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沟通对医生刻板印象表达的的影响(1)
摘要 从沟通频次与刻板印象传递性质的关系人手，以住院患者和尚未成为住院患者的大学生为被试，采用系列再生范式，利用10条4人再生链，探讨了医患沟通频次对医生刻板印象表达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医生沟通频次高的住院患者在再生链的第2个位置传递医生的积极信息高于消极信息，但是经过4人的传递，住院患者对医生刻板印象信息的传递在积极信息与消极信息没有差异。而与医生沟通频次低的大学生在再生链的后期表现出传递医生消极信息的倾向。该结果表明：沟通频次能够调节有关医生的消极刻板印象的传递-与医生沟通频次高的群体在传递医生的刻板印象信息时，在传递的早期具有积极的倾向性；但经过多人传递之后，在效价方面已经没有倾向性；与医生沟通频次低的群体倾向于传递医生刻板印象的消极信息。
关键词 医患关系，医患沟通，沟通频次，刻板印象，系列再生范式。
1问题提出
近年来，医患关系一直是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其中，医患冲突已经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医患冲突是指因权利义务的不对等而导致医患双方目标、认识或情感的经常性不协调不一致状态，其本质上并不是医患双方的根本对抗，而是当双方过度使用权利或不尽义务时才会出现的一种对抗现象(凌子平，黎东生，2016)。不少研究发现，医患双方相互不信任是影响医患关系引发医患冲突的重要原因(戴倩丹，2008)。为什么当前医患沟通中双方往往相互不信任呢？医患双方彼此充满着消极的刻板印象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以往诸多研究表明，如果增进双方的友好接触与沟通，多了解对方的积极信息，就会改善对对方的印象和态度，削弱之前已形成的刻板印象的消极成分，进而增进人际信任感；反之，则会使双方对对方的态度趋于更加消极，降低信任感，乃至引发人际冲突(Butler&Cantrell，1994；李德玲，卢景国，2012)。
作为对信息的分类加工和简化处理过程，刻板印象是对某个人类群体持有的知识、观念与预期的认知结构(王沛，张国礼，2008)。不管正确与否、积极或是消极，人们对某个群体的刻板印象都会直接影响对该群体及其成员的态度和行为(Glasman&Albarracin，2006；Greenwald&Banaji，1995)。大量群际接触的研究发现，通过让存在消极刻板印象的不同群体成员之间进行定期或长期的群际沟通，消极刻板印象能够得到有效抑制或消除(Ruseher&Hammer，2006)。有关住院患者的调查显示，住院患者对医务人员满意度较高(王长霞，王红，2012)。在谈及“医生态度不好的原因”时，有58.65%的住院患者认为是“医生病人太多，工作太忙，太累”，并表示可以理解(赵玲，王燕，孙凤梅，刘文俊，吴学东，2011)。然而，在2012年哈医大实习医生“王浩被刺”事件发生之后，某著名网站论坛调查显示，竟然有约60%的网民(公众群体)对“王浩被刺”表示“高兴”，认为该医生被刺是“活该”，只有少部分人们表示“同情”和“悲哀”。显然，广大网民有这样的反应，与他们对医生群体的不熟悉息息相关。
以往研究虽然发现沟通可能有助于抑制消极刻板印象，进而提高沟通的有效性，但是缺乏直接和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沟通频次与刻板印象的稳定关系。究竟沟通频次的高低能否预测刻板印象尚未可知。首先，对某群体的刻板印象通常包括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暨两种信息效价，那么医生和患者两个群体之间沟通的频次与刻板印象的效价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次，以往关于医患关系的研究大都是在医疗系统人员内部进行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研究结果很可能会受到自我服务偏见的影响，客观性值得质疑。第三，以往关于医患沟通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初步的调查分析，具体研究手段都是问卷测量，该方法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其有效性也值得质疑。
因此，基于以往研究的不足，本研究拟采用系列再生范式探讨医患沟通频次与患者对医生的刻板印象表达之间的关系。系列再生法的实验中，4个或5个被试组成一个系列再生链，以各种类型的故事为材料，再生链中的第一个被试阅读给定的故事后，以书面或口述的形式将故事内容传递给下一个被试，以探讨刻板印象信息是如何通过被试得以传递和变形的，或其传播变形背后的意义和规律何在(赵永萍，张进辅，2013)。在本研究中，由于被试的特殊性，沟通频次操作性定义为单位时间内被试与医生交流的频次及有过交流的医生的数量。单位时间分别是：住院患者为住院期间，公众群体为近三个月以来。由于住院患者身处医院，与医生接触的次数和机会比较多，而公众作为一个广泛意义上的患者群体(因为人人都可能生病而成为患者)，相对来说，与医生接触的次数和机会比較少。因此，本研究采用住院患者和公众作为研究对象。
本研究研究假设为：在沟通中，与医生沟通频次高的群体倾向于传递医生刻板印象的积极信息，与医生沟通频次低的群体倾向于传递医生刻板印象的消极信息。
2研究方法
2.1被试
随机抽取40名住院患者(年龄15-50岁，平均年龄30.25岁；男性25名，女性15名；三级医院22名，二级医院18名；骨科26名，消化内科9名，妇科5名)。和4 0名大学生(年龄20-27岁，平均年龄24.5岁；男性20名，女性20名)，共80名参与实验。由于住院时间对沟通频次有重要影响，且重要他人(家人、朋友)是接收信息和形成印象的重要来源(Zhang&Tan，2011)，因此住院患者筛选标准为住院至少3天，大学生被试筛选的标准为没有直系亲属或关系亲密的朋友从事医疗行业，且无住院史。
2.2实验材料
沟通频次问卷采用自编问卷，分为住院患者版和公众版。患者版包括患者住院期间每天与医生交流的次数和有过交流医生的数量；公众版包括近三个月以来就医的次数和有过交流的医生的数量。沟通频次问卷的目的是对自变量操纵有效性进行检验。其中，住院患者每天与医生交流的次数均达到2次及其以上，达到3次以上者占32.7%。公众在近三个月以来有过交流的医生数量1次以上仅为32.5%。在“交流次数”和“就医次数”题目上两组被试数据的卡方检验结果为X2=33.29，p<0.001；在“交流数量”题目上两组被试数据卡方检验结果为x2=33.40，p<0.001。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沟通频次上差异显著，这说明白变量沟通频次的操纵有效。 (王沛 尹志慧 罗芯明 叶旭春 柏涌海)
关键词 医患关系，医患沟通，沟通频次，刻板印象，系列再生范式。
1问题提出
近年来，医患关系一直是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其中，医患冲突已经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医患冲突是指因权利义务的不对等而导致医患双方目标、认识或情感的经常性不协调不一致状态，其本质上并不是医患双方的根本对抗，而是当双方过度使用权利或不尽义务时才会出现的一种对抗现象(凌子平，黎东生，2016)。不少研究发现，医患双方相互不信任是影响医患关系引发医患冲突的重要原因(戴倩丹，2008)。为什么当前医患沟通中双方往往相互不信任呢？医患双方彼此充满着消极的刻板印象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以往诸多研究表明，如果增进双方的友好接触与沟通，多了解对方的积极信息，就会改善对对方的印象和态度，削弱之前已形成的刻板印象的消极成分，进而增进人际信任感；反之，则会使双方对对方的态度趋于更加消极，降低信任感，乃至引发人际冲突(Butler&Cantrell，1994；李德玲，卢景国，2012)。
作为对信息的分类加工和简化处理过程，刻板印象是对某个人类群体持有的知识、观念与预期的认知结构(王沛，张国礼，2008)。不管正确与否、积极或是消极，人们对某个群体的刻板印象都会直接影响对该群体及其成员的态度和行为(Glasman&Albarracin，2006；Greenwald&Banaji，1995)。大量群际接触的研究发现，通过让存在消极刻板印象的不同群体成员之间进行定期或长期的群际沟通，消极刻板印象能够得到有效抑制或消除(Ruseher&Hammer，2006)。有关住院患者的调查显示，住院患者对医务人员满意度较高(王长霞，王红，2012)。在谈及“医生态度不好的原因”时，有58.65%的住院患者认为是“医生病人太多，工作太忙，太累”，并表示可以理解(赵玲，王燕，孙凤梅，刘文俊，吴学东，2011)。然而，在2012年哈医大实习医生“王浩被刺”事件发生之后，某著名网站论坛调查显示，竟然有约60%的网民(公众群体)对“王浩被刺”表示“高兴”，认为该医生被刺是“活该”，只有少部分人们表示“同情”和“悲哀”。显然，广大网民有这样的反应，与他们对医生群体的不熟悉息息相关。
以往研究虽然发现沟通可能有助于抑制消极刻板印象，进而提高沟通的有效性，但是缺乏直接和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沟通频次与刻板印象的稳定关系。究竟沟通频次的高低能否预测刻板印象尚未可知。首先，对某群体的刻板印象通常包括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暨两种信息效价，那么医生和患者两个群体之间沟通的频次与刻板印象的效价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次，以往关于医患关系的研究大都是在医疗系统人员内部进行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研究结果很可能会受到自我服务偏见的影响，客观性值得质疑。第三，以往关于医患沟通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初步的调查分析，具体研究手段都是问卷测量，该方法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其有效性也值得质疑。
因此，基于以往研究的不足，本研究拟采用系列再生范式探讨医患沟通频次与患者对医生的刻板印象表达之间的关系。系列再生法的实验中，4个或5个被试组成一个系列再生链，以各种类型的故事为材料，再生链中的第一个被试阅读给定的故事后，以书面或口述的形式将故事内容传递给下一个被试，以探讨刻板印象信息是如何通过被试得以传递和变形的，或其传播变形背后的意义和规律何在(赵永萍，张进辅，2013)。在本研究中，由于被试的特殊性，沟通频次操作性定义为单位时间内被试与医生交流的频次及有过交流的医生的数量。单位时间分别是：住院患者为住院期间，公众群体为近三个月以来。由于住院患者身处医院，与医生接触的次数和机会比较多，而公众作为一个广泛意义上的患者群体(因为人人都可能生病而成为患者)，相对来说，与医生接触的次数和机会比較少。因此，本研究采用住院患者和公众作为研究对象。
本研究研究假设为：在沟通中，与医生沟通频次高的群体倾向于传递医生刻板印象的积极信息，与医生沟通频次低的群体倾向于传递医生刻板印象的消极信息。
2研究方法
2.1被试
随机抽取40名住院患者(年龄15-50岁，平均年龄30.25岁；男性25名，女性15名；三级医院22名，二级医院18名；骨科26名，消化内科9名，妇科5名)。和4 0名大学生(年龄20-27岁，平均年龄24.5岁；男性20名，女性20名)，共80名参与实验。由于住院时间对沟通频次有重要影响，且重要他人(家人、朋友)是接收信息和形成印象的重要来源(Zhang&Tan，2011)，因此住院患者筛选标准为住院至少3天，大学生被试筛选的标准为没有直系亲属或关系亲密的朋友从事医疗行业，且无住院史。
2.2实验材料
沟通频次问卷采用自编问卷，分为住院患者版和公众版。患者版包括患者住院期间每天与医生交流的次数和有过交流医生的数量；公众版包括近三个月以来就医的次数和有过交流的医生的数量。沟通频次问卷的目的是对自变量操纵有效性进行检验。其中，住院患者每天与医生交流的次数均达到2次及其以上，达到3次以上者占32.7%。公众在近三个月以来有过交流的医生数量1次以上仅为32.5%。在“交流次数”和“就医次数”题目上两组被试数据的卡方检验结果为X2=33.29，p<0.001；在“交流数量”题目上两组被试数据卡方检验结果为x2=33.40，p<0.001。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沟通频次上差异显著，这说明白变量沟通频次的操纵有效。 (王沛 尹志慧 罗芯明 叶旭春 柏涌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