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性控制在语言转换线索加工阶段的作用(3)
3研究结果
剔除一名AX-CPT任务中正确率低于60%的被试和一名脑电数据异常的被试，最终27名被试的数据进入分析。
3.1AX-CPT任务结果分析
在错误率上，试次的主效应显著，F(3，78)=15.29，p<0.01，η2=0.37。进一步分析发现，AX试次的错误率(10%)顯著低于其他三种条件的错误率，且AY试次的错误率(40%)显著高于BY试次的错误率(22%)。在反应时上，试次的主效应显著，F(3，78)=70.48，p<0.01，η2=0.73。进一步分析发现，四种试次的反应时两两差异显著，反应时最短的为AX试次(333ms)，其次为BY试次(377 ms)，再次为BX试次(442 ms)，最后为AY试次(579ms)。
该结果模式与以往AX-CPT的研究结果一致(Ophir et a1.，2009；Paxton et a1.，2008)，即AX试次的正确率最高，反应时最短，AY试次的正确率最低，反应时最长。本研究中，选用AY试次的错误率作为预测脑电成分的指标，AY试次的错误率高，代表主动性控制参与的程度高(Braver et a1.，2001；Morales et a1.，2013)。之所以没有选择AY的反应时作为主动性控制的指标是因为其反映的认知过程存在争议(Prior，2012)。
3.2ERP数据结果
首先对200-350ms内的平均波幅(N2)，做2(语言)×2(试次)×2(ROI)的三因素方差分析。语言有汉语和英语两个水平，试次有重复和转换两个水平，R01分为前部和后部两个水平。语言的主效应不显著，F(1，26)=1.167，p>0.05，试次的主效应显著，F(1，26)=11.98，p<0.01，η2=0.32，转换试次比重复试次的波幅更负，ROI的主效应显著，F(1，26)=26.52，p<0.01，η2=0.51，前部比后部有显著更负的波幅。试次和兴趣区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26)=2.01，p>0.05。FZ电极和CPZ电极的ERP波形图和脑地形图如图1所示，所有兴趣电极的ERP波形图如图2所示。
以AY试次的错误率为自变量，200-350ms时间窗ERP的平均波幅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AY的错误率可以显著的负向预测转换试次的前部脑区的平均波幅，即AY的错误率越高，转换试次在前部脑区的波幅越负。
对350-500 ms时间窗内的平均波幅做2(语言)×2(试次)×2(ROI)的三因素方差分析。语言的主效应不显著，F(1，26)=0.367，p>0.05，试次的主效应显著，F(1，26)=11.26，p<0.01，η2=0.30，ROI的主效应显著，F(1，26)=4.55，p<0.05，η2=0.15。试次和ROI的交互效应显著，F(1，26)=25.145，p<0.01，η2=0.49。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转换试次和重复试次，前部脑区均比后部波幅更负，且转换试次的前后脑区波幅差异更大。如图1所示。
以AY试次的错误率为自变量，350-500ms时间窗ERP的平均波幅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AY试次的错误率可显著地负向预测前部脑区重复试次、前部脑区转换试次的平均波幅，即AY的错误率越高，晚期负成分的波幅越负。
进一步对线索呈现之后200-350 ms和350-500 ms的峰值潜伏期进行分析。
在时间窗口200-350 ms，语言的主效应显著，F(1，26)=5.34，p<0.05，η2=0.17，用英语命名的试次N2出现的时间早于汉语命名试次的N2出现时间(234ms vs 246ms，t=2.31，p<0.05)。试次的主效应不显著，F(1，26)=2.78，p>0.05；ROI的主效应显著，F(1，26)=12.07，p<0.01，η2=0.32，前部脑区负波出现的时间早于后部脑区负波出现的时间(231 ms vs 249 ms，t=3.47，p<0.01)。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说明在该时间窗口，语言的差异体现在了潜伏期上。
在时间窗口350-500 ms，语言的主效应不显著，F(1，26)=1.435，p>0.05，试次的主效应显著，F(1，26)=14.11，p<0.01，η2=0.30，转换试次负波出现的时间早于重复试次负波出现的时间(437ms vs 449ms，t=3.76，p<0.01)。兴趣区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1，26)=4.192，p=0.051，η2=0.14。在350-500 ms的时间窗内，未发现语言间的差异。
4讨论
本研究旨在考察主动性控制在语言转换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线索呈现之后，在200-350 ms和350-500 ms的时间窗口内，转换试次相较于重复试次均产生更大的负波，说明被试对语言转换的线索加工可能存在两个不同的阶段。以AY试次的错误率作为预测变量，线索呈现后的ERP平均波幅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200-350 ms时间窗内，AY错误率显著地负向预测转换试次前部脑区的N2平均波幅，即AY试次的错误率越高，N2的波幅越负。在350-500ms时间窗内，AY试次的错误率显著负向预测前部脑区重复试次和转换试ERP平均波幅，即AY的错误率越高，晚期负成分的波幅越负。AY试次错误率和不同时间窗ERP波幅的相关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即语言转换线索呈现后，存在着主动性控制调节的两个阶段。
从时间进程来看，语言转换任务中线索加工的两个阶段分别代表什么呢？Verhoef等人(Ver-hoefet a1.，2010)认为，线索加工早期阶段的N2可能代表了语言转换的准备过程，即与上一个试次的语言任务图式相分离的过程。Verhoef等人的研究(Verhoef et a1.，2009)采用线索化的语言转换范式，考察了准备时间间隔(线索一刺激时间间隔，CSI：interval between cue and stimulus)对语言转换的影响。研究发现，长CSI比短CSI会诱发更大的N2波幅。研究者认为，长CSI使被试在刺激呈现之前可调用更充分的内源性控制来抑制非目标语言，因此诱发了更大的N2。这说明，在线索呈现之后，刺激呈现之前，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语言任务图式的准备过程，N2与语言准备过程有关。这一结果和本研究的结果是类似的。 (路瑶 张颖颖 陈宝国)
剔除一名AX-CPT任务中正确率低于60%的被试和一名脑电数据异常的被试，最终27名被试的数据进入分析。
3.1AX-CPT任务结果分析
在错误率上，试次的主效应显著，F(3，78)=15.29，p<0.01，η2=0.37。进一步分析发现，AX试次的错误率(10%)顯著低于其他三种条件的错误率，且AY试次的错误率(40%)显著高于BY试次的错误率(22%)。在反应时上，试次的主效应显著，F(3，78)=70.48，p<0.01，η2=0.73。进一步分析发现，四种试次的反应时两两差异显著，反应时最短的为AX试次(333ms)，其次为BY试次(377 ms)，再次为BX试次(442 ms)，最后为AY试次(579ms)。
该结果模式与以往AX-CPT的研究结果一致(Ophir et a1.，2009；Paxton et a1.，2008)，即AX试次的正确率最高，反应时最短，AY试次的正确率最低，反应时最长。本研究中，选用AY试次的错误率作为预测脑电成分的指标，AY试次的错误率高，代表主动性控制参与的程度高(Braver et a1.，2001；Morales et a1.，2013)。之所以没有选择AY的反应时作为主动性控制的指标是因为其反映的认知过程存在争议(Prior，2012)。
3.2ERP数据结果
首先对200-350ms内的平均波幅(N2)，做2(语言)×2(试次)×2(ROI)的三因素方差分析。语言有汉语和英语两个水平，试次有重复和转换两个水平，R01分为前部和后部两个水平。语言的主效应不显著，F(1，26)=1.167，p>0.05，试次的主效应显著，F(1，26)=11.98，p<0.01，η2=0.32，转换试次比重复试次的波幅更负，ROI的主效应显著，F(1，26)=26.52，p<0.01，η2=0.51，前部比后部有显著更负的波幅。试次和兴趣区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26)=2.01，p>0.05。FZ电极和CPZ电极的ERP波形图和脑地形图如图1所示，所有兴趣电极的ERP波形图如图2所示。
以AY试次的错误率为自变量，200-350ms时间窗ERP的平均波幅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AY的错误率可以显著的负向预测转换试次的前部脑区的平均波幅，即AY的错误率越高，转换试次在前部脑区的波幅越负。
对350-500 ms时间窗内的平均波幅做2(语言)×2(试次)×2(ROI)的三因素方差分析。语言的主效应不显著，F(1，26)=0.367，p>0.05，试次的主效应显著，F(1，26)=11.26，p<0.01，η2=0.30，ROI的主效应显著，F(1，26)=4.55，p<0.05，η2=0.15。试次和ROI的交互效应显著，F(1，26)=25.145，p<0.01，η2=0.49。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转换试次和重复试次，前部脑区均比后部波幅更负，且转换试次的前后脑区波幅差异更大。如图1所示。
以AY试次的错误率为自变量，350-500ms时间窗ERP的平均波幅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AY试次的错误率可显著地负向预测前部脑区重复试次、前部脑区转换试次的平均波幅，即AY的错误率越高，晚期负成分的波幅越负。
进一步对线索呈现之后200-350 ms和350-500 ms的峰值潜伏期进行分析。
在时间窗口200-350 ms，语言的主效应显著，F(1，26)=5.34，p<0.05，η2=0.17，用英语命名的试次N2出现的时间早于汉语命名试次的N2出现时间(234ms vs 246ms，t=2.31，p<0.05)。试次的主效应不显著，F(1，26)=2.78，p>0.05；ROI的主效应显著，F(1，26)=12.07，p<0.01，η2=0.32，前部脑区负波出现的时间早于后部脑区负波出现的时间(231 ms vs 249 ms，t=3.47，p<0.01)。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说明在该时间窗口，语言的差异体现在了潜伏期上。
在时间窗口350-500 ms，语言的主效应不显著，F(1，26)=1.435，p>0.05，试次的主效应显著，F(1，26)=14.11，p<0.01，η2=0.30，转换试次负波出现的时间早于重复试次负波出现的时间(437ms vs 449ms，t=3.76，p<0.01)。兴趣区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1，26)=4.192，p=0.051，η2=0.14。在350-500 ms的时间窗内，未发现语言间的差异。
4讨论
本研究旨在考察主动性控制在语言转换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线索呈现之后，在200-350 ms和350-500 ms的时间窗口内，转换试次相较于重复试次均产生更大的负波，说明被试对语言转换的线索加工可能存在两个不同的阶段。以AY试次的错误率作为预测变量，线索呈现后的ERP平均波幅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200-350 ms时间窗内，AY错误率显著地负向预测转换试次前部脑区的N2平均波幅，即AY试次的错误率越高，N2的波幅越负。在350-500ms时间窗内，AY试次的错误率显著负向预测前部脑区重复试次和转换试ERP平均波幅，即AY的错误率越高，晚期负成分的波幅越负。AY试次错误率和不同时间窗ERP波幅的相关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即语言转换线索呈现后，存在着主动性控制调节的两个阶段。
从时间进程来看，语言转换任务中线索加工的两个阶段分别代表什么呢？Verhoef等人(Ver-hoefet a1.，2010)认为，线索加工早期阶段的N2可能代表了语言转换的准备过程，即与上一个试次的语言任务图式相分离的过程。Verhoef等人的研究(Verhoef et a1.，2009)采用线索化的语言转换范式，考察了准备时间间隔(线索一刺激时间间隔，CSI：interval between cue and stimulus)对语言转换的影响。研究发现，长CSI比短CSI会诱发更大的N2波幅。研究者认为，长CSI使被试在刺激呈现之前可调用更充分的内源性控制来抑制非目标语言，因此诱发了更大的N2。这说明，在线索呈现之后，刺激呈现之前，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语言任务图式的准备过程，N2与语言准备过程有关。这一结果和本研究的结果是类似的。 (路瑶 张颖颖 陈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