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情境风险与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关系：有中介的调节模型(2)
2.2 研究工具
2.2.1 自编基本情况问卷
包括年龄、职业、工作年限、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一般现状因素。一般现状包括的内容有：对将来的预期、自我伤害或自杀行为史、消极感受、对自我外貌的满意度、生活充实度、生活幸福度、婚姻状况、周围人有无自杀想法或行为、配偶(恋人)沟通状况、配偶(恋人)支持状况、婚恋满意度、家庭和睦度。
2.2.2 紧张性生活事件评定量表
紧张性生活事件评定量表(Stressful LifeEvents Rating Scale，SLERS)由国内学者郑延平(1990)等人编制。原量表包括47项生活事件，分为学习、婚姻恋爱、健康、家庭、工作与经济、人际关系、环境和法律等问题共8类事件，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特性(梁红，费立鹏，2005)。考虑到测试群体和题目内容的一致性，本研究选取婚姻恋爱、健康、家庭、工作与经济、人际关系、环境和法律等问题7类44项生活事件对职业女性进行测量，要求被试评定每种生活事件是否发生以及对自身的影响程度。采用六点计分，“0”表示没有发生过，“5”表示发生过且影响极重，计算各维度总分，分数越高表示负性生活事件越严重，总分75%以上的视为有风险。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3。
2.2.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Scale，SSRS)由肖水源编制(汪向东，王希林，马宏，1999)，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根据主客观支持度、社会支持利用度以及量表总分评价调查对象得到的社会支持，得分越高表示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总分低于25%以下的视为有风险。在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9。
2.2.4 工作家庭冲突量表
工作家庭冲突量表(Work Family ConflictScale，WFCS)由Carlson等人(2000)编制，包括→工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概念，每个概念下又各自包含三个小的层面。量表由18个题目组成，分为6个维度：基于时间的工作→家庭冲突、基于时间的家庭→工作冲突、基于压力的工作→家庭冲突、基于压力的家庭→工作冲突、基于行为的工作→家庭冲突、基于行为的家庭→工作冲突。量表采用里克特五点计分方式，从“1”表示完全不同意依次过渡到“5”表示完全同意。计算各维度的总分，总分越高，表示冲突越大，总分75%以上的视为有风险。袁艳萍等(2012)的研究表明，该量表在中国职业女性群体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在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1。
2.2.5 坚韧性人格量表
坚韧性人格量表(Hardiness Scale，HS)由卢国华和梁宝勇(2008)编制。量表由27个题目组成，包括韧性、控制、投入和挑战4个维度。量表采用里克特四点计分方式，从“1”表示完全不符合依次过渡到“4”表示完全符合。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4。
2.2.6 心理痛楚量表
心理痛楚量表(Psychache Scale，PS)由Holden等(2001)根据Shneidman提出的心理痛楚的定义和相关理论编制而成，我国学者秦佑凤(2008)对此量表进行了修订。量表由13个题目组成，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方式，从1表示“从不”依次过渡到5表示“几乎总是”，得分越高表示心理痛楚程度越大。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5。
2.2.7 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
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BSICV)由李献云等人(2010)修订。用于评估个体对生命和死亡的想法以及自杀意念的严重程度。量表由19个条目组成，前5项为筛选项：只要在第4项(主动自杀念头)或5项(被动自杀念头)的答案不是“没有”，则继续回答接下来的第6-19项；否则，结束此量表的测量。量表采用三点计分方式(0～2分)，得分越高，自杀意念越强烈，自杀危险越高。如果不需调查第6～19项，量表总分为前5项之和。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8。
3 研究结果
3.1 职业女性累积风险指数
计算累积风险指数采用三个步骤(Gerard & Buehler，2004a，2004b)。首先，将每个风险因素分成二分变量。0表示不存在风险，1表示存在风险：表1总结了风险划分的标准以及每个风险因素的描述统计信息：除特别说明外，风险因素均分≤25%或≥75%为风险划分标准，累积风险研究一致使用此分界点。第二步，确定所有二分的风险因素在本研究中是否真是风险条件，采用对比每个风险因素上有风险组和无风险组在因变量自杀意念上的得分差异进行区分。统计表明，在所有风险因素上有风险组职业女性的自杀意念均显著高于无风险组，因此，保留所有预设的风险因素。第三步，总计每个被试的风险因素个数，得到累积风险分数：分数范围为0-25；累积风险指数均分和标准误为8.21和0.15。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及相关分析
考察累积情境风险、心理痛楚、坚韧性人格和自杀意念4个变量间的相关，结果如表2所示：累积情境风险与坚韧性人格呈显著负相关，与心理痛楚、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坚韧性人格与心理痛楚、自杀意念显著负相关；心理痛楚与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所有相关均达到显著水平且方向与预期一致。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中介、调节效应检验。
3.3 累积情境风险与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关系：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按照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的步骤(温忠麟，张雷。侯杰泰，2006)，需要对三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见表3)。方程1估计坚韧性人格对自变量(累积情境风险)与因变量(自杀意念)关系的调节效应：方程2估计坚韧性人格对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心理痛楚)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方程3进行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交互作用项和中介变量的回归分析，看中介变量的系数是否显著。如果模型估计结果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则表明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存在：(1)方程1中坚韧性人格对累积情境风险和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调节影响显著：(2)方程2中坚韧性人格对累积情境风险和心理痛楚的调节效应显著：(3)方程3中心理痛楚与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关系显著。根据Frazier等(2004)的建议，在每个方程中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并对职业女性的职业和年龄进行了控制。所有预测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inflation factor，VIF)均不高于1.46，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刘旺 田丽丽 谈继红)
2.2.1 自编基本情况问卷
包括年龄、职业、工作年限、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一般现状因素。一般现状包括的内容有：对将来的预期、自我伤害或自杀行为史、消极感受、对自我外貌的满意度、生活充实度、生活幸福度、婚姻状况、周围人有无自杀想法或行为、配偶(恋人)沟通状况、配偶(恋人)支持状况、婚恋满意度、家庭和睦度。
2.2.2 紧张性生活事件评定量表
紧张性生活事件评定量表(Stressful LifeEvents Rating Scale，SLERS)由国内学者郑延平(1990)等人编制。原量表包括47项生活事件，分为学习、婚姻恋爱、健康、家庭、工作与经济、人际关系、环境和法律等问题共8类事件，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特性(梁红，费立鹏，2005)。考虑到测试群体和题目内容的一致性，本研究选取婚姻恋爱、健康、家庭、工作与经济、人际关系、环境和法律等问题7类44项生活事件对职业女性进行测量，要求被试评定每种生活事件是否发生以及对自身的影响程度。采用六点计分，“0”表示没有发生过，“5”表示发生过且影响极重，计算各维度总分，分数越高表示负性生活事件越严重，总分75%以上的视为有风险。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3。
2.2.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Scale，SSRS)由肖水源编制(汪向东，王希林，马宏，1999)，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根据主客观支持度、社会支持利用度以及量表总分评价调查对象得到的社会支持，得分越高表示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总分低于25%以下的视为有风险。在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9。
2.2.4 工作家庭冲突量表
工作家庭冲突量表(Work Family ConflictScale，WFCS)由Carlson等人(2000)编制，包括→工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概念，每个概念下又各自包含三个小的层面。量表由18个题目组成，分为6个维度：基于时间的工作→家庭冲突、基于时间的家庭→工作冲突、基于压力的工作→家庭冲突、基于压力的家庭→工作冲突、基于行为的工作→家庭冲突、基于行为的家庭→工作冲突。量表采用里克特五点计分方式，从“1”表示完全不同意依次过渡到“5”表示完全同意。计算各维度的总分，总分越高，表示冲突越大，总分75%以上的视为有风险。袁艳萍等(2012)的研究表明，该量表在中国职业女性群体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在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1。
2.2.5 坚韧性人格量表
坚韧性人格量表(Hardiness Scale，HS)由卢国华和梁宝勇(2008)编制。量表由27个题目组成，包括韧性、控制、投入和挑战4个维度。量表采用里克特四点计分方式，从“1”表示完全不符合依次过渡到“4”表示完全符合。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4。
2.2.6 心理痛楚量表
心理痛楚量表(Psychache Scale，PS)由Holden等(2001)根据Shneidman提出的心理痛楚的定义和相关理论编制而成，我国学者秦佑凤(2008)对此量表进行了修订。量表由13个题目组成，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方式，从1表示“从不”依次过渡到5表示“几乎总是”，得分越高表示心理痛楚程度越大。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5。
2.2.7 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
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BSICV)由李献云等人(2010)修订。用于评估个体对生命和死亡的想法以及自杀意念的严重程度。量表由19个条目组成，前5项为筛选项：只要在第4项(主动自杀念头)或5项(被动自杀念头)的答案不是“没有”，则继续回答接下来的第6-19项；否则，结束此量表的测量。量表采用三点计分方式(0～2分)，得分越高，自杀意念越强烈，自杀危险越高。如果不需调查第6～19项，量表总分为前5项之和。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8。
3 研究结果
3.1 职业女性累积风险指数
计算累积风险指数采用三个步骤(Gerard & Buehler，2004a，2004b)。首先，将每个风险因素分成二分变量。0表示不存在风险，1表示存在风险：表1总结了风险划分的标准以及每个风险因素的描述统计信息：除特别说明外，风险因素均分≤25%或≥75%为风险划分标准，累积风险研究一致使用此分界点。第二步，确定所有二分的风险因素在本研究中是否真是风险条件，采用对比每个风险因素上有风险组和无风险组在因变量自杀意念上的得分差异进行区分。统计表明，在所有风险因素上有风险组职业女性的自杀意念均显著高于无风险组，因此，保留所有预设的风险因素。第三步，总计每个被试的风险因素个数，得到累积风险分数：分数范围为0-25；累积风险指数均分和标准误为8.21和0.15。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及相关分析
考察累积情境风险、心理痛楚、坚韧性人格和自杀意念4个变量间的相关，结果如表2所示：累积情境风险与坚韧性人格呈显著负相关，与心理痛楚、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坚韧性人格与心理痛楚、自杀意念显著负相关；心理痛楚与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所有相关均达到显著水平且方向与预期一致。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中介、调节效应检验。
3.3 累积情境风险与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关系：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按照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的步骤(温忠麟，张雷。侯杰泰，2006)，需要对三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见表3)。方程1估计坚韧性人格对自变量(累积情境风险)与因变量(自杀意念)关系的调节效应：方程2估计坚韧性人格对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心理痛楚)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方程3进行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交互作用项和中介变量的回归分析，看中介变量的系数是否显著。如果模型估计结果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则表明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存在：(1)方程1中坚韧性人格对累积情境风险和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调节影响显著：(2)方程2中坚韧性人格对累积情境风险和心理痛楚的调节效应显著：(3)方程3中心理痛楚与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关系显著。根据Frazier等(2004)的建议，在每个方程中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并对职业女性的职业和年龄进行了控制。所有预测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inflation factor，VIF)均不高于1.46，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刘旺 田丽丽 谈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