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推脱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3)
在部分中介作用模型中。媒介不良接触与外部问题行为之间(γ=0.49，p<0.001)、媒介不良接触与道德推脱之间(γ=0.49，p<0.001)、道德推脱与外部问题行为之间(β=0.16，p<0.001)的路径系数均显著，这表明道德推脱对媒介不良接触与外部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值(0.08)占到总效应值(0.57)的14.04%。
3.3移情的调节作用检验
采用潜变量调节效应法分析移情在道德推脱影响外部问题行为中的调节作用(温忠麟，侯杰泰，Marsh，2008)。在变量的标准化过程中，根据加入乘积指标“不重复性”原则建立了由自变量、调节变量、交互项和因变量4个潜变量构成的调节作用模型。其中，自变量的4个指标(X1-X4)和因变量的2个指标(Y1、Y2)均采用打包策略形成；调节变量的6个指标(X5-X10)由移情问卷中通过了信效度检验的项目构成：交互项的4个指标(X4X6，X3X7，X1X8，X2X5)按照“大配大、小配小”的原则配对相乘所得，配对之前先去掉了调节变量中负荷较低的两个指标X9和X1O(吴艳，温忠麟，侯杰泰，Marsh，2011)。调节作用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较好：x2(96)=453.85，GFI=0.95，AGFI=0.92，IFI=0.92，CFI=0.92，RMSEA=0.06，表明模型可以接受。路径分析显示。道德推脱对外部问题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γ=0.32，p<0.001)，移情对外部问题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γ=-0.32，p<0.001)，道德推脱与移情的交互项对外部问题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γ=-0.19，p<0.001)，这表明移情能够显著地调节道德推脱与外部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图1直观地描述了移情的调节作用趋势。简单斜率检验发现，随着道德推脱水平的升高，低移情个体的外部问题行为增长速度(simple Slope=0.21，p<0.001)明显高于高移情个体的外部问题行为增长速度(Simple Slope=0.09，p<0.00 1)。
按照温忠麟、张雷和侯杰泰(2006)建议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道德推脱是否是有调节的中介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整合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较好：x2(160)=691.25，GFI=0.93，AGFI=0.91，IFI=0.91，CFI=0.91，RMSEA=0.06，表明模型是可以接受的。由图2可知，媒介不良接触对外部问题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γ=0.42，p<0.001)，移情对外部问题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γ=-0.25，p<0.001)；媒介不良接触对道德推脱有显著正向影响(γ=0.44，p<0.001)，移情对道德推脱有显著负向影响(γ=-0.18，p<0.001)；道德推脱对外部问题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γ=0.12，p<0.01)。这首先说明，道德推脱部分中介了媒介不良接触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同时，移情和道德推脱的交互项也对外部问题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γ=-0.10，p<0.05)，并且使得模型对外部问题行为的方差解释率显著增加了10%。此外，模型测量部分的各参数估计值均在0.37～0.89(p<0.001)之间。这些结果表明，道德推脱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4讨论
4.1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发展特点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随年龄的增长而明显增加，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同(杨继平，王兴超，2012)。对其他文化中青少年的研究也发现，青少年行为问题的发生率在一定时期内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具有较高的稳定性(Verhulst&van Wattum，1993)。外部问题行为这种增长趋势反映了青少年自身的发展特点。个体进入青春期，便进入了一个“暴风骤雨”的时期，注定要经历动荡与冲突的过程(雷雳，张雷，2003)。伴随着这一时期的好奇与冲动。各种外部问题行为，如吸烟、饮酒、过度上网等也会频频发生。研究还发现，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外部问题行为存在显著差异，青春中期和晚期(15～21岁)的外部问题行为明显高于青春早期(11～14岁)。这很大程度上与青少年面临的压力有关。压力是导致外部问题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俞国良，陈诗芳，2001)。从青春早期到中、晚期，大致相当于从初中步入高中和大学阶段，青少年面临的自身发展、学校适应、人际关系等各方面的压力逐渐增加，感知到更大压力的青少年对学校持消极态度，经常逃学，并且暴力事件更加严重(Piekarska，2000)。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男女生的外部问题行为在青春早期并无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一方面可能与当前初中生较普遍存在的“性别角色中性化”有关，另一方面则与青少年对性别角色的认知发展有关。依据社会学习理论，儿童的性别角色规范是儿童通过强化、模仿、观察学习等作用机制逐渐形成的，因此性别差异在青春早期并不显著，甚至出现中性化现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大，他们对中性化接受程度也会降低，而且男生的主动性和反应性攻击均显著高于女生(Xu，Farver，&Zhang，2009)，因此男生会有更多的外部问题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男生的外部问题行为在青春中期和晚期显著高于女生，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杨继平，王兴超，2012)。
4.2道德推脱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机制：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媒介不良接触和道德推脱均会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媒介不良接触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还会通过道德推脱的间接作用而实现，即道德推脱在媒介不良接触与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大众传媒是青少年面临的一个巨大“诱惑源”，媒体渲染的暴力、恐怖、色情等不健康内容很容易被是非观念模糊且自控力弱的青少年模仿和学习，并诱发他们观念和行为上的偏差，进而导致他们在生活中出现更多的外部问题行为(Anderson&Bushman，2001)。除模仿和学习的直接作用外，媒介不良接触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还会通过改变青少年内在的道德认知机制而起作用，使其产生较高的道德推脱。道德推脱理论为解释媒介不良接触影响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即个体在产生外部问题行为时会首先通过道德推脱机制来摆脱心理的内疚和自责，故而出现更多的外部问题行为(Richmond&Wilson，2008；Hyde，et a1.，2010；Obermann，2011；杨继平，王兴超，2013；Vincent，et a1.，2013)。已有研究显示，青少年的道德推脱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杨继平，王兴超，201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现象。研究结果表明，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占到了媒介不良接触影响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总效应的14.04%。这一点支持了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道德推脱理论的正确性。可见，媒介不良接触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外在的行为上，还会通过改变青少年道德认知机制，使其形成较高的道德推脱水平，进而出现更多外部问题行为。
模型整合的结果表明，青少年的道德推脱在媒介不良接触与外部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会受到青少年自身移情水平的负向调节。即道德推脱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高水平的移情可以缓解青少年因高道德推脱所导致的高外部问题行为。这是因为，高移情的个体更可能被他人的需要唤醒而激活个人头脑中较高的道德准则，而个体较高的共情能力和道德准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道德推脱的发生，减少个体伤害他人的动机(Detert et a1.，2008)，进而引导良好的行为和制止不良的行为(Bandura，1990，1999，2002)。相反，低移情的个体由于共情能力较弱，难以激活较高的道德准则，因而难以抑制道德推脱的发生和削弱道德推脱对其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提示，为更好地认识和干预青少年的外部问题行为，有必要关注媒介因素对青少年认知与行为的影响。通过引导青少年更合理地使用媒体，帮助其建立正确的道德认知和抑制道德推脱，同时进一步提升青少年的移情水平，将有利于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的高外部问题行为。
5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并且在青春中期和晚期明显高于青春早期。男女生的外部问题行为在青春早期没有明显差异，但在青春中期和晚期，男生的外部问题行为明显高于女生。(2)道德推脱在媒介不良接触与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一中介作用过程受到青少年自身移情水平的调节，高水平的移情能够缓解道德推脱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正向影响。 (刘裕 唐薇 张媛 刘芳)
3.3移情的调节作用检验
采用潜变量调节效应法分析移情在道德推脱影响外部问题行为中的调节作用(温忠麟，侯杰泰，Marsh，2008)。在变量的标准化过程中，根据加入乘积指标“不重复性”原则建立了由自变量、调节变量、交互项和因变量4个潜变量构成的调节作用模型。其中，自变量的4个指标(X1-X4)和因变量的2个指标(Y1、Y2)均采用打包策略形成；调节变量的6个指标(X5-X10)由移情问卷中通过了信效度检验的项目构成：交互项的4个指标(X4X6，X3X7，X1X8，X2X5)按照“大配大、小配小”的原则配对相乘所得，配对之前先去掉了调节变量中负荷较低的两个指标X9和X1O(吴艳，温忠麟，侯杰泰，Marsh，2011)。调节作用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较好：x2(96)=453.85，GFI=0.95，AGFI=0.92，IFI=0.92，CFI=0.92，RMSEA=0.06，表明模型可以接受。路径分析显示。道德推脱对外部问题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γ=0.32，p<0.001)，移情对外部问题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γ=-0.32，p<0.001)，道德推脱与移情的交互项对外部问题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γ=-0.19，p<0.001)，这表明移情能够显著地调节道德推脱与外部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图1直观地描述了移情的调节作用趋势。简单斜率检验发现，随着道德推脱水平的升高，低移情个体的外部问题行为增长速度(simple Slope=0.21，p<0.001)明显高于高移情个体的外部问题行为增长速度(Simple Slope=0.09，p<0.00 1)。
按照温忠麟、张雷和侯杰泰(2006)建议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道德推脱是否是有调节的中介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整合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较好：x2(160)=691.25，GFI=0.93，AGFI=0.91，IFI=0.91，CFI=0.91，RMSEA=0.06，表明模型是可以接受的。由图2可知，媒介不良接触对外部问题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γ=0.42，p<0.001)，移情对外部问题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γ=-0.25，p<0.001)；媒介不良接触对道德推脱有显著正向影响(γ=0.44，p<0.001)，移情对道德推脱有显著负向影响(γ=-0.18，p<0.001)；道德推脱对外部问题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γ=0.12，p<0.01)。这首先说明，道德推脱部分中介了媒介不良接触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同时，移情和道德推脱的交互项也对外部问题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γ=-0.10，p<0.05)，并且使得模型对外部问题行为的方差解释率显著增加了10%。此外，模型测量部分的各参数估计值均在0.37～0.89(p<0.001)之间。这些结果表明，道德推脱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4讨论
4.1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发展特点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随年龄的增长而明显增加，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同(杨继平，王兴超，2012)。对其他文化中青少年的研究也发现，青少年行为问题的发生率在一定时期内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具有较高的稳定性(Verhulst&van Wattum，1993)。外部问题行为这种增长趋势反映了青少年自身的发展特点。个体进入青春期，便进入了一个“暴风骤雨”的时期，注定要经历动荡与冲突的过程(雷雳，张雷，2003)。伴随着这一时期的好奇与冲动。各种外部问题行为，如吸烟、饮酒、过度上网等也会频频发生。研究还发现，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外部问题行为存在显著差异，青春中期和晚期(15～21岁)的外部问题行为明显高于青春早期(11～14岁)。这很大程度上与青少年面临的压力有关。压力是导致外部问题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俞国良，陈诗芳，2001)。从青春早期到中、晚期，大致相当于从初中步入高中和大学阶段，青少年面临的自身发展、学校适应、人际关系等各方面的压力逐渐增加，感知到更大压力的青少年对学校持消极态度，经常逃学，并且暴力事件更加严重(Piekarska，2000)。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男女生的外部问题行为在青春早期并无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一方面可能与当前初中生较普遍存在的“性别角色中性化”有关，另一方面则与青少年对性别角色的认知发展有关。依据社会学习理论，儿童的性别角色规范是儿童通过强化、模仿、观察学习等作用机制逐渐形成的，因此性别差异在青春早期并不显著，甚至出现中性化现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大，他们对中性化接受程度也会降低，而且男生的主动性和反应性攻击均显著高于女生(Xu，Farver，&Zhang，2009)，因此男生会有更多的外部问题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男生的外部问题行为在青春中期和晚期显著高于女生，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杨继平，王兴超，2012)。
4.2道德推脱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机制：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媒介不良接触和道德推脱均会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媒介不良接触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还会通过道德推脱的间接作用而实现，即道德推脱在媒介不良接触与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大众传媒是青少年面临的一个巨大“诱惑源”，媒体渲染的暴力、恐怖、色情等不健康内容很容易被是非观念模糊且自控力弱的青少年模仿和学习，并诱发他们观念和行为上的偏差，进而导致他们在生活中出现更多的外部问题行为(Anderson&Bushman，2001)。除模仿和学习的直接作用外，媒介不良接触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还会通过改变青少年内在的道德认知机制而起作用，使其产生较高的道德推脱。道德推脱理论为解释媒介不良接触影响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即个体在产生外部问题行为时会首先通过道德推脱机制来摆脱心理的内疚和自责，故而出现更多的外部问题行为(Richmond&Wilson，2008；Hyde，et a1.，2010；Obermann，2011；杨继平，王兴超，2013；Vincent，et a1.，2013)。已有研究显示，青少年的道德推脱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杨继平，王兴超，201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现象。研究结果表明，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占到了媒介不良接触影响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总效应的14.04%。这一点支持了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道德推脱理论的正确性。可见，媒介不良接触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外在的行为上，还会通过改变青少年道德认知机制，使其形成较高的道德推脱水平，进而出现更多外部问题行为。
模型整合的结果表明，青少年的道德推脱在媒介不良接触与外部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会受到青少年自身移情水平的负向调节。即道德推脱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高水平的移情可以缓解青少年因高道德推脱所导致的高外部问题行为。这是因为，高移情的个体更可能被他人的需要唤醒而激活个人头脑中较高的道德准则，而个体较高的共情能力和道德准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道德推脱的发生，减少个体伤害他人的动机(Detert et a1.，2008)，进而引导良好的行为和制止不良的行为(Bandura，1990，1999，2002)。相反，低移情的个体由于共情能力较弱，难以激活较高的道德准则，因而难以抑制道德推脱的发生和削弱道德推脱对其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提示，为更好地认识和干预青少年的外部问题行为，有必要关注媒介因素对青少年认知与行为的影响。通过引导青少年更合理地使用媒体，帮助其建立正确的道德认知和抑制道德推脱，同时进一步提升青少年的移情水平，将有利于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的高外部问题行为。
5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并且在青春中期和晚期明显高于青春早期。男女生的外部问题行为在青春早期没有明显差异，但在青春中期和晚期，男生的外部问题行为明显高于女生。(2)道德推脱在媒介不良接触与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一中介作用过程受到青少年自身移情水平的调节，高水平的移情能够缓解道德推脱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正向影响。 (刘裕 唐薇 张媛 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