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式领导与员工建言行为：领导一成员交换的中介作用(3)
第二，本研究提出并检验了家长式领导对建言行为的作用机制，发现了领导-成员交换只在德行领导与建言行为间发挥中介作用。纵观领导研究，无论是何种领导理论，都脱离不了领导活动的两大基本内容：抓生产和关心人。家长式领导的仁慈维度可以看做是关心人，威权维度可以看做抓生产，而千百年来的管理实践经验塑造了中国人对领导者的期望和要求，“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始终是下级对上级第一位和最重要的要求。当员工知觉到上级表现出公私分明、以身作则、心胸开阔的良好道德品质时，就会产生可信赖和值得交往的认识，这些认识正是形成高质量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核心要素(Graen，& UhlBien，1995)，而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能够进一步激发员工的建言行为(Van，Kamdar，& Joire-man，2008)，积极主动地为上级和组织献计献策.即便是一不小心说错话，但如果这些建议对组织发展有利，下级也会毫不犹豫地相信上级能公正无私地加以对待自己。正是由于德行在领导有效性中起核心作用，仁慈领导和威权领导的作用往往被其光环所掩盖，如已有研究表明，当仁慈、威权与德行同时进入回归方程预测领导认同时，德行领导的回归系数最高(Farh，Cheng，Chou，& Chu，2006)。因此，本研究证明了在中华文化背景下。仁慈领导、威权领导对形成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作用不大，二者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第三，促进性建言是一种积极的组织行为，其出发点是善意的，目的是为了企业的发展壮大，因此在建言的时候不会有太多顾虑。抑制性建言则是对现有组织制度的批评，直接指出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可能会产生争议、矛盾和冲突，相比而言存在风险。本研究发现领导-成员交换在德行领导与抑制性建言行为间是部分中介，而不是完全中介，这提示在家长式领导和抑制性建言行为间还存在其他因素和作用机制，如，心理安全感等(段锦云，2012)。而领导-成员交换在德行领导与促进性建言行为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其作用机制得到明确。管理心理学研究中的许多态度变量通常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反映在研究数据上即是变量间的共变关系，因此，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要特别对德行领导与抑制性建言行为的关系给予关注，考虑领导-成员交换、心理安全感、心理授权在二者间的多重中介作用。
4.2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是领导-成员交换的测量，本研究中无论是家长式领导还是建言行为的量表均是基于本土化需要开发的，而领导-成员交换量表来源于西方，对中国样本人群的适用性值得考量。其次，在家长式领导对建言行为的作用机制方面，本研究只探讨了领导一成员交换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则提示，在家长式领导与建言行为间可能还存在其他作用机制，本研究没有涉及，有待进一步探讨与验证。最后，本研究的样本来自同一家企业，在数据收集方面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务凯 李永鑫 刘霞)
第三，促进性建言是一种积极的组织行为，其出发点是善意的，目的是为了企业的发展壮大，因此在建言的时候不会有太多顾虑。抑制性建言则是对现有组织制度的批评，直接指出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可能会产生争议、矛盾和冲突，相比而言存在风险。本研究发现领导-成员交换在德行领导与抑制性建言行为间是部分中介，而不是完全中介，这提示在家长式领导和抑制性建言行为间还存在其他因素和作用机制，如，心理安全感等(段锦云，2012)。而领导-成员交换在德行领导与促进性建言行为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其作用机制得到明确。管理心理学研究中的许多态度变量通常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反映在研究数据上即是变量间的共变关系，因此，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要特别对德行领导与抑制性建言行为的关系给予关注，考虑领导-成员交换、心理安全感、心理授权在二者间的多重中介作用。
4.2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是领导-成员交换的测量，本研究中无论是家长式领导还是建言行为的量表均是基于本土化需要开发的，而领导-成员交换量表来源于西方，对中国样本人群的适用性值得考量。其次，在家长式领导对建言行为的作用机制方面，本研究只探讨了领导一成员交换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则提示，在家长式领导与建言行为间可能还存在其他作用机制，本研究没有涉及，有待进一步探讨与验证。最后，本研究的样本来自同一家企业，在数据收集方面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务凯 李永鑫 刘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