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垂直偏向性的稳固性(4)
总之，汉英双语者在垂直空间启动条件下的反应时更快，对垂直性时间问题判断的正确率最高。反应时最短。这说明，英语熟练程度较高的汉英双语者，对汉语时间-空间隐喻句的加工依然表现出垂直偏向性。
4 讨论
本研究旨在考察被试的英语经验对汉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偏向性的影响。实验1选取我国内地汉英双语大学生为被试，尽管这些被试英语的熟练程度不如汉语高，但是他们都已经至少有10年以上的英语学习经验。结果显示。这些被试表现出汉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的垂直偏向性，这说明英语经验并未对汉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的偏向性产生影响。实验2选取了英语熟练程度更高，来自我国港澳地区的大学生为被试，这些被试有着更多的英语使用经验，受英语文化的影响也更深，但被试依然表现出汉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的垂直偏向性，这再次说明，英语经验对汉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的偏向性的影响是有限的。
时间-空间隐喻加工偏向性上的差异，本质上反映的是时间认知思维方式上的差异(Boroditsky，2001)。二语经验对母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的偏向性影响较小，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长期生活经验、教育、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母语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的方式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固性，不容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其次，语言影响思维。英语母语者习惯于在水平方向上来描述时间，而汉语母语者不仅使用“前/后”水平方向上的词汇来表达时间，还使用“上/Y”垂直方向的词汇来表达时间。这说明两种语言在使用空间表达时间的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Gentner和Boroditsky(2001)认为，相对于具体事物而言，对于抽象概念的加工。语言对思维的影响更为明显。而时间是非常抽象的概念，汉语母语者受语言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相应的思维方式。张积家(2007)认为，民族语言会对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认知产生巨大影响，使他们在认知过程等方面与使用其他语言的人具有明显差异(张积家，2007)。和英语相比，由于在汉语中存在较多的垂直时间-空间隐喻，因此即使本研究中被试学习英语的时间均超过10年，但是由于受母语使用经验的影响，依然表现出了时间-空间隐喻加工的垂直偏向性。第三。二语者可能没有形成相应的二语思维的方式，因此二语经验对母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偏向性的影响较小。例如，高原和钟晓云(2014)的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用英语表达左右时间维度的句子时，仍然伴随着上下维度的手势，这说明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时并没有完全习得语言所蕴含反映的思维方式，因此二语也就难以对汉语母语的时间一空间隐喻的加工产生影响。第四，即使二语者形成一定的二语思维方式，但是母语和二语思维的相互影响可能存在不对称性，即母语思维对二语思维的影响更大。二语习得概念迁移理论认为，习得某种语言会形成某种习惯性思维方式和语言的概念范畴化方式。而这又反过来影响二语的习得，即母语的概念结构会被迁移到二语的表达中(Jarvis，2011；刘永兵，张会平，2015)。这暗示着二语习得受母语思维方式的影响较大。在时间-空间隐喻的加工中，汉语母语者具有一定的垂直偏好性。所以在掌握英语的时间概念时，需要与汉语进行区分，汉语概念的负迁移给这一过程带来了困难。而为了使这一区分真正自动化，学习者需要长期接触英语。二语在没有达到高熟练度之前，二语思维往往受母语思维影响大，母语的思维受二语思维影响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前人发现了母语时间-空间隐喻的加工影响二语时间-空间隐喻的加工(Boroditsky，2001；高原，钟晓云，2014；刘丽虹，张积家，2009)，而本研究没有发现二语经验影响汉语母语时间-空间隐喻的加工。尽管之前研究表明，英语母语者进行垂直时间-空间对应关系的学习训练后会形成垂直时间-空间隐喻偏向(Boroditsky，2001；Boroditsky，Fuhrman，&McCormick，2011)，但这种学习效应有可能是训练带来的短期效应。
另外，实验1和实验2的研究结果均发现，对于时间性目标问题，空间启动的效应是显著的，这个结果和Boroditsky(2001)的结果是一致的，这说明了隐喻的长时效应，在进行时间问题加工时，读者会自动利用惯用的空间隐喻，而时间性目标问题相较于水平和垂直时间问题，加工时间最长，说明在加工“早，晚”这样的时间问题时，需要进行空间表征的转换，进而增加了加工的时间。
在时间-空间隐喻汉英跨文化对比的研究中，汉语和英语在词汇和语法上的不对应性是否会对跨文化对比带来阻碍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汉语中的“前后”对应到英语中有“ahead/behind”、“before/after”、“in front of/in back of”。但是这些差异的具体影响目前还没有定论，目前在时空隐喻领域的跨文化研究中鲜有研究讨论该问题，依然采用对译的语言材料(刘丽虹，张积家，2009；Fur-man et al.，201 1)。对于汉英语料库的分析发现，汉英“前后”在时间表征上具有空间隐喻认知的共性。在英语和汉语中均常用“前一后/before-after”来表征时间(刘营，2010)。虽然英语中并没有和汉语“上/下”能够对译的垂直方向的时间表达，但却有序列性的对译词汇“last/next”，在语义上可以一一对应(江森卓，2004)。所以本研究中所使用的三类时间问题，水平时间表征问题(“前/后”)，垂直时间表征问题(“上/下”)和时间性时间表征问题(“早/晚”)在汉英语义上是可以对应的。
本研究发现，二语对母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偏向性的影响是有限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中的被试尽管学习英语的时间较长，实验2中还选用了生活在汉英双语环境，来自我国港、澳地区的双语被试，但是这些被试，毕竟不是平衡的汉英双语者，从语言熟练度评定的结果来看，被试汉语的熟练度较高。因此对于平衡的汉英双语者。或者英语熟练度大于汉语熟练度的双语者，或者长期生活在英语环境的汉语母语者来讲，是否英语经验能够改变汉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的垂直偏向性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另外。本研究参考了前人的研究设计(Boroditsky。2001)，但并未设立无启动条件作为基线，这也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5 结论
本研究条件下，得出以下的结论：对于非平衡的汉英双语者而言，英语经验未对汉语母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的垂直偏向性产生明显的影响，汉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的垂直偏向性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稳固性。 (张颖颖 于方静 周治金 陈宝国)
4 讨论
本研究旨在考察被试的英语经验对汉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偏向性的影响。实验1选取我国内地汉英双语大学生为被试，尽管这些被试英语的熟练程度不如汉语高，但是他们都已经至少有10年以上的英语学习经验。结果显示。这些被试表现出汉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的垂直偏向性，这说明英语经验并未对汉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的偏向性产生影响。实验2选取了英语熟练程度更高，来自我国港澳地区的大学生为被试，这些被试有着更多的英语使用经验，受英语文化的影响也更深，但被试依然表现出汉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的垂直偏向性，这再次说明，英语经验对汉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的偏向性的影响是有限的。
时间-空间隐喻加工偏向性上的差异，本质上反映的是时间认知思维方式上的差异(Boroditsky，2001)。二语经验对母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的偏向性影响较小，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长期生活经验、教育、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母语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的方式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固性，不容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其次，语言影响思维。英语母语者习惯于在水平方向上来描述时间，而汉语母语者不仅使用“前/后”水平方向上的词汇来表达时间，还使用“上/Y”垂直方向的词汇来表达时间。这说明两种语言在使用空间表达时间的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Gentner和Boroditsky(2001)认为，相对于具体事物而言，对于抽象概念的加工。语言对思维的影响更为明显。而时间是非常抽象的概念，汉语母语者受语言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相应的思维方式。张积家(2007)认为，民族语言会对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认知产生巨大影响，使他们在认知过程等方面与使用其他语言的人具有明显差异(张积家，2007)。和英语相比，由于在汉语中存在较多的垂直时间-空间隐喻，因此即使本研究中被试学习英语的时间均超过10年，但是由于受母语使用经验的影响，依然表现出了时间-空间隐喻加工的垂直偏向性。第三。二语者可能没有形成相应的二语思维的方式，因此二语经验对母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偏向性的影响较小。例如，高原和钟晓云(2014)的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用英语表达左右时间维度的句子时，仍然伴随着上下维度的手势，这说明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时并没有完全习得语言所蕴含反映的思维方式，因此二语也就难以对汉语母语的时间一空间隐喻的加工产生影响。第四，即使二语者形成一定的二语思维方式，但是母语和二语思维的相互影响可能存在不对称性，即母语思维对二语思维的影响更大。二语习得概念迁移理论认为，习得某种语言会形成某种习惯性思维方式和语言的概念范畴化方式。而这又反过来影响二语的习得，即母语的概念结构会被迁移到二语的表达中(Jarvis，2011；刘永兵，张会平，2015)。这暗示着二语习得受母语思维方式的影响较大。在时间-空间隐喻的加工中，汉语母语者具有一定的垂直偏好性。所以在掌握英语的时间概念时，需要与汉语进行区分，汉语概念的负迁移给这一过程带来了困难。而为了使这一区分真正自动化，学习者需要长期接触英语。二语在没有达到高熟练度之前，二语思维往往受母语思维影响大，母语的思维受二语思维影响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前人发现了母语时间-空间隐喻的加工影响二语时间-空间隐喻的加工(Boroditsky，2001；高原，钟晓云，2014；刘丽虹，张积家，2009)，而本研究没有发现二语经验影响汉语母语时间-空间隐喻的加工。尽管之前研究表明，英语母语者进行垂直时间-空间对应关系的学习训练后会形成垂直时间-空间隐喻偏向(Boroditsky，2001；Boroditsky，Fuhrman，&McCormick，2011)，但这种学习效应有可能是训练带来的短期效应。
另外，实验1和实验2的研究结果均发现，对于时间性目标问题，空间启动的效应是显著的，这个结果和Boroditsky(2001)的结果是一致的，这说明了隐喻的长时效应，在进行时间问题加工时，读者会自动利用惯用的空间隐喻，而时间性目标问题相较于水平和垂直时间问题，加工时间最长，说明在加工“早，晚”这样的时间问题时，需要进行空间表征的转换，进而增加了加工的时间。
在时间-空间隐喻汉英跨文化对比的研究中，汉语和英语在词汇和语法上的不对应性是否会对跨文化对比带来阻碍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汉语中的“前后”对应到英语中有“ahead/behind”、“before/after”、“in front of/in back of”。但是这些差异的具体影响目前还没有定论，目前在时空隐喻领域的跨文化研究中鲜有研究讨论该问题，依然采用对译的语言材料(刘丽虹，张积家，2009；Fur-man et al.，201 1)。对于汉英语料库的分析发现，汉英“前后”在时间表征上具有空间隐喻认知的共性。在英语和汉语中均常用“前一后/before-after”来表征时间(刘营，2010)。虽然英语中并没有和汉语“上/下”能够对译的垂直方向的时间表达，但却有序列性的对译词汇“last/next”，在语义上可以一一对应(江森卓，2004)。所以本研究中所使用的三类时间问题，水平时间表征问题(“前/后”)，垂直时间表征问题(“上/下”)和时间性时间表征问题(“早/晚”)在汉英语义上是可以对应的。
本研究发现，二语对母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偏向性的影响是有限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中的被试尽管学习英语的时间较长，实验2中还选用了生活在汉英双语环境，来自我国港、澳地区的双语被试，但是这些被试，毕竟不是平衡的汉英双语者，从语言熟练度评定的结果来看，被试汉语的熟练度较高。因此对于平衡的汉英双语者。或者英语熟练度大于汉语熟练度的双语者，或者长期生活在英语环境的汉语母语者来讲，是否英语经验能够改变汉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的垂直偏向性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另外。本研究参考了前人的研究设计(Boroditsky。2001)，但并未设立无启动条件作为基线，这也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5 结论
本研究条件下，得出以下的结论：对于非平衡的汉英双语者而言，英语经验未对汉语母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的垂直偏向性产生明显的影响，汉语时间-空间隐喻加工的垂直偏向性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稳固性。 (张颖颖 于方静 周治金 陈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