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征：时间与依恋风格的影响(1)
摘要：在北京社区方便取样，共招募有效被试599名，平均年龄为67.50±5.1岁，平均婚龄为41.9±6.5年。要求被试完成限时5分钟的自传体记忆快速提取访谈和《老年人夫妻依恋问卷》。从时间分布、情绪效价和依恋风格的影响几个方面考察了老年人婚姻相关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征。研究结果发现：(1)老年人提取的积极婚姻自传体记忆事件的时间分布曲线近似U型，存在新婚效应和近期效应；消极事件的分布则不存在近期效应：(2)被试回忆的总积极事件数显著大于消极事件数，从新婚期到空巢期各婚姻阶段的积极事件数也都显著大于消极事件数，即在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提取中，老年人对积极事件存在偏好；(3)依恋风格不同的个体在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上存在差异：依恋风格为安全型、专注型和冷漠型的个体回忆的积极事件均显著多于消极事件，恐惧型个体则无显著差异。
关键词：自传体记忆，老年人，婚姻，时间分布，情绪效价，依恋风格。
分类号 B849
1问题提出
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是人类一种独特的记忆形式，它超越了对所经历过的事件的简单回忆，通过整合对自己、他人及时间的不同视角、观点和评价，构造了一段个人的历史(Rubin，2005；Conway，2005)。更简洁的说，自传体记忆是一种指向自我并与个人经历相关的记忆，它受制于个体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影响，人类通过这些目标来实现个人认同和人生价值(Fivush，2011：Pillemer，2001)。它不仅包括背景信息(情节记忆)、相关知识(语义记忆)，还包括感知觉等方面的信息，是对生活事件的一种“整合”。因此，Conwav(2000)称自传体记忆是人类的鲜活记忆、真实记忆。
有关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Galton(1879)的早餐问卷和线索词方法，前者要求被试回忆当天早餐的情境，后者则是给被试呈现一个词并要求努力回忆与这个词有关的个人经历。美国的两位记忆研究人员Crovitz和Schiffman(1974)根据Galton(1879)的线索词法发展出了一套线索词技术，运用这一技术可得到不同生命阶段自传体记忆的数量分布曲线。尽管这种曲线可以在很多情形中观察到，但是当被试自由回忆其生命事件然后给每件事注明日期的情况下最明显(Rubin&Schulkind，1997)。如图1是一个理想化的数量曲线，它强调了三个重要部分：(1)婴儿期遗忘现象(childhood amnesia)，即在最初的三年里，记忆数量很小；(2)怀旧性上涨(reminiscence bump)，即在10岁到30岁之间有一个上升：(3)最后，记忆数量随着回忆时间的临近而上升，这种对近期事件的保留反映了遗忘曲线中记忆的近期效应(re-cency effect)(Conway，2000)。
对于个体的自传体记忆，研究者不只关注人们多大程度上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更关注人们为何记住这些生活事件和这些事件的意义。自传体记忆有三个公认的重要功能：指导功能、自我功能和社会功能(Rasmussen&Berntsen，2009)。指导功能。是自传体记忆的一种工具性的、指导当下及将来行为的功能，它通过自动提取过去伤害性的经历，帮助个体躲避可能面对的相关危险。自我功能，是指自传体记忆具有促进自我概念发展、促进自我连续性的功能，它通过整合个体各个阶段的人生故事。帮助个体实现人格完善、达到更高水平的自我同一。社会功能，是指自传体记忆具有促进个体间交流和社会联结的功能。由此，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对自我和人际都有重要意义。
以往研究表明，成年期回忆的自传体记忆事件中的关系事件，如结婚、离婚和婚姻问题占很大比例(Schroots&Assink，2005)。对成人来说，婚姻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自传体记忆的功能特征，对婚姻关系中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将有助于揭示自传体记忆的建构方式，反映个体对自我和婚姻关系的认知及信息加工的特点。另外，考察婚姻自传体记忆的特点，对提高婚姻质量的实践也会有启发意义。然而，婚姻自传体记忆的分布曲线和数量特点是怎样的，与一般自传体记忆有什么不同？现有研究还缺乏实证的证据。
为探究以上问题，需要在较长的婚龄维度上才能观察到时间分布特点，因此本研究选取老年人为研究被试。首先，考察其婚姻相关自传体记忆的时间分布特点，本研究根据Zilbach(1989)家庭发展任务理论将婚姻生活划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起点：新婚夫妇的结合，第二阶段起点：第一个孩子出生，第三阶段起点：孩子开始上学，第四阶段起点：最小孩子完全离家，第五阶段起点：夫妻双方均退休)，考察老年人在婚姻的不同时间自传体记忆的特点。以往研究表明，不同家庭周期的婚姻质量有变化，分布曲线呈U型，即新婚期婚姻质量较高，孩子出生到孩子离家之前婚姻质量下降，而孩子离开之后的空巢期婚姻质量再度上升(An-derson，Russell，&Schumm，1983；Argyle，1986)。
其次，考察不同情绪效价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点。一般自传体记忆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对积极事件存在偏好。如Thompson(1998)发现老年人存在一定的积极效应，对积极事件比消极事件回忆的更好：Berntsen和Rubin(2002)发现老年人报告的积极事件数量是消极事件数量的两倍以上：龚先曼和王大华(2012)的研究发现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在近期事件的回忆上存在积极效应。那么，对于婚姻自传体记忆，这一积极偏好是否依然存在？这也是本研究关注的问题。
最后，从依恋风格考察自传体记忆的个体差异。自传体记忆并不能确切地反映事件发生时的原貌，更多的是个体对事件的主观看法以及这些看法随时间发生的变化。而依恋关系的内部心理表征会影响个体对社会信息的解释(Haggerty，Siefert，&Weinberger，2010)，这种影响是通过“内部工作模式”进行的(Crittenden，1990；Main，Kaplan，&Cassidy，1985)。Bretherton和MunhoHand(1999)认为依恋关系反映了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工作模式，它会影响自传体记忆的内容和数量特点。对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讲，配偶在其重要支持者中排第一位(张明妍，王大华，MickPower，2011)，配偶支持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因此，与配偶的依恋关系对婚姻自传体记忆的影响可能会更大。那么，它是如何影响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点的？本研究也试图对此进行考察。 (贾孟华 杨小洋 王大华)
关键词：自传体记忆，老年人，婚姻，时间分布，情绪效价，依恋风格。
分类号 B849
1问题提出
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是人类一种独特的记忆形式，它超越了对所经历过的事件的简单回忆，通过整合对自己、他人及时间的不同视角、观点和评价，构造了一段个人的历史(Rubin，2005；Conway，2005)。更简洁的说，自传体记忆是一种指向自我并与个人经历相关的记忆，它受制于个体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影响，人类通过这些目标来实现个人认同和人生价值(Fivush，2011：Pillemer，2001)。它不仅包括背景信息(情节记忆)、相关知识(语义记忆)，还包括感知觉等方面的信息，是对生活事件的一种“整合”。因此，Conwav(2000)称自传体记忆是人类的鲜活记忆、真实记忆。
有关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Galton(1879)的早餐问卷和线索词方法，前者要求被试回忆当天早餐的情境，后者则是给被试呈现一个词并要求努力回忆与这个词有关的个人经历。美国的两位记忆研究人员Crovitz和Schiffman(1974)根据Galton(1879)的线索词法发展出了一套线索词技术，运用这一技术可得到不同生命阶段自传体记忆的数量分布曲线。尽管这种曲线可以在很多情形中观察到，但是当被试自由回忆其生命事件然后给每件事注明日期的情况下最明显(Rubin&Schulkind，1997)。如图1是一个理想化的数量曲线，它强调了三个重要部分：(1)婴儿期遗忘现象(childhood amnesia)，即在最初的三年里，记忆数量很小；(2)怀旧性上涨(reminiscence bump)，即在10岁到30岁之间有一个上升：(3)最后，记忆数量随着回忆时间的临近而上升，这种对近期事件的保留反映了遗忘曲线中记忆的近期效应(re-cency effect)(Conway，2000)。
对于个体的自传体记忆，研究者不只关注人们多大程度上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更关注人们为何记住这些生活事件和这些事件的意义。自传体记忆有三个公认的重要功能：指导功能、自我功能和社会功能(Rasmussen&Berntsen，2009)。指导功能。是自传体记忆的一种工具性的、指导当下及将来行为的功能，它通过自动提取过去伤害性的经历，帮助个体躲避可能面对的相关危险。自我功能，是指自传体记忆具有促进自我概念发展、促进自我连续性的功能，它通过整合个体各个阶段的人生故事。帮助个体实现人格完善、达到更高水平的自我同一。社会功能，是指自传体记忆具有促进个体间交流和社会联结的功能。由此，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对自我和人际都有重要意义。
以往研究表明，成年期回忆的自传体记忆事件中的关系事件，如结婚、离婚和婚姻问题占很大比例(Schroots&Assink，2005)。对成人来说，婚姻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自传体记忆的功能特征，对婚姻关系中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将有助于揭示自传体记忆的建构方式，反映个体对自我和婚姻关系的认知及信息加工的特点。另外，考察婚姻自传体记忆的特点，对提高婚姻质量的实践也会有启发意义。然而，婚姻自传体记忆的分布曲线和数量特点是怎样的，与一般自传体记忆有什么不同？现有研究还缺乏实证的证据。
为探究以上问题，需要在较长的婚龄维度上才能观察到时间分布特点，因此本研究选取老年人为研究被试。首先，考察其婚姻相关自传体记忆的时间分布特点，本研究根据Zilbach(1989)家庭发展任务理论将婚姻生活划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起点：新婚夫妇的结合，第二阶段起点：第一个孩子出生，第三阶段起点：孩子开始上学，第四阶段起点：最小孩子完全离家，第五阶段起点：夫妻双方均退休)，考察老年人在婚姻的不同时间自传体记忆的特点。以往研究表明，不同家庭周期的婚姻质量有变化，分布曲线呈U型，即新婚期婚姻质量较高，孩子出生到孩子离家之前婚姻质量下降，而孩子离开之后的空巢期婚姻质量再度上升(An-derson，Russell，&Schumm，1983；Argyle，1986)。
其次，考察不同情绪效价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点。一般自传体记忆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对积极事件存在偏好。如Thompson(1998)发现老年人存在一定的积极效应，对积极事件比消极事件回忆的更好：Berntsen和Rubin(2002)发现老年人报告的积极事件数量是消极事件数量的两倍以上：龚先曼和王大华(2012)的研究发现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在近期事件的回忆上存在积极效应。那么，对于婚姻自传体记忆，这一积极偏好是否依然存在？这也是本研究关注的问题。
最后，从依恋风格考察自传体记忆的个体差异。自传体记忆并不能确切地反映事件发生时的原貌，更多的是个体对事件的主观看法以及这些看法随时间发生的变化。而依恋关系的内部心理表征会影响个体对社会信息的解释(Haggerty，Siefert，&Weinberger，2010)，这种影响是通过“内部工作模式”进行的(Crittenden，1990；Main，Kaplan，&Cassidy，1985)。Bretherton和MunhoHand(1999)认为依恋关系反映了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工作模式，它会影响自传体记忆的内容和数量特点。对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讲，配偶在其重要支持者中排第一位(张明妍，王大华，MickPower，2011)，配偶支持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因此，与配偶的依恋关系对婚姻自传体记忆的影响可能会更大。那么，它是如何影响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点的？本研究也试图对此进行考察。 (贾孟华 杨小洋 王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