逃避睡眠中的创伤线索而不愿入睡。
本研究发现积极认知在闯入性症状与睡眠问题之间不存在调节作用。虽然，积极认知有助于个体采取有效的策略来应对创伤后的睡眠问题，也能够减少个体对睡眠的恐惧和焦虑(Harfmann，2013)，但是积极认知是个体对认知世界中创伤相关事件的思考，它可能会增加个体的心理和生理唤醒(Bab-son，et a1.，2011)，进而影响睡眠。因此，高积极认知水平下，闯入性症状严重的个体可能会对创伤相关线索进行大量的认知思考，这也会影响睡眠；低积极认知水平下，闯入性症状严重的个体不能够对创伤相关线索及其影响进行有效、全面的认知评价(Harvey，2000；Meiser-Stedman，2002)，这不利于其采取积极的策略应对睡眠中出现的问题，最终可能会导致睡眠问题的出现。基于此，我们认为无论积极认知的水平如何，一旦个体出现侵入性症状，那么他都有可能出现睡眠问题。
本研究的另一个发现在于积极认知在PTSD的警觉性增高症状与睡眠问题之间的关系中不起调节作用。警觉增高症状实际上是一种对创伤相关事件具有高度的唤醒情绪，使个体处于高度的紧张和警觉状态之中(Sullivan&Elbogen，2014)，这种状态会受个体认知的影响(Lang，1995)。积极的认知可以缓解这种紧张和警觉的状态(Lightsey，Johnson，&Freeman，2012)，但是却增加了个体的认知活动，从而会影响个体的睡眠(Dahl，1996)。对于低积极认知的个体，其高度的紧张和警觉状态依旧存在，这会影响个体睡眠时的环境，导致个体入睡困难、噩梦等问题的出现(Babson，et a1.，2011)。因此，相对于低积极认知，高积极认知水平并不能缓解警觉性增高症状对睡眠问题的影响。
总之，本研究探究了积极认知在PTSD三个症状对睡眠问题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一方面，研究结果说明了以往研究所得的PTSD三个症状分别对睡眠问题的影响不同的结论，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了积极认知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结果也可为灾后小学生的心理援助提供指导，即要帮助灾后小学生客观地认识睡眠问题，引导其积极地看待创伤后的世界，消除对睡眠问题的恐惧和焦虑，降低PTSD给其睡眠问题带来的不良影响，从而促进其健康成长。
5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创伤暴露程度对睡眠问题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PTSD对睡眠问题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积极认知对睡眠问题的影响不显著；(3)积极认知调节着PTSD及其回避性症状对睡眠问题的影响，并不调节PTSD的闯入性症状和警觉性增高症状对睡眠问题的影响。 (周宵 伍新春)
本研究发现积极认知在闯入性症状与睡眠问题之间不存在调节作用。虽然，积极认知有助于个体采取有效的策略来应对创伤后的睡眠问题，也能够减少个体对睡眠的恐惧和焦虑(Harfmann，2013)，但是积极认知是个体对认知世界中创伤相关事件的思考，它可能会增加个体的心理和生理唤醒(Bab-son，et a1.，2011)，进而影响睡眠。因此，高积极认知水平下，闯入性症状严重的个体可能会对创伤相关线索进行大量的认知思考，这也会影响睡眠；低积极认知水平下，闯入性症状严重的个体不能够对创伤相关线索及其影响进行有效、全面的认知评价(Harvey，2000；Meiser-Stedman，2002)，这不利于其采取积极的策略应对睡眠中出现的问题，最终可能会导致睡眠问题的出现。基于此，我们认为无论积极认知的水平如何，一旦个体出现侵入性症状，那么他都有可能出现睡眠问题。
本研究的另一个发现在于积极认知在PTSD的警觉性增高症状与睡眠问题之间的关系中不起调节作用。警觉增高症状实际上是一种对创伤相关事件具有高度的唤醒情绪，使个体处于高度的紧张和警觉状态之中(Sullivan&Elbogen，2014)，这种状态会受个体认知的影响(Lang，1995)。积极的认知可以缓解这种紧张和警觉的状态(Lightsey，Johnson，&Freeman，2012)，但是却增加了个体的认知活动，从而会影响个体的睡眠(Dahl，1996)。对于低积极认知的个体，其高度的紧张和警觉状态依旧存在，这会影响个体睡眠时的环境，导致个体入睡困难、噩梦等问题的出现(Babson，et a1.，2011)。因此，相对于低积极认知，高积极认知水平并不能缓解警觉性增高症状对睡眠问题的影响。
总之，本研究探究了积极认知在PTSD三个症状对睡眠问题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一方面，研究结果说明了以往研究所得的PTSD三个症状分别对睡眠问题的影响不同的结论，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了积极认知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结果也可为灾后小学生的心理援助提供指导，即要帮助灾后小学生客观地认识睡眠问题，引导其积极地看待创伤后的世界，消除对睡眠问题的恐惧和焦虑，降低PTSD给其睡眠问题带来的不良影响，从而促进其健康成长。
5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创伤暴露程度对睡眠问题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PTSD对睡眠问题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积极认知对睡眠问题的影响不显著；(3)积极认知调节着PTSD及其回避性症状对睡眠问题的影响，并不调节PTSD的闯入性症状和警觉性增高症状对睡眠问题的影响。 (周宵 伍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