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生同伴依恋与生活满意度：班级自尊的中介作用(1)
摘要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了898名初中生完成《班级自尊量表》、《同伴依恋量表》和《总体生活满意度问卷》，以考察在学校环境中，同伴依恋、班级自尊与初中生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通过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等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1)初中生总体生活满意度随年级的升高呈下降趋势，男生的生活满意度高于女生；(2)初中生，同伴依恋和班级自尊均出现先降低后升高的u型趋势，初二年级水平最低；(3)初中生同伴依恋。班级自尊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且同伴依恋中的同伴信任和班级自尊中的成员自尊可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的生活满意度；(4)同伴依恋既可以直接影响初中生的生活满意度，又可以通过班级自尊的中介作用来间接影响其生活满意度，其中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36，11%。研究得出，班级自尊在同伴依恋埘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初中生 同伴依恋 班级自尊 生活满意度
1.问题提出
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人在自我标准的基础上，对自己总体生活状况的认知评估(Huebner，2004；王伟，杨俊生，辛志勇，2010)。随着“积极心理学”概念(Seligmall&CsikszentmihaJvi，2000)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开始探讨主观幸福感等积极心理，而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COWelq，1994)，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专门针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研究表明：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不仅能够正向预测其学业成就(丁新华，王极盛，2004)，还能负向预测其抑郁、自杀、暴力行为等情绪或行为问题(Antaramian。Huebner，Hills。&Valois，2010：Huebner，2004；王伟，杨俊生，辛志勇，2010)。因此，增进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不仅能有效促进其学业发展，还能预防相关心理行为问题的产生(Zullig，Valois.Huebner，&Drane.2005)。不过要达到这些目标的前提是要找到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已有相关研究主要从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两个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
在环境因素方面，人际关系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Kwan，Bond，&Singeis.1997)。而对于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初中生而言，其人际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伴逐渐取代父母成为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人(Fuligni，Eccles，Barber，&Clements，2001：金晶。2012)。大量研究表明，同伴关系较好的青少年在各方面都显示出更高的满意度(Man，1991；夏俊丽，2007；李华英，2011；沈莉，向燕辉，沃建中，2010)。具体而言，同伴依恋越积极的青少年(陈咏媛，2006：邓林园。马博辉，武永新，2015；栗晓东。2011；孙翠香，2004)，同伴接纳度更高的青少年，其生活满意度也会更高(陈咏媛，2006；孙翠香，2004)；而同伴拒绝和青少年的抑郁情绪、较少的亲社会行为有关(邬钟灵，纪林芹，张文新，2012)，并且青春期的同伴拒绝对成年之后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都具有负向预测作用(Madigan，Moran，Schuengel，Pederson，&Otten，2007)。
在个体因素方面，以成人为被试的研究表明自尊是生活满意度最可靠的预测指标之一(Diener，1984，Furnham，2000)，并且在所有生活满意度的预测变量中，自尊的相关性最高(Gilman&Huebnex，2003)。但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自尊研究只涉及自尊结构中个人取向的部分，即个体自尊，而社会认同理论(Crocker&Major，1989)提出自尊结构还应包括社会取向的自尊，即个体对所属群体的评价，即集体自尊。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研究表明，华人的自尊结构中有四种主要的自尊：个人取向自尊、关系取向自尊、家族(团体)取向自尊和他人取向自尊，而后三者则均为社会取向自尊(翁嘉英，杨国枢，许燕，2009)。因此在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之下，相对于个体自尊而言，集体自尊可能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王磊，2008)。国外研究表明集体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且这种相关对亚洲大学生更强(Crocker&Major，1989)。国内一些研究也证实集体自尊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因素，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但是研究对象主要为运动员和大学生群体(贾绪计，2007；张力为，梁展鹏，2002；張林。徐强，2007)。有关青少年集体自尊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认同方面(王鑫强，张大均，2012；邹琼，2005)。
综合上述，已有研究对同伴关系、自尊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仍有一些地方需要继续深入探究：第一，以往国内的生活满意度研究中较少涉及青少年群体。尤其是初中生(张向民。张静，2011)，但初中生的人际关系正处于由家庭向同伴转移的特殊时期，其生活满意度现状如何，是值得关注的话题；第二，以往的自尊研究更多关注个体自尊，而集体自尊的影响并未得到充分研究，尤其是对于中学生来说。班集体是他们最重要的群体身份代表(许雅南。2014)，那么班级自尊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有何影响，值得探讨；第三，以往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更多是单独在探讨环境因素或个体因素的作用，但这两种因素如何共同对个体尤其是初中生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
根据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依恋会通过影响个体的自尊进而对个体的其他心理和行为表现产生影响(Bowlbv，1982)，而根据个人环境交互作用理论(Magnusson&Stattin，1998)，远端的环境因素(如依恋)会通过近端的个人因素(如自尊)对个体发展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基于以上两种理论，本研究拟通过对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以探讨同伴依恋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班级自尊是否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初中生生活满意度的现状和特点；(2)同伴依恋和班级自尊对初中生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3)班级自尊在同伴依恋与初中生生活满意度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假设模型如图1。 (邓林园 马博辉 方晓义)
关键词 初中生 同伴依恋 班级自尊 生活满意度
1.问题提出
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人在自我标准的基础上，对自己总体生活状况的认知评估(Huebner，2004；王伟，杨俊生，辛志勇，2010)。随着“积极心理学”概念(Seligmall&CsikszentmihaJvi，2000)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开始探讨主观幸福感等积极心理，而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COWelq，1994)，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专门针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研究表明：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不仅能够正向预测其学业成就(丁新华，王极盛，2004)，还能负向预测其抑郁、自杀、暴力行为等情绪或行为问题(Antaramian。Huebner，Hills。&Valois，2010：Huebner，2004；王伟，杨俊生，辛志勇，2010)。因此，增进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不仅能有效促进其学业发展，还能预防相关心理行为问题的产生(Zullig，Valois.Huebner，&Drane.2005)。不过要达到这些目标的前提是要找到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已有相关研究主要从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两个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
在环境因素方面，人际关系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Kwan，Bond，&Singeis.1997)。而对于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初中生而言，其人际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伴逐渐取代父母成为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人(Fuligni，Eccles，Barber，&Clements，2001：金晶。2012)。大量研究表明，同伴关系较好的青少年在各方面都显示出更高的满意度(Man，1991；夏俊丽，2007；李华英，2011；沈莉，向燕辉，沃建中，2010)。具体而言，同伴依恋越积极的青少年(陈咏媛，2006：邓林园。马博辉，武永新，2015；栗晓东。2011；孙翠香，2004)，同伴接纳度更高的青少年，其生活满意度也会更高(陈咏媛，2006；孙翠香，2004)；而同伴拒绝和青少年的抑郁情绪、较少的亲社会行为有关(邬钟灵，纪林芹，张文新，2012)，并且青春期的同伴拒绝对成年之后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都具有负向预测作用(Madigan，Moran，Schuengel，Pederson，&Otten，2007)。
在个体因素方面，以成人为被试的研究表明自尊是生活满意度最可靠的预测指标之一(Diener，1984，Furnham，2000)，并且在所有生活满意度的预测变量中，自尊的相关性最高(Gilman&Huebnex，2003)。但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自尊研究只涉及自尊结构中个人取向的部分，即个体自尊，而社会认同理论(Crocker&Major，1989)提出自尊结构还应包括社会取向的自尊，即个体对所属群体的评价，即集体自尊。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研究表明，华人的自尊结构中有四种主要的自尊：个人取向自尊、关系取向自尊、家族(团体)取向自尊和他人取向自尊，而后三者则均为社会取向自尊(翁嘉英，杨国枢，许燕，2009)。因此在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之下，相对于个体自尊而言，集体自尊可能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王磊，2008)。国外研究表明集体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且这种相关对亚洲大学生更强(Crocker&Major，1989)。国内一些研究也证实集体自尊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因素，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但是研究对象主要为运动员和大学生群体(贾绪计，2007；张力为，梁展鹏，2002；張林。徐强，2007)。有关青少年集体自尊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认同方面(王鑫强，张大均，2012；邹琼，2005)。
综合上述，已有研究对同伴关系、自尊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仍有一些地方需要继续深入探究：第一，以往国内的生活满意度研究中较少涉及青少年群体。尤其是初中生(张向民。张静，2011)，但初中生的人际关系正处于由家庭向同伴转移的特殊时期，其生活满意度现状如何，是值得关注的话题；第二，以往的自尊研究更多关注个体自尊，而集体自尊的影响并未得到充分研究，尤其是对于中学生来说。班集体是他们最重要的群体身份代表(许雅南。2014)，那么班级自尊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有何影响，值得探讨；第三，以往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更多是单独在探讨环境因素或个体因素的作用，但这两种因素如何共同对个体尤其是初中生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
根据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依恋会通过影响个体的自尊进而对个体的其他心理和行为表现产生影响(Bowlbv，1982)，而根据个人环境交互作用理论(Magnusson&Stattin，1998)，远端的环境因素(如依恋)会通过近端的个人因素(如自尊)对个体发展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基于以上两种理论，本研究拟通过对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以探讨同伴依恋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班级自尊是否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初中生生活满意度的现状和特点；(2)同伴依恋和班级自尊对初中生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3)班级自尊在同伴依恋与初中生生活满意度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假设模型如图1。 (邓林园 马博辉 方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