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执行功能的发展对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5)
为进一步解释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发展间的相关关系，本研究采用了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一种能力对另一种能力的发展的预测作用。对于二者间的作用机制，多数追踪研究结果支持了“执行功能是心理理论发展的基础”的观点(Hughes，1998b；Carlson et al.， 2004； Hughes & Ensor， 2007；Muller et al.，2012)，认为执行功能的发展为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本研究在儿童3-4岁发展过程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在控制幼儿年龄、言语能力和前测心理理论后，儿童3岁时执行功能依然能够显著预测其4岁时的心理理论。Muller等(2012)也在这一年龄阶段报告过相同的结果，其研究进一步发现，与工作记忆成分相比.执行功能中的抑制控制成分对心理理论发展有更好的预测作用。不仅如此，一些研究者还发现，执行功能中的灵活转换成分能够帮助个体从自我视角转换到他人视角，同样有助于错误信念的发展(Perner&Lang， 1999)。因此，尽管执行功能的各个成分所发挥的作用不同，但一个运行良好的执行功能系统能直接促进心理理论的发展(Carlson et a1.，2004)。除直接作用外，Hughes，Dunn和White (1998)提出执行功能也可能间接影响着心理理论的发展。那些执行功能水平较高的儿童往往也具有较好的社会交往技能，因而他们拥有更多观察和学习他人心理状态的机会( Carpendale&Lewis，2004)。然而，本研究并没有继续在儿童4-5岁发展过程中发现执行功能对心理理论发展的预测作用。这有别于Hughes (1998b)的研究结果，她分别在儿童3岁11个月和5岁0个月时测查了儿童的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发现控制年龄、言语能力和前测心理理论后，儿童在一项冲突型执行功能任务上的表现能够预测其一年后的心理理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Hughes (1998b)在前测中采用了一级错误信念任务，而在后测中新增了二级错误信念任务。由于二级错误信念任务涉及到对他人关于自己或另一个他人的信念的推断或认知f Sulli-van，Zaitchik，&Tager-Flusberg， 1994)，即心理状态嵌入数量有所增加(王异芳，苏彦捷.2008)，需要更高水平的执行功能作为基础，因此，即使控制了执行功能对一级错误信念的作用后，其对二级错误信念任务依然具有独特的影响，从而表现出对后测心理理论的预测作用。
上述这种随年龄增长，执行功能对心理理论发展的预测作用经历的从有到无的变化，验证了“发生说”的理论解释。儿童信念概念的构建需要执行功能最低限度的参与，这种参与包括反思想法和行为、分离自我和当前处境、抑制具有优势的但却是错误的知识等(Moses，2001)。4岁以前，儿童一定水平的执行功能的获得使其能够对心理过程进行恰当、有策略性的控制，从而逐渐获得了一些关键性概念.而4岁以后，这些概念一经产生就不再需要更高水平的执行功能的参与了(Moses，2001)。事实上，相关分析结果中儿童发展至5岁时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间相关的消失也支持了“发生论”的解释。Sabbagh等(2006)的跨文化研究同样印证了这一观点.中国的学前儿童虽然在执行功能表现上显著优于美国儿童，但在心理理论方面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优越性。冈此，儿童心理理论的快速发展并不总是伴随着高水平的执行功能，当儿童已经具备一定水平的执行功能之后，心理理论的发展将更多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与兄弟姐妹的交往经验等(Sabbagh et a1.，2006； McAlister&Peter-son，2007)。正如Flavell和Miller (1998)所述，即使拥有一个完全成熟的执行功能系统，儿童对于心理状态仍然有许多需要学习。
同样，与多数追踪研究结果相同(Hughes，1998b； Hughes & Ensor， 2007； MLiller et al.， 2012)，本研究也未发现“心理理论是执行功能发展的基础”的证据。特别是控制年龄和言语能力以及前测执行功能后，儿童3岁和4岁时的心理理论均不能显著预测一年后的执行功能。之所以Hughes和Ensor (2007)发现了儿童2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够预测其4岁时的执行功能，可能与他们所采用的心理理论任务有关。该研究在儿童2岁时选用了欺骗任务(藏硬币游戏)测量心理理论，这项任务不仅需要儿童从认知层面对具有优势的事实性信息进行抑制.而且还需要儿童从操作层面控制自己的行为(双手藏在背后、双手握紧拳头、保证硬币在手中隐藏好等) (Talwar&Lee，2008)，这种执行控制技能的需求可能导致了其与执行功能的密切关系。为什么McAlister和Peterson (2013)在3-5岁儿童群体中也发现了心理理论对执行功能发展的预测作用呢？仅基于本研究结果我们还不能给出完美的解释。我们猜测，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该研究中被试年龄跨度大.年龄稍长的儿童甚至已步入小学.这些儿童参与到了以学业为导向的课堂以及带有竞争性质的运动和游戏中，他们在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间的关系在学龄儿童群体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模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源于文化的差异。有研究发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含蓄和内敛，中国的父母早在儿童2岁时即期望他们学会抑制冲动.远远早于西方父母对此的关注(Chen et a1.，1998).中国的园所教育也会对儿童的抑制冲动行为表示更多的鼓励和更高的赞赏，这使得中国儿童在执行功能发展上具有优势(Sabbagh et al.，2006)。同时，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本研究中86%的儿童为独生子女，而McAlister和Peterson(2013)的样本则恰恰相反，87%的儿童拥有兄弟姐妹。西方研究者一直强调与兄弟姐妹的交往经验对儿童心理理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哥哥、姐姐在游戏和交流过程中为弟弟或妹妹创造了更多了解和讨论心理状态的机会(Sabbagh et al.，2006；McAlister&Peterson，2007)。或许是这种独特的社会交往经验的缺失以及优先发展的执行功能，致使中国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表现为依赖执行功能的获得。而对于国外儿童来说，与兄弟姐妹的交往经验使他们对自己心理状态有更好的认知，从而使他们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Pellicano，2007)。综合McAlister和Peterson (2013)以及本研究在内的所有追踪研究结果来看，在儿童早期发展过程中.不能肯定的说，某一种能力的发展就完全领先于另～种能力或就绝对是另一种能力的基础，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发展的关系还有赖于文化的差异。
5 结论
本研究条件得出如下结论：(1)3至5岁期间儿童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均有显著的发展，两种能力的发展均经历了先快后慢的过程；(2)3至5岁发展过程中，儿童执行功能、心理理论的个体差异相对稳定；(3)3至4岁发展过程中，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一直存在显著正相关，至5岁时相关不再显著；(4)3至4岁发展过程中，执行功能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4至5岁发展过程中.执行功能对心理理论发展不具有预测作用；(5)3至5岁发展过程中，心理理论对执行功能发展不具有预测作用。 (郭筱琳 任萍 马凤玲 徐芬)
上述这种随年龄增长，执行功能对心理理论发展的预测作用经历的从有到无的变化，验证了“发生说”的理论解释。儿童信念概念的构建需要执行功能最低限度的参与，这种参与包括反思想法和行为、分离自我和当前处境、抑制具有优势的但却是错误的知识等(Moses，2001)。4岁以前，儿童一定水平的执行功能的获得使其能够对心理过程进行恰当、有策略性的控制，从而逐渐获得了一些关键性概念.而4岁以后，这些概念一经产生就不再需要更高水平的执行功能的参与了(Moses，2001)。事实上，相关分析结果中儿童发展至5岁时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间相关的消失也支持了“发生论”的解释。Sabbagh等(2006)的跨文化研究同样印证了这一观点.中国的学前儿童虽然在执行功能表现上显著优于美国儿童，但在心理理论方面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优越性。冈此，儿童心理理论的快速发展并不总是伴随着高水平的执行功能，当儿童已经具备一定水平的执行功能之后，心理理论的发展将更多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与兄弟姐妹的交往经验等(Sabbagh et a1.，2006； McAlister&Peter-son，2007)。正如Flavell和Miller (1998)所述，即使拥有一个完全成熟的执行功能系统，儿童对于心理状态仍然有许多需要学习。
同样，与多数追踪研究结果相同(Hughes，1998b； Hughes & Ensor， 2007； MLiller et al.， 2012)，本研究也未发现“心理理论是执行功能发展的基础”的证据。特别是控制年龄和言语能力以及前测执行功能后，儿童3岁和4岁时的心理理论均不能显著预测一年后的执行功能。之所以Hughes和Ensor (2007)发现了儿童2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够预测其4岁时的执行功能，可能与他们所采用的心理理论任务有关。该研究在儿童2岁时选用了欺骗任务(藏硬币游戏)测量心理理论，这项任务不仅需要儿童从认知层面对具有优势的事实性信息进行抑制.而且还需要儿童从操作层面控制自己的行为(双手藏在背后、双手握紧拳头、保证硬币在手中隐藏好等) (Talwar&Lee，2008)，这种执行控制技能的需求可能导致了其与执行功能的密切关系。为什么McAlister和Peterson (2013)在3-5岁儿童群体中也发现了心理理论对执行功能发展的预测作用呢？仅基于本研究结果我们还不能给出完美的解释。我们猜测，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该研究中被试年龄跨度大.年龄稍长的儿童甚至已步入小学.这些儿童参与到了以学业为导向的课堂以及带有竞争性质的运动和游戏中，他们在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间的关系在学龄儿童群体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模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源于文化的差异。有研究发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含蓄和内敛，中国的父母早在儿童2岁时即期望他们学会抑制冲动.远远早于西方父母对此的关注(Chen et a1.，1998).中国的园所教育也会对儿童的抑制冲动行为表示更多的鼓励和更高的赞赏，这使得中国儿童在执行功能发展上具有优势(Sabbagh et al.，2006)。同时，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本研究中86%的儿童为独生子女，而McAlister和Peterson(2013)的样本则恰恰相反，87%的儿童拥有兄弟姐妹。西方研究者一直强调与兄弟姐妹的交往经验对儿童心理理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哥哥、姐姐在游戏和交流过程中为弟弟或妹妹创造了更多了解和讨论心理状态的机会(Sabbagh et al.，2006；McAlister&Peterson，2007)。或许是这种独特的社会交往经验的缺失以及优先发展的执行功能，致使中国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表现为依赖执行功能的获得。而对于国外儿童来说，与兄弟姐妹的交往经验使他们对自己心理状态有更好的认知，从而使他们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Pellicano，2007)。综合McAlister和Peterson (2013)以及本研究在内的所有追踪研究结果来看，在儿童早期发展过程中.不能肯定的说，某一种能力的发展就完全领先于另～种能力或就绝对是另一种能力的基础，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发展的关系还有赖于文化的差异。
5 结论
本研究条件得出如下结论：(1)3至5岁期间儿童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均有显著的发展，两种能力的发展均经历了先快后慢的过程；(2)3至5岁发展过程中，儿童执行功能、心理理论的个体差异相对稳定；(3)3至4岁发展过程中，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一直存在显著正相关，至5岁时相关不再显著；(4)3至4岁发展过程中，执行功能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4至5岁发展过程中.执行功能对心理理论发展不具有预测作用；(5)3至5岁发展过程中，心理理论对执行功能发展不具有预测作用。 (郭筱琳 任萍 马凤玲 徐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