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推脱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1)
摘要：以1030名12-2l岁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与媒介不良接触、道德推脱、移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且在青春中期和晚期显著高于青春早期：男女生的外部问题行为在青春早期没有明显差异，但在青春中期和晚期，男生的外部问题行为明显高于女生。(2)道德推脱在媒介不良接触与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一中介作用过程又受到移情水平的负向调节，因此道德推脱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关键词：青少年，媒介不良接触，道德推脱，移情，外部问题行为。
分类号 B842
1引言
外部问题行为是指一组表现在外的、反映了个体对外部环境消极反应的行为(Liu，2004)。根据有无攻击性可将外部问题行为分为过失行为和攻击行为，前者如撒谎、偷窃、逃课、吸毒、破坏公共财物等。后者如打架、不服从、挑衅、威胁他人等(Achenbach，1991)。外部问题行为是青少年表现出的最普遍、最持久的适应不良形式之一，不仅对家庭和社会有破坏作用，对青少年自身的发展也有负面影响。因此，青少年的外部问题行为已成为发展心理学和心理病理学领域的热点研究对象。在众多研究中，学者们一直很重视大众传媒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已有研究显示青少年的越轨行为、暴力行为及其他偏差行为与其媒介接触有关(An-derson&Bushman，200l；李爱芹，2005)，传媒中一些非道德因素会对青少年不道德行为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然而关于媒介因素“如何”影响外部问题行为的背后作用机制却鲜有研究者关注。为此，本研究将从道德推脱理论出发，分析青少年自身的道德推脱和移情在媒介不良接触影响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中的作用机制。
在传媒商业化、信息化和国际化背景下，传媒中普遍存在着价值多元化、现实界限模糊、道德缺位等问题，对青少年成长及其社会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本研究将这些负面因素称之为“媒介不良因素”，而对这些因素的接触即为媒介不良接触，其在青少年成长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是其他形式无可比拟的。李爱芹(2005)指出，大众传媒是诱发青少年模仿传媒暴力、网络道德失范、不健康迷恋和非理性消费等越轨行为的重要原因。实证研究也表明。大众传媒节目内容的确会对青少年暴力行为及其他偏差行为产生影响，暴力视频游戏或电视与青少年攻击行为和过失行为存在正相关(Anderson&Bushman，2001)。这是因为。一些媒体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往往过分渲染暴力、恐怖、色情等不健康内容。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从幼稚向成熟过渡的重要时期，他们既敏感又好奇冲动，经常抵制不住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诱惑而去尝试，因此在好奇和冲动背后总是隐藏着一些“危机”
(林崇德，1995)，比如来自虚拟世界的暴力经验会导致青少年社会信息加工的偏差，使他们更容易习得攻击态度和做出敌意性归因偏见。在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因难以应对纷繁复杂的选择所带来的诸多心理冲突和困惑，产生自我同一性危机(徐薇，寇或，2010)，而处于混淆状态的青少年往往与很多适应不良行为有关，包括学业问题和药物滥用等(Schwartz，2001)。可见，在当前社会，媒介不良接触已成为导致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
道德推脱是影响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又一重要因素。道德推脱是一种可以使个体行为摆脱自身道德准则的认知倾向，如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以最大程度降低其伤害性、减少自己的行为责任和降低对受害者痛苦的认同等，它可以使个体的道德自我调节功能产生失效，并使得个体在不道德行为之后没有明显内疚和自责，因而出现更多外部问题行为(Bandura，1990，2002)。大量研究表明，青春期的道德推脱与欺负、攻击、暴力以及其他形式的外部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Richmond&Wilson，2008；Obermann，2011；杨继平，王兴超，2013；Vincent，Emich，&Goncalo，2013)。而作为一种认知倾向，道德推脱的形成又离不开社会媒介环境的影响。已有研究显示，媒介不良接触如网络暴力游戏是引发青少年道德推脱的重要外部因素(Gabbiadini，Andrighetto，&Volpato，2012)。大众传媒尤其是新媒体，以其共生互动的传播为青少年主观能动地进行道德感知、推理、判断、实践和反思提供了多元“拟实”的场景与资源，给青少年道德理性的形成与发展以“浸润式”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当前传媒机构迫于生存竞争压力，常常以功利性、庸俗化的文化产品来迎合受众，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混淆了是非界限，也不利于青少年形成良好的道德认知倾向。而不良认知倾向会使得青少年即使出现了外部问题行为也不会受到自己道德的谴责，并认为这些行为是正常的，从而形成道德推脱(杨继平，王兴超，2012)。可见，道德推脱不仅是导致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一个前因变量，同时它的形成又离不开媒介不良接触的影响。据此，本研究推测，青少年自身的道德推脱会在媒介不良接触与青少年外部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移情，也称共情或同理心，是指对他人情绪情感状态或内容的认知、理解与共鸣(Jollife&Far-rington，2006)。关于移情与外部问题行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移情会对个体外部问题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Miller&Eisenberg，1988)，有学者却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Lovett&Sheffield，2007)，还有学者将移情视为调节变量，证明了移情在社会焦虑与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Batanova&Loukas，2011)。这也就是说，移情可能并不是外部问题行为的有效预测变量，而可能是其一个调节变量。虽然已有研究显示移情能够通过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影响个体的不道德行为(De-tert，Trevifio，&Sweitzer，2008)，但移情对道德推脱与外部问题行为的关系是否具有调节效应却有待探讨。已有研究显示，移情与道德推理对亲社会行为影响有明显的交互作用，移情水平较高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受道德推理水平的影响比移情水平较低的儿童明显(余宏波，刘桂珍，2006)。根据道德推脱理论，道德认知在转化成道德行为时受到个体自我道德标准的影响，较高的个人道德标准会对个体行为产生明显的调节作用，引导良好的行为和制止不良的行为(Bandura，1990，1999，2002)。由于高移情的个体能够更敏锐地意识并体会到他人的需要和情感，因而更可能激活个人头脑中较高的道德准则，使个人意识中与当前问题有关的道德准则更为突显和活跃，从而减少个体伤害他人的动机，激发亲社会行为(Detert et a1.，2008)。而低移情的个体由于自身共情能力较弱。难以激活较高的道德准则，因而难以抑制个体道德推脱的发生，也难以削弱道德推脱与外部问题行为的关系。据此，本研究推测，青少年自身的移情水平会在道德推脱与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之间起着调节作用。 (刘裕 唐薇 张媛 刘芳)
关键词：青少年，媒介不良接触，道德推脱，移情，外部问题行为。
分类号 B842
1引言
外部问题行为是指一组表现在外的、反映了个体对外部环境消极反应的行为(Liu，2004)。根据有无攻击性可将外部问题行为分为过失行为和攻击行为，前者如撒谎、偷窃、逃课、吸毒、破坏公共财物等。后者如打架、不服从、挑衅、威胁他人等(Achenbach，1991)。外部问题行为是青少年表现出的最普遍、最持久的适应不良形式之一，不仅对家庭和社会有破坏作用，对青少年自身的发展也有负面影响。因此，青少年的外部问题行为已成为发展心理学和心理病理学领域的热点研究对象。在众多研究中，学者们一直很重视大众传媒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已有研究显示青少年的越轨行为、暴力行为及其他偏差行为与其媒介接触有关(An-derson&Bushman，200l；李爱芹，2005)，传媒中一些非道德因素会对青少年不道德行为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然而关于媒介因素“如何”影响外部问题行为的背后作用机制却鲜有研究者关注。为此，本研究将从道德推脱理论出发，分析青少年自身的道德推脱和移情在媒介不良接触影响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中的作用机制。
在传媒商业化、信息化和国际化背景下，传媒中普遍存在着价值多元化、现实界限模糊、道德缺位等问题，对青少年成长及其社会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本研究将这些负面因素称之为“媒介不良因素”，而对这些因素的接触即为媒介不良接触，其在青少年成长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影响是其他形式无可比拟的。李爱芹(2005)指出，大众传媒是诱发青少年模仿传媒暴力、网络道德失范、不健康迷恋和非理性消费等越轨行为的重要原因。实证研究也表明。大众传媒节目内容的确会对青少年暴力行为及其他偏差行为产生影响，暴力视频游戏或电视与青少年攻击行为和过失行为存在正相关(Anderson&Bushman，2001)。这是因为。一些媒体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往往过分渲染暴力、恐怖、色情等不健康内容。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从幼稚向成熟过渡的重要时期，他们既敏感又好奇冲动，经常抵制不住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诱惑而去尝试，因此在好奇和冲动背后总是隐藏着一些“危机”
(林崇德，1995)，比如来自虚拟世界的暴力经验会导致青少年社会信息加工的偏差，使他们更容易习得攻击态度和做出敌意性归因偏见。在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因难以应对纷繁复杂的选择所带来的诸多心理冲突和困惑，产生自我同一性危机(徐薇，寇或，2010)，而处于混淆状态的青少年往往与很多适应不良行为有关，包括学业问题和药物滥用等(Schwartz，2001)。可见，在当前社会，媒介不良接触已成为导致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
道德推脱是影响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又一重要因素。道德推脱是一种可以使个体行为摆脱自身道德准则的认知倾向，如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以最大程度降低其伤害性、减少自己的行为责任和降低对受害者痛苦的认同等，它可以使个体的道德自我调节功能产生失效，并使得个体在不道德行为之后没有明显内疚和自责，因而出现更多外部问题行为(Bandura，1990，2002)。大量研究表明，青春期的道德推脱与欺负、攻击、暴力以及其他形式的外部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Richmond&Wilson，2008；Obermann，2011；杨继平，王兴超，2013；Vincent，Emich，&Goncalo，2013)。而作为一种认知倾向，道德推脱的形成又离不开社会媒介环境的影响。已有研究显示，媒介不良接触如网络暴力游戏是引发青少年道德推脱的重要外部因素(Gabbiadini，Andrighetto，&Volpato，2012)。大众传媒尤其是新媒体，以其共生互动的传播为青少年主观能动地进行道德感知、推理、判断、实践和反思提供了多元“拟实”的场景与资源，给青少年道德理性的形成与发展以“浸润式”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当前传媒机构迫于生存竞争压力，常常以功利性、庸俗化的文化产品来迎合受众，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混淆了是非界限，也不利于青少年形成良好的道德认知倾向。而不良认知倾向会使得青少年即使出现了外部问题行为也不会受到自己道德的谴责，并认为这些行为是正常的，从而形成道德推脱(杨继平，王兴超，2012)。可见，道德推脱不仅是导致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的一个前因变量，同时它的形成又离不开媒介不良接触的影响。据此，本研究推测，青少年自身的道德推脱会在媒介不良接触与青少年外部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移情，也称共情或同理心，是指对他人情绪情感状态或内容的认知、理解与共鸣(Jollife&Far-rington，2006)。关于移情与外部问题行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移情会对个体外部问题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Miller&Eisenberg，1988)，有学者却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Lovett&Sheffield，2007)，还有学者将移情视为调节变量，证明了移情在社会焦虑与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Batanova&Loukas，2011)。这也就是说，移情可能并不是外部问题行为的有效预测变量，而可能是其一个调节变量。虽然已有研究显示移情能够通过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影响个体的不道德行为(De-tert，Trevifio，&Sweitzer，2008)，但移情对道德推脱与外部问题行为的关系是否具有调节效应却有待探讨。已有研究显示，移情与道德推理对亲社会行为影响有明显的交互作用，移情水平较高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受道德推理水平的影响比移情水平较低的儿童明显(余宏波，刘桂珍，2006)。根据道德推脱理论，道德认知在转化成道德行为时受到个体自我道德标准的影响，较高的个人道德标准会对个体行为产生明显的调节作用，引导良好的行为和制止不良的行为(Bandura，1990，1999，2002)。由于高移情的个体能够更敏锐地意识并体会到他人的需要和情感，因而更可能激活个人头脑中较高的道德准则，使个人意识中与当前问题有关的道德准则更为突显和活跃，从而减少个体伤害他人的动机，激发亲社会行为(Detert et a1.，2008)。而低移情的个体由于自身共情能力较弱。难以激活较高的道德准则，因而难以抑制个体道德推脱的发生，也难以削弱道德推脱与外部问题行为的关系。据此，本研究推测，青少年自身的移情水平会在道德推脱与青少年外部问题行为之间起着调节作用。 (刘裕 唐薇 张媛 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