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教育教师工作家庭冲突、情绪智力与工作投入的关系(3)
4.1特殊教育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投入的状况
本研究考察了特教教师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投入在性别、有无孩子及年龄方面的差异，结果发现，就工作家庭冲突水平而言，女教师显著高于男教师，有孩子的教师显著高于没孩子的教师，31-40岁年龄组教师冲突水平最高，30岁及以下年龄组次之，41岁及以上年龄组最低(LSD多重比较显示，两两差异均显著)；而在工作投入水平上，女教师显著低于男教师，有孩子的教师显著低于没孩子的教师，41岁及以上年龄组教师投入水平最高，30岁及以下年龄组次之，31-40岁年龄组教师最低(LSD多重比较显示，两两差异均显著)。
在工作家庭冲突水平上，本研究发现，女特教教师显著高于男特教教师。目前，尚检索不到直接探讨特教教师工作家庭冲突的实证研究，因而无从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不过，工作家庭冲突虽不等同于职业压力，但它是职业压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近年来已有少数学者采用问卷调查考察特教教师职业压力、工作倦怠状况(李永占，2014；王玲凤，2010；张茂林，杜晓新，2008)，但针对性别因素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比如，李永占(2014)的研究表明，女特教教师职业压力显著高于男特教教师；而张茂林和杜晓新(2008)的研究却没有发现特教教师职业压力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结果的不同提示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进行验证的必要性。本研究的发现从工作家庭冲突这一角度支持了李永占(2014)的研究结论。女特教教师之所以体验到更高的工作家庭冲突，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女教师要和男教师一样上班，挣工资，养家糊口；另一方面，尽管男女平等的观念日益普及，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赋予了女性更多的家务分工。她们除了要做好教师，还要尽量做好妻子、母亲、儿媳、女儿等多重社会角色。由于家庭生活与教学工作的压力同在，女特教教师努力在多重的家庭角色与教师角色之间寻找平衡点，难免顾此失彼，出现较严重的工作与家庭的角色冲突。
在工作投入水平上，女特教教师显著低于男特教教师。这与何嘉慧(2013)的研究结果一致，也与Schaufeli等(2002)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数据分析结果相一致。而王玲凤(2010)的研究也發现，女特教教师在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上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教师。职业倦怠与工作投入是两个关系极为密切的变量。Maslaeh和Leiter(1997)认为工作投入与工作倦怠是一个连续体的两个极端点，工作投入位于积极的一端，而工作倦怠位于消极的一端。依此种观点，工作倦怠和工作投入是完全负相关的关系。但Schaufeli等(2002)却认为工作投入与工作倦怠不是简单的完全对立的关系，二者应该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两种心理状态，也就说工作投入与工作倦怠应该是中等程度的负相关。目前Schaufeli等(2002)的看法得到了更多实证研究的数据支持，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虽然职业倦怠与工作投入并非完全对立，但二者中等程度的负相关也足以表明，何嘉慧(2013)关于特教教师工作投入的性别差异的发现与王玲凤(2010)关于特教教师职业倦怠的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彼此具有一致性。男特教教师在工作投入水平上显著高于女特教教师，原因可以从教师的工作内容、家庭分工及性别特征中分析。男教师在学校通常承担着体育训练等活动教学，较之于女教师从事知识科目的教学，在内容和形式上比较生动活泼，而且特殊学生因为其本身的特殊性和缺陷，在依靠智能的知识获得方面表现相对落后，而在依靠体能的技能进步方面表现相对较好，使得活动课教师也比较容易获得成就感。另外，男教师承担的家务分工相对女教师为少，因而总体上体验到更少的工作家庭冲突；加上男性基于生理的更趋活跃和进取的性别特征，因而男教师较女教师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投入水平。
就生儿育女对特教教师工作生活的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有孩子的特教教师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显著高于没孩子的特教教师，而工作投入水平则显著低于没孩子的教师。从本研究的被试分布可知，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女教师是男教师的2倍，有孩子的被试更多的是女教师，她们承担了更多的生育和养育孩子的家庭重任，需要更多精力和时间投放于家庭，相应地体验到更多的工作家庭冲突，表现出低于男特教教师的工作投入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年龄对特教教师工作生活的影响呈现有规律的起伏变化，二者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具体而言，特教教师工作家庭冲突水平随年龄增长而变化显著，表现为由低到高再到更低，略呈倒U型发展趋势；与此相反，特教教师工作投入水平则随年龄增长而略呈U型发展趋势，表现为由高到低再到更高；其中，31-40岁年龄组教师情况比较特殊，其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最高，工作投入水平最低。特教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投入在年龄上的这种差异与已有研究关于特教教师的工作倦怠随年龄而变化的结果是一致的。早在2001年，Maslaeh，Schaufeli和Leiter就已经指出，在被研究的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年龄是一个与职业倦怠关系最为一致的变量。新近有关国内特教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综述也表明，特教教师入职最初几年职业倦怠就开始显现，并且随着教龄的增加而持续加重(唐丹，2013)。原因可能在于，新特教教师在工作之初针对教育和管理残障儿童的复杂而繁重的工作要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尤其是环境适应和角色转换，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和有效应对策略，容易遭受失败与挫折，而这些经历反过来会加重他们的焦虑感、压力感，降低其工作成就感和工作热情从而引起职业倦怠。而随着教龄的增长，再加上要生育、养育孩子，家庭负担加重，在30多岁时特教老师职业倦怠感最高，该年龄段的老师大多是特校的中坚力量，任务重且繁杂，压力最大，工作家庭冲突也最为严重。40岁以后已掌握了一套应对各种问题的方法，同时随着职务的提升、经验的丰富、孩子的逐渐长大、工作满意度相对提高，其职业倦怠程度也逐渐降低。从特教教师职业倦怠的一般发展状况不难理解其工作投入的演变。如前所述，职业倦怠与工作投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当特教教师职业倦怠感最高时，也是他们工作投入水平最低的时候。
本研究考察了特教教师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投入在性别、有无孩子及年龄方面的差异，结果发现，就工作家庭冲突水平而言，女教师显著高于男教师，有孩子的教师显著高于没孩子的教师，31-40岁年龄组教师冲突水平最高，30岁及以下年龄组次之，41岁及以上年龄组最低(LSD多重比较显示，两两差异均显著)；而在工作投入水平上，女教师显著低于男教师，有孩子的教师显著低于没孩子的教师，41岁及以上年龄组教师投入水平最高，30岁及以下年龄组次之，31-40岁年龄组教师最低(LSD多重比较显示，两两差异均显著)。
在工作家庭冲突水平上，本研究发现，女特教教师显著高于男特教教师。目前，尚检索不到直接探讨特教教师工作家庭冲突的实证研究，因而无从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不过，工作家庭冲突虽不等同于职业压力，但它是职业压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近年来已有少数学者采用问卷调查考察特教教师职业压力、工作倦怠状况(李永占，2014；王玲凤，2010；张茂林，杜晓新，2008)，但针对性别因素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比如，李永占(2014)的研究表明，女特教教师职业压力显著高于男特教教师；而张茂林和杜晓新(2008)的研究却没有发现特教教师职业压力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结果的不同提示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进行验证的必要性。本研究的发现从工作家庭冲突这一角度支持了李永占(2014)的研究结论。女特教教师之所以体验到更高的工作家庭冲突，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女教师要和男教师一样上班，挣工资，养家糊口；另一方面，尽管男女平等的观念日益普及，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赋予了女性更多的家务分工。她们除了要做好教师，还要尽量做好妻子、母亲、儿媳、女儿等多重社会角色。由于家庭生活与教学工作的压力同在，女特教教师努力在多重的家庭角色与教师角色之间寻找平衡点，难免顾此失彼，出现较严重的工作与家庭的角色冲突。
在工作投入水平上，女特教教师显著低于男特教教师。这与何嘉慧(2013)的研究结果一致，也与Schaufeli等(2002)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数据分析结果相一致。而王玲凤(2010)的研究也發现，女特教教师在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上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教师。职业倦怠与工作投入是两个关系极为密切的变量。Maslaeh和Leiter(1997)认为工作投入与工作倦怠是一个连续体的两个极端点，工作投入位于积极的一端，而工作倦怠位于消极的一端。依此种观点，工作倦怠和工作投入是完全负相关的关系。但Schaufeli等(2002)却认为工作投入与工作倦怠不是简单的完全对立的关系，二者应该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两种心理状态，也就说工作投入与工作倦怠应该是中等程度的负相关。目前Schaufeli等(2002)的看法得到了更多实证研究的数据支持，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虽然职业倦怠与工作投入并非完全对立，但二者中等程度的负相关也足以表明，何嘉慧(2013)关于特教教师工作投入的性别差异的发现与王玲凤(2010)关于特教教师职业倦怠的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彼此具有一致性。男特教教师在工作投入水平上显著高于女特教教师，原因可以从教师的工作内容、家庭分工及性别特征中分析。男教师在学校通常承担着体育训练等活动教学，较之于女教师从事知识科目的教学，在内容和形式上比较生动活泼，而且特殊学生因为其本身的特殊性和缺陷，在依靠智能的知识获得方面表现相对落后，而在依靠体能的技能进步方面表现相对较好，使得活动课教师也比较容易获得成就感。另外，男教师承担的家务分工相对女教师为少，因而总体上体验到更少的工作家庭冲突；加上男性基于生理的更趋活跃和进取的性别特征，因而男教师较女教师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投入水平。
就生儿育女对特教教师工作生活的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有孩子的特教教师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显著高于没孩子的特教教师，而工作投入水平则显著低于没孩子的教师。从本研究的被试分布可知，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女教师是男教师的2倍，有孩子的被试更多的是女教师，她们承担了更多的生育和养育孩子的家庭重任，需要更多精力和时间投放于家庭，相应地体验到更多的工作家庭冲突，表现出低于男特教教师的工作投入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年龄对特教教师工作生活的影响呈现有规律的起伏变化，二者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具体而言，特教教师工作家庭冲突水平随年龄增长而变化显著，表现为由低到高再到更低，略呈倒U型发展趋势；与此相反，特教教师工作投入水平则随年龄增长而略呈U型发展趋势，表现为由高到低再到更高；其中，31-40岁年龄组教师情况比较特殊，其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最高，工作投入水平最低。特教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投入在年龄上的这种差异与已有研究关于特教教师的工作倦怠随年龄而变化的结果是一致的。早在2001年，Maslaeh，Schaufeli和Leiter就已经指出，在被研究的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年龄是一个与职业倦怠关系最为一致的变量。新近有关国内特教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综述也表明，特教教师入职最初几年职业倦怠就开始显现，并且随着教龄的增加而持续加重(唐丹，2013)。原因可能在于，新特教教师在工作之初针对教育和管理残障儿童的复杂而繁重的工作要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尤其是环境适应和角色转换，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和有效应对策略，容易遭受失败与挫折，而这些经历反过来会加重他们的焦虑感、压力感，降低其工作成就感和工作热情从而引起职业倦怠。而随着教龄的增长，再加上要生育、养育孩子，家庭负担加重，在30多岁时特教老师职业倦怠感最高，该年龄段的老师大多是特校的中坚力量，任务重且繁杂，压力最大，工作家庭冲突也最为严重。40岁以后已掌握了一套应对各种问题的方法，同时随着职务的提升、经验的丰富、孩子的逐渐长大、工作满意度相对提高，其职业倦怠程度也逐渐降低。从特教教师职业倦怠的一般发展状况不难理解其工作投入的演变。如前所述，职业倦怠与工作投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当特教教师职业倦怠感最高时，也是他们工作投入水平最低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