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沟通对医生刻板印象表达的的影响(3)
对两组被试的再生量分别进行分析发现，两组被试在传递的早期阶段即第一个系列位置PS和NS无差异；高沟通频次组被试在第二个系列位置Ps和NS出现了差异，Ps显著高于NS，t2(9)=2.69，p=0.025，在传递的后期Ps和NS无差异；而低沟通频次组被试在传递的后期阶段即第三个和第四个系列位置PS和NS出现了差异，t3(9)=-2.75，p=0.022，t4(9)=2.70，p=0.024(详见图1)。
4討论
本研究采用系列再生范式探讨医患沟通频次对刻板印象的影响，主要探讨其在刻板印象信息效价上的效应。结果显示，在信息传递的早期，与医生群体沟通频次高的住院患者被试倾向于传递积极的信息，但是在后期这种效应逐渐消失，积极与消极信息之间无差别；而与医生群体沟通频次低的大学生被试则倾向于传递消极信息。这与研究假设部分一致。
以往关于群际接触和熟悉度的研究已表明了解目标群体的信息对抑制刻板印象、减少刻板化起重要的作用。通过与目标群体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增加对其的熟悉度，多了解其知识和信息，就能有效减少消极刻板印象，削弱刻板化，改善对其态度(Cernat，2011；Davies，Tropp，Aron，Pettigrew，&Wright，2011；Tausch，Hewstone，Schmid，Hughes，&Cairns，2011)。例如，Vezzali，Stathi和Giovannini(2012)研究发现，通过让意大利学生阅读一些关于移民文化内容的书籍，多了解移民的知识信息，其对移民的态度更加积极，原来消极的刻板印象也有所减少，更愿意与移民进行交流。同样，Pettigrew(2008)认为当人们对另一个群体缺乏了解时，就会根据少数人的经验来建构对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这样，原本是群体中个别的现象，就被归为整个群体都有的属性，甚至只要遇到该群体的成员，就将其贴上这个标签。另外，由于对外群体缺乏了解，很容易对对方产生敌意，很难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美国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德(Carl Hovland)在进行大众传播研究时也发现，传播效果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包括受众最初的态度和观点以及心理预期，即当医患冲突事件出现时，公众更倾向于接纳与自身立场相近的信息，甚至排斥观点不一致的内容(卡尔·霍夫兰德，欧文·贾尼斯，哈罗德·凯利，2015)。
大学生被试在系列再生的过程中，随着人数的推移，传递的倾向性越来越强，NS明显多于Ps。这表明大学生被试对医生持有的刻板印象是趋于消极的。这与事后访谈的结果也是一致的。约60%的大学生表示对医生持有不负责任，乱收红包等消极的刻板印象。人们在对某个群体形成刻板印象的途径既包括自己与目标群体成员接触产生的直接经验，也包括通过他人获取相关信息的间接经验。当人们与目标群体的直接经验非常少或缺乏时，就会凭借与其少数成员交往获得的经验或根据他人的只言片语(间接经验)来建构对该群体的刻板印象。这样，由于对该群体缺乏足够的了解，原本只是该群体个别的现象，就会扩大为整个群体的属性或特质(Hilton&VonHippel，1996)。大学生由于与医生接触和沟通的次数比较少，与医生的互动经验比较少，对医生工作的环境和工作性质缺乏了解，较难站在医生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更容易受到他人或网络媒体的影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高沟通频次组的被试在信息传递的早期阶段具有积极的倾向性，但是到了晚期，被传递的积极信息与消极信息没有差异。这可能说明，沟通频次对刻板印象的作用并非是持久恒定的，而只是暂时性的。以往在刻板印象沟通的研究中还涉及到刻板印象一致性偏差这个概念，指的是：在沟通中，与刻板印象一致的信息更容易被传递和保留，而不一致信息则不易传递而逐渐被删除(Kashima，2000；Lyons&Kashima，2001，2003，2006)。Kashima等人在关于文化刻板印象的研究中发现，不管被试在传递的早期有没有出现SC(Stereotype Consistent，刻板印象一致性)偏差或SI(StereotypeInconsistent，刻板印象不一致性)偏差，在传递的后期都出现了SC偏差，即传递的SC信息比SI信息多。Kashima等人认为这是由于文化的共享性在起作用。当人们对目标群体拥有共同的知识背景或信念时，尽管在开始阶段人们可能会由于力求理解SI信息而出现SI偏差，但是经过多人传递之后，人们还是会选择与自己观念更加一致的信息(Lyons&Kashima，2006)；赵永萍、赵玉芳和张进辅(2016)的研究也证实：人们在刻板印象信息沟通过程中使用的默认策略是传递更多的刻板印象一致信息而非不一致信息。本研究中，虽然实验材料采用的故事都属于刻板印象信息，但是不同效价的信息可能在人们心中的权重差别不大，所以在传递的早期虽然出现了积极趋势，但是到后期效价之间并无差异。
另外，信息在人际传播中存在“负性效应”，即负性的消息比正性的消息更容易得到传播。正如同中国的一句俗语：“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人们更容易关注负性的信息，且“人云亦云”，盲目从众(Campbell&Warren，2012)。因此，沟通频次起到的积极作用经过多人传递之后也就被抵消了。也就是说，增加医患沟通频次有助于在短期内人们对医生形成积极的刻板印象，这对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仅仅通过增加沟通频次也许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患者和公众对医生消极的刻板印象，而是要从其他方面比如沟通内容人手也许会更有效。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倾向于传递医生消极的刻板印象信息。虽然大学生群体只是公众群体的小部分，但也能部分代表了公众的意见和态度。人们对某群体刻板印象的形成来源于从重要他人(同伴、老师、家人等)、大众媒体获得的信息，或自己与目标群体成员直接接触的经验等。而直接经验比较少的个体常常会依赖于从别人获得的间接经验。虽然有时间接经验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却深受其影响。公众群体属于广泛意义上的患者，因为每个人都可能生病进医院而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患者。但是与长期住院的患者相比，公众与医生的直接互动经验是比较少的。因此，公众对医生的刻板印象大都来源于从他人、大众媒体等处获得的间接经验。而由于信息传播的“负性效应”，人们更容易受到负性信息的影响，而对医生形成消极的刻板印象。
另外，不同沟通频次组的被试在Ps和NS上都出现了典型的系列位置效应，即随着传递的进行和时间的延迟，信息的再生量逐渐下降。在再生链的第一个系列位置，信息再生量接近50%，但是到第4个位置，只再生了不到20%，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与记忆的衰减有关。
5结论
与医生沟通频次高的群体在传递医生的刻板印象信息时，在传递的早期具有积极的倾向性；而在传递的后期，即经过多人传递之后，这种倾向性消失；与医生沟通频次低的群体倾向于传递消极的医生刻板印象信息；沟通频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节对医生的消极刻板印象。 (王沛 尹志慧 罗芯明 叶旭春 柏涌海)
4討论
本研究采用系列再生范式探讨医患沟通频次对刻板印象的影响，主要探讨其在刻板印象信息效价上的效应。结果显示，在信息传递的早期，与医生群体沟通频次高的住院患者被试倾向于传递积极的信息，但是在后期这种效应逐渐消失，积极与消极信息之间无差别；而与医生群体沟通频次低的大学生被试则倾向于传递消极信息。这与研究假设部分一致。
以往关于群际接触和熟悉度的研究已表明了解目标群体的信息对抑制刻板印象、减少刻板化起重要的作用。通过与目标群体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增加对其的熟悉度，多了解其知识和信息，就能有效减少消极刻板印象，削弱刻板化，改善对其态度(Cernat，2011；Davies，Tropp，Aron，Pettigrew，&Wright，2011；Tausch，Hewstone，Schmid，Hughes，&Cairns，2011)。例如，Vezzali，Stathi和Giovannini(2012)研究发现，通过让意大利学生阅读一些关于移民文化内容的书籍，多了解移民的知识信息，其对移民的态度更加积极，原来消极的刻板印象也有所减少，更愿意与移民进行交流。同样，Pettigrew(2008)认为当人们对另一个群体缺乏了解时，就会根据少数人的经验来建构对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这样，原本是群体中个别的现象，就被归为整个群体都有的属性，甚至只要遇到该群体的成员，就将其贴上这个标签。另外，由于对外群体缺乏了解，很容易对对方产生敌意，很难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美国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德(Carl Hovland)在进行大众传播研究时也发现，传播效果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包括受众最初的态度和观点以及心理预期，即当医患冲突事件出现时，公众更倾向于接纳与自身立场相近的信息，甚至排斥观点不一致的内容(卡尔·霍夫兰德，欧文·贾尼斯，哈罗德·凯利，2015)。
大学生被试在系列再生的过程中，随着人数的推移，传递的倾向性越来越强，NS明显多于Ps。这表明大学生被试对医生持有的刻板印象是趋于消极的。这与事后访谈的结果也是一致的。约60%的大学生表示对医生持有不负责任，乱收红包等消极的刻板印象。人们在对某个群体形成刻板印象的途径既包括自己与目标群体成员接触产生的直接经验，也包括通过他人获取相关信息的间接经验。当人们与目标群体的直接经验非常少或缺乏时，就会凭借与其少数成员交往获得的经验或根据他人的只言片语(间接经验)来建构对该群体的刻板印象。这样，由于对该群体缺乏足够的了解，原本只是该群体个别的现象，就会扩大为整个群体的属性或特质(Hilton&VonHippel，1996)。大学生由于与医生接触和沟通的次数比较少，与医生的互动经验比较少，对医生工作的环境和工作性质缺乏了解，较难站在医生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更容易受到他人或网络媒体的影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高沟通频次组的被试在信息传递的早期阶段具有积极的倾向性，但是到了晚期，被传递的积极信息与消极信息没有差异。这可能说明，沟通频次对刻板印象的作用并非是持久恒定的，而只是暂时性的。以往在刻板印象沟通的研究中还涉及到刻板印象一致性偏差这个概念，指的是：在沟通中，与刻板印象一致的信息更容易被传递和保留，而不一致信息则不易传递而逐渐被删除(Kashima，2000；Lyons&Kashima，2001，2003，2006)。Kashima等人在关于文化刻板印象的研究中发现，不管被试在传递的早期有没有出现SC(Stereotype Consistent，刻板印象一致性)偏差或SI(StereotypeInconsistent，刻板印象不一致性)偏差，在传递的后期都出现了SC偏差，即传递的SC信息比SI信息多。Kashima等人认为这是由于文化的共享性在起作用。当人们对目标群体拥有共同的知识背景或信念时，尽管在开始阶段人们可能会由于力求理解SI信息而出现SI偏差，但是经过多人传递之后，人们还是会选择与自己观念更加一致的信息(Lyons&Kashima，2006)；赵永萍、赵玉芳和张进辅(2016)的研究也证实：人们在刻板印象信息沟通过程中使用的默认策略是传递更多的刻板印象一致信息而非不一致信息。本研究中，虽然实验材料采用的故事都属于刻板印象信息，但是不同效价的信息可能在人们心中的权重差别不大，所以在传递的早期虽然出现了积极趋势，但是到后期效价之间并无差异。
另外，信息在人际传播中存在“负性效应”，即负性的消息比正性的消息更容易得到传播。正如同中国的一句俗语：“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人们更容易关注负性的信息，且“人云亦云”，盲目从众(Campbell&Warren，2012)。因此，沟通频次起到的积极作用经过多人传递之后也就被抵消了。也就是说，增加医患沟通频次有助于在短期内人们对医生形成积极的刻板印象，这对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仅仅通过增加沟通频次也许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患者和公众对医生消极的刻板印象，而是要从其他方面比如沟通内容人手也许会更有效。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倾向于传递医生消极的刻板印象信息。虽然大学生群体只是公众群体的小部分，但也能部分代表了公众的意见和态度。人们对某群体刻板印象的形成来源于从重要他人(同伴、老师、家人等)、大众媒体获得的信息，或自己与目标群体成员直接接触的经验等。而直接经验比较少的个体常常会依赖于从别人获得的间接经验。虽然有时间接经验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却深受其影响。公众群体属于广泛意义上的患者，因为每个人都可能生病进医院而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患者。但是与长期住院的患者相比，公众与医生的直接互动经验是比较少的。因此，公众对医生的刻板印象大都来源于从他人、大众媒体等处获得的间接经验。而由于信息传播的“负性效应”，人们更容易受到负性信息的影响，而对医生形成消极的刻板印象。
另外，不同沟通频次组的被试在Ps和NS上都出现了典型的系列位置效应，即随着传递的进行和时间的延迟，信息的再生量逐渐下降。在再生链的第一个系列位置，信息再生量接近50%，但是到第4个位置，只再生了不到20%，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与记忆的衰减有关。
5结论
与医生沟通频次高的群体在传递医生的刻板印象信息时，在传递的早期具有积极的倾向性；而在传递的后期，即经过多人传递之后，这种倾向性消失；与医生沟通频次低的群体倾向于传递消极的医生刻板印象信息；沟通频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节对医生的消极刻板印象。 (王沛 尹志慧 罗芯明 叶旭春 柏涌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