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潜在剖面分析(1)
摘要 采用问卷法，对764名青少年进行测试，首先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模型探索了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然后通过青少年道德脱离、道德同一性的得分差异来确认潜在类别的效度。结果表明。从青少年的角度父母教养方式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混合型三种，其中积极型人数最多、消极型人数最少。此外，青少年道德脱离、道德同一性的得分在这三种潜在类别上存在显著差异，表明本研究得到的三种潜在类别有较好的效度。积极型教养方式下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显著低于混合型和消极型的得分，混合型教养方式下道德脱离的得分显著高于消极型的得分；积极型教养方式下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显著高于混合型和消极型的得分，混合型教养方式下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显著低于消极型的得分，关键词 父母教养方式，潜在剖面分析，道德脱离。
分类号 B844
1 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家庭教育知识的普及，父母越来越重视亲子互动。生态系统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都认为亲子互动是个体心理与行为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因素。而作为亲子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父母教养方式会持续影响个体毕生的发展。因此，父母教养方式一直都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家庭生活中在对子女进行养育的行为时，父母所展现出的较稳固的行为方式及思维意向。是父母对待子女所显现出的包括态度、情感与行为模式的综合体现(Darling&Steinberg，1993)。Baumrind依据要求性和反应性两个维度，首次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权威型、专制型和纵容型。除了探究类型。大量的研究探讨了教养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它与攻击行为、焦虑、社会适应、拖延、道德同一性、社会责任性等都存在显著关联(Hoeve，Dubas，Eichelsheim，van der Laan，Smeenk，&Gerris，2009；McLeod，Wood，&Weisz，2007；李董平，张卫，李丹黎，王艳辉，甄霜菊，2012；刘方琳，温红博，张云运，董奇，2011；吴鹏，刘华山，鲁路捷，田梦潇，2013；张萌，陈英和，2013)。另外一些研究者探究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发现孩子的性别与年龄、孩子的人格特质、孩子的问题行为、父母人格特质、夫妻关系、生活压力有密切关系(Cmic&Low，2002；Grych，2002；Huh，Tristan，Wade，&Stice，2006；Morawska&West，2013；Wille，1995；张晓，王玉英，李环，刘文玲，王莉，2013)。
虽然以往大量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但这些研究存在如下问题：①过多讨论了某一特定父母教养方式的数量关系。以往的相关研究都是基于数字上的统计显著性，完全从数量的角度呈现了某种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关系，大量研究都是通过被试在问卷上的得分对某种父母教养方式赋值，然后探讨某种父母教养方式的前因后果。心理学研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探讨个体的特征或心理，而不是仅仅从统计或数据的角度呈现变量间的关系。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心理学研究更应该首先揭示父母教养方式的具体模式，再去探讨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因素(Berie，Wall，Loth，&Neu。mark-Sztainer，2010；Hoeve，Dubas，Eichelsheim，van der Laan，smeenk&Gerris，2009)。②简单地考察某一种父母教养方式可能不太合适。国内学者的研究多将父母教养确定为拒绝、情感温暖或过度保护，分别考察这三种形式与其它心理、行为变量的关系。但是父母对孩子的教养可能并不局限于一种形式，他们会采用某种形式应对某些情境或行为，而采用另外的形式应对另外的情境或行为(Darling&Steinberg，1993)。因此，这种简单的分类方式未能充分、完整的展现青少年实际接受到的父母教育，也未能真实呈现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关系。③缺乏新的、更合理有效的统计技术来探讨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型。已有一些以个体为中心进行不同父母教养类型的研究(刘方琳，温红博，张云运，董奇，2011；刘文婧，许志星，邹泓，2012)，这些研究采用聚类法、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型或不同教养方式的父母群体。虽然聚类分析是最为简单、直接的探究模式或类别的统计分析技术，但它存在一定的不足或局限，比如没有确定类别数的准则、无法确定分类准确性等(吴鹏，刘华山，陈京军，谢继红，2014；张洁婷，焦璨，张敏强，2010)，因此实际应用性不强。目前的医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研究者通常采用潜在类别模型进行以个体为中心的模式分析。国内外心理学研究者已经利用潜在类别模型探讨了国内贫困家庭儿童精神病症的不同模式、非洲裔美国成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风险因素的不同组合、青少年应对方式的类别、创伤后精神病的潜在类别、五因素人格的不同模式、初中生社会支持的类型(Herman，Bi，Bor-den，&Reinke，2012；Merz&Roesch，2011；Wolf，Miller，Harrington。&Reardon，2012；高丙成。刘儒德，2011)。综上所述，相比于探讨各种父母教养方式的数量关系与差异，我们应该首先采用最新以个体为中心的统计分析技术来探索父母教养的潜在类别。这样就能够更为清晰、全面的展现父母的教养行为。最终能够为亲子关系、家庭教育提供一定的贡献。因此。本研究首先想通过潜在类别模型中的潜在剖面分析揭示父母教养的不同类型，并展示此种统计分类技术相比于聚类分析的优越性。
此外，本研究还想对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得到的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进行效度验证。具体来说，潜在剖面分析最终得到的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完全是基于数据和拟合指数。为了从理论及现实意义上验证所得到的潜在类别的准确性，我们需要通过探讨不同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下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的差异来确认。当个体进入青少年期，他们的道德、价值观都处于成熟与稳定的重要时期。此时，青少年情绪的极端性、自控能力差会使他们形成很多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Aleixo&Norris，2000)。因此父母会十分关注青少年道德品质的塑造，也会通过教养方式来引导青少年形成符合社会文化规范的道德心理与行为(Lapsley&Carlo，2014)。社会认知理论、生态系统理论与父母教养的背景模型也都认为父母教养方式与孩子的道德心理、行为有密切关系，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明父母教养方式与道德推理、亲社会行为、移情、道德脱离、道德同一性等存在显著的相关(Cado，Mestre，Sam-per，Tur，&Armenta，2010；Hardy。Padilla-Walker，&Cado，2008；Pelton，Gound，Forehand，&Brody，2004；吴鹏。刘华山，鲁路捷，田梦潇，2013)。在大量道德心理与行为中，有学者认为应该同时从认知和非认知两个层面关注青少年道德(Lapsley&Carlo，2014)。而目前青少年道德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学者们则特别关注道德同一性与道德脱离这两个因素。因为在当前社会。大量不良信息冲击着青少年正在形成的道德价值观，导致青少年道德出现内外不一致的现象，即会出现道德同一性的混乱(Aquino&Reed，2002)。另一方面，这些不良信息会改变青少年的道德认知机制、减弱青少年抑制不道德行为的自我调节过程(Detert，Trevino，&Sweitzer，2008)，于是青少年的道德脱离水平会变高。父母教养的背景模型认为不同父母教养方式下成长的青少年。父母对于其道德标准的内外一致性、坚持性有截然不同的影响(Darling&Steinberg，1993)。社会认知理论则认为父母教养方式实际上会成为青少年道德心理与行为的模仿对象，他们会从父母的教养方式中学会某种道德标准。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已有研究发现不同的教养方式类别与道德脱离、道德同一性有不同的关联，具体来说拒绝教养与道德脱离呈显著正相关、积极家庭教育与道德脱离呈显著负相关、拒绝教养或过度保护与道德同一性呈显著负相关、情感温暖与道德同一性呈显著正相关(Hyde，Shaw，&Moilanen。2010；Pehon。Gound，Forehand，&Brody，2004；吴鹏，刘华山，鲁路捷，田梦潇，2013)。因此，我们可以预测不同父母教养方式下青少年的道德脱离与道德同一性得分有显著差异。本研究选择这两个道德变量作为父母教养潜在类别的效度指标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文化出现缺失、滑坡的时期，希望通过本研究得到的结论可以为青少年道德的家庭教育提供心理学的贡献。 (吴鹏 马桑妮 方紫琼 徐碧波 刘华山)
分类号 B844
1 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家庭教育知识的普及，父母越来越重视亲子互动。生态系统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都认为亲子互动是个体心理与行为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因素。而作为亲子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父母教养方式会持续影响个体毕生的发展。因此，父母教养方式一直都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家庭生活中在对子女进行养育的行为时，父母所展现出的较稳固的行为方式及思维意向。是父母对待子女所显现出的包括态度、情感与行为模式的综合体现(Darling&Steinberg，1993)。Baumrind依据要求性和反应性两个维度，首次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权威型、专制型和纵容型。除了探究类型。大量的研究探讨了教养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它与攻击行为、焦虑、社会适应、拖延、道德同一性、社会责任性等都存在显著关联(Hoeve，Dubas，Eichelsheim，van der Laan，Smeenk，&Gerris，2009；McLeod，Wood，&Weisz，2007；李董平，张卫，李丹黎，王艳辉，甄霜菊，2012；刘方琳，温红博，张云运，董奇，2011；吴鹏，刘华山，鲁路捷，田梦潇，2013；张萌，陈英和，2013)。另外一些研究者探究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发现孩子的性别与年龄、孩子的人格特质、孩子的问题行为、父母人格特质、夫妻关系、生活压力有密切关系(Cmic&Low，2002；Grych，2002；Huh，Tristan，Wade，&Stice，2006；Morawska&West，2013；Wille，1995；张晓，王玉英，李环，刘文玲，王莉，2013)。
虽然以往大量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但这些研究存在如下问题：①过多讨论了某一特定父母教养方式的数量关系。以往的相关研究都是基于数字上的统计显著性，完全从数量的角度呈现了某种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关系，大量研究都是通过被试在问卷上的得分对某种父母教养方式赋值，然后探讨某种父母教养方式的前因后果。心理学研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探讨个体的特征或心理，而不是仅仅从统计或数据的角度呈现变量间的关系。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心理学研究更应该首先揭示父母教养方式的具体模式，再去探讨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因素(Berie，Wall，Loth，&Neu。mark-Sztainer，2010；Hoeve，Dubas，Eichelsheim，van der Laan，smeenk&Gerris，2009)。②简单地考察某一种父母教养方式可能不太合适。国内学者的研究多将父母教养确定为拒绝、情感温暖或过度保护，分别考察这三种形式与其它心理、行为变量的关系。但是父母对孩子的教养可能并不局限于一种形式，他们会采用某种形式应对某些情境或行为，而采用另外的形式应对另外的情境或行为(Darling&Steinberg，1993)。因此，这种简单的分类方式未能充分、完整的展现青少年实际接受到的父母教育，也未能真实呈现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关系。③缺乏新的、更合理有效的统计技术来探讨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型。已有一些以个体为中心进行不同父母教养类型的研究(刘方琳，温红博，张云运，董奇，2011；刘文婧，许志星，邹泓，2012)，这些研究采用聚类法、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型或不同教养方式的父母群体。虽然聚类分析是最为简单、直接的探究模式或类别的统计分析技术，但它存在一定的不足或局限，比如没有确定类别数的准则、无法确定分类准确性等(吴鹏，刘华山，陈京军，谢继红，2014；张洁婷，焦璨，张敏强，2010)，因此实际应用性不强。目前的医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研究者通常采用潜在类别模型进行以个体为中心的模式分析。国内外心理学研究者已经利用潜在类别模型探讨了国内贫困家庭儿童精神病症的不同模式、非洲裔美国成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风险因素的不同组合、青少年应对方式的类别、创伤后精神病的潜在类别、五因素人格的不同模式、初中生社会支持的类型(Herman，Bi，Bor-den，&Reinke，2012；Merz&Roesch，2011；Wolf，Miller，Harrington。&Reardon，2012；高丙成。刘儒德，2011)。综上所述，相比于探讨各种父母教养方式的数量关系与差异，我们应该首先采用最新以个体为中心的统计分析技术来探索父母教养的潜在类别。这样就能够更为清晰、全面的展现父母的教养行为。最终能够为亲子关系、家庭教育提供一定的贡献。因此。本研究首先想通过潜在类别模型中的潜在剖面分析揭示父母教养的不同类型，并展示此种统计分类技术相比于聚类分析的优越性。
此外，本研究还想对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得到的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进行效度验证。具体来说，潜在剖面分析最终得到的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完全是基于数据和拟合指数。为了从理论及现实意义上验证所得到的潜在类别的准确性，我们需要通过探讨不同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下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的差异来确认。当个体进入青少年期，他们的道德、价值观都处于成熟与稳定的重要时期。此时，青少年情绪的极端性、自控能力差会使他们形成很多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Aleixo&Norris，2000)。因此父母会十分关注青少年道德品质的塑造，也会通过教养方式来引导青少年形成符合社会文化规范的道德心理与行为(Lapsley&Carlo，2014)。社会认知理论、生态系统理论与父母教养的背景模型也都认为父母教养方式与孩子的道德心理、行为有密切关系，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明父母教养方式与道德推理、亲社会行为、移情、道德脱离、道德同一性等存在显著的相关(Cado，Mestre，Sam-per，Tur，&Armenta，2010；Hardy。Padilla-Walker，&Cado，2008；Pelton，Gound，Forehand，&Brody，2004；吴鹏。刘华山，鲁路捷，田梦潇，2013)。在大量道德心理与行为中，有学者认为应该同时从认知和非认知两个层面关注青少年道德(Lapsley&Carlo，2014)。而目前青少年道德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学者们则特别关注道德同一性与道德脱离这两个因素。因为在当前社会。大量不良信息冲击着青少年正在形成的道德价值观，导致青少年道德出现内外不一致的现象，即会出现道德同一性的混乱(Aquino&Reed，2002)。另一方面，这些不良信息会改变青少年的道德认知机制、减弱青少年抑制不道德行为的自我调节过程(Detert，Trevino，&Sweitzer，2008)，于是青少年的道德脱离水平会变高。父母教养的背景模型认为不同父母教养方式下成长的青少年。父母对于其道德标准的内外一致性、坚持性有截然不同的影响(Darling&Steinberg，1993)。社会认知理论则认为父母教养方式实际上会成为青少年道德心理与行为的模仿对象，他们会从父母的教养方式中学会某种道德标准。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已有研究发现不同的教养方式类别与道德脱离、道德同一性有不同的关联，具体来说拒绝教养与道德脱离呈显著正相关、积极家庭教育与道德脱离呈显著负相关、拒绝教养或过度保护与道德同一性呈显著负相关、情感温暖与道德同一性呈显著正相关(Hyde，Shaw，&Moilanen。2010；Pehon。Gound，Forehand，&Brody，2004；吴鹏，刘华山，鲁路捷，田梦潇，2013)。因此，我们可以预测不同父母教养方式下青少年的道德脱离与道德同一性得分有显著差异。本研究选择这两个道德变量作为父母教养潜在类别的效度指标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文化出现缺失、滑坡的时期，希望通过本研究得到的结论可以为青少年道德的家庭教育提供心理学的贡献。 (吴鹏 马桑妮 方紫琼 徐碧波 刘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