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身的情绪调节：面部表情对内隐情绪的影响(3)
3.1.4情绪测量程序
内隐情绪IPANAT中文版共36个trial，每个trial首先呈现黑色“+”注视点250ms，之后呈现单个人造词和情绪词的匹配任务探测界面。指导语要求根据自己第一感觉，对屏幕呈现的人造词与情绪词匹配程度进行4级评分(参见Quirin，2012)。
外显情绪PANAS中文版程序设计与内隐情绪测验一致，共18个trial，采用9级评分。
3.2假设
表情操控前后，三组被试的情绪变化如下：微笑组积极情绪得分显著增加，反应时显著下降；消极情绪得分显著下降，反应时显著增加；不笑组积极情绪得分显著下降，反应时显著增加；消极情绪得分显著增加，反应时显著下降；对照组情绪得分和反应时均无显著变化。
3.3结果
3.3.1积极情绪得分变化的差异比较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IPA增加幅度上，不笑组>微笑组>对照组。PA增加幅度上，不笑组>对照组>微笑组。两次测量中不笑组内隐和外显积极情绪增加值最大。
IPA方差分析表明，测量时间主效应显著，F(1，94)=6.303，p<0.05；表情主效应，测量时间与表情交互效应不显著。PA方差分析中，测量时间主效应，表情主效应，表情与测量时间交互效应均不显著。表情操控前后，三组被试积极情绪得分变化无显著差异。从内隐和外显两个指标来看，三组被试IPA得分均显著增加，PA得分则无显著变化。这可能意味着IPANAT中文版在具身情绪研究中比PANAS中文版有更加敏锐的测量潜能。
3.3.2消极情绪得分变化的差异比较
各组消极情绪变化幅度相似，但在内隐和外显消极情绪得分上表现了不同特征。不笑组在Tl、T2上INA都为最高，而NA中却为最低。不笑组INA下降值最大，微笑组NA下降值最大。
INA方差分析表明，测量时间差异显著，F(1，94)=18.861，p<0.001；表情主效应不显著；测量时间与表情交互效应不显著。NA方差分析中，测量时间差异显著，F(1，94)=34.066，p<0.001；表情主效应不显著；表情和测量时间交互效应不显著。表情操控前后，三组被试内隐和外显消极情绪得分均显著下降，各组间消极情绪的变化无显著差异。
综上，根据得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不笑组内隐情绪调节效果最好。而外显情绪测量中未发现一致的结果。为进一步验证假设，对内隐情绪的反应时进行了分析。
3.3.3反应时分析
IPANAT中文版的实验室测量，与内隐认知领域的IAT测验相似。在这里，将人造词比作目标概念，情绪词作为属性概念，人造词和情绪词成对出现时，被试对情绪词和人造词的匹配程度进行了按键判断此处不考虑按键数值，只计算按键反应时。采用Greenwald，Nosek和Banaji(2003)提出的D值計算法处理T1、T2测量中内隐情绪反应时的数据。(1)计算T1各组反应时均值和标准差，结果各组积极情绪词反应时均大于消极情绪词反应时过的)，可知各组被试在T1、T2均偏好消极情绪词，处于消极情绪状态，也证明情绪诱发有效。根据IAT中相容任务与不相容任务的区别，把人造词消极情绪词判断看作相容任务，把人造词积极情绪词判断看作不相容任务。(2)通过计算D值，来反应被试对消极情绪词的偏好水平。D值=积极情绪词(不相容任务)反应时均值一消极情绪词反应时(相容任务)均值/总反应时标准差。(3)计算T1、T2的D值之差。根据内隐认知的研究，可将D值之差理解为消极情绪词的偏好水平的变化。对比三组D值之差发现，不笑组>微笑组>对照组，推知不笑组内隐消极情绪下降最大。
3.4讨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判定不笑在内隐情绪中有更好的情绪调节效果。其原因可从以下角度解释：(1)不笑组客观上禁止了自己的表情，与表达抑制策略类似。Gross提出，表达抑制(suppression)是指抑制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绪表达行为，它可调动自我控制能力、启动自我控制过程以抑制自己的情绪行为。与不进行情绪调节相比，表达抑制虽能降低消极情绪的行为和体验，但却会增加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Demareeet al，2006)，激活情绪产生脑区(例如杏仁核)(Goldin，MeRae，Ramel，&Gross，2008)。本实验中不笑被试并不知含筷子是为了抑制表情，形成了客观的表达抑制，反而可能减少自主的表达抑制策略所致的不良身体反应，避免了这一策略的不利点，起到较好的情绪调节效果。(2)根据其他研究者的结论，低头耸肩能增强与之相联系的消极情绪，抬头挺胸能增强与之相联系的积极情绪。但Riskind的实验中，经历失败体验后，采取低头耸肩姿势的被试抑郁得分反而低于抬头挺胸组，相反经历成功体验后，低头耸肩被试抑郁得分高于抬头挺胸组。据此，Riskind(1984)提出“匹配假说”(appropriateness hypothesis)，认为身体姿势对个体自我调节和信息加工有特殊引导作用。面对消极结果时，引导个体低头耸肩更适合；面对积极事件时，引导个体抬头挺胸更适合，这也符合生物进化过程中情绪对个体的保护作用。本实验中，不笑类似于悲伤表情，与自身情绪状态(消极情绪)更匹配，更有利于情绪调节。这进一步扩展了“匹配假说”。Veenstra等(2017)的实验得出相反结论的原因可能在于在该研究中，被试保持身体姿势的同时从事了认知任务，使得具身情绪的内隐加工受到了认知任务影响，干扰了身体姿势的情绪调节效果。另外笔者推测，消极情绪的具身调节可能存在边界效应，即面对轻微消极情绪到中等强度消极情绪时，采取积极情绪相关的面部表情或躯体姿势有益于情绪调节，面对中等以上强度消极情绪时，采取消极情绪相关面部表情或躯体姿势更加有益。未来研究可以区分不同强度的消极情绪进一步验证。
总之，具身情绪调节研究可为临床心理学领域的情绪障碍的预防和干预提供初步理论依据。
4结论
本文的结论如下：(1)研究一表明，内隐积极消极情绪测验(IPANAT)中文版，包含内隐积极情绪与内隐消极情绪两个维度，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征，可用于测量中国个体内隐积极情绪和内隐消极情绪。(2)研究二表明，相比牙齿横咬筷子做出微笑表情和对照组，嘴唇竖含筷子的不笑表情更有助于内隐消极情绪的恢复。
感谢罗跃嘉老师课题组，聂衍刚老师，王力老师等对本研究的大力支持。本研究的行为实验部分，完成于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此深表感谢。 (鲍婧 傅纳)
内隐情绪IPANAT中文版共36个trial，每个trial首先呈现黑色“+”注视点250ms，之后呈现单个人造词和情绪词的匹配任务探测界面。指导语要求根据自己第一感觉，对屏幕呈现的人造词与情绪词匹配程度进行4级评分(参见Quirin，2012)。
外显情绪PANAS中文版程序设计与内隐情绪测验一致，共18个trial，采用9级评分。
3.2假设
表情操控前后，三组被试的情绪变化如下：微笑组积极情绪得分显著增加，反应时显著下降；消极情绪得分显著下降，反应时显著增加；不笑组积极情绪得分显著下降，反应时显著增加；消极情绪得分显著增加，反应时显著下降；对照组情绪得分和反应时均无显著变化。
3.3结果
3.3.1积极情绪得分变化的差异比较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IPA增加幅度上，不笑组>微笑组>对照组。PA增加幅度上，不笑组>对照组>微笑组。两次测量中不笑组内隐和外显积极情绪增加值最大。
IPA方差分析表明，测量时间主效应显著，F(1，94)=6.303，p<0.05；表情主效应，测量时间与表情交互效应不显著。PA方差分析中，测量时间主效应，表情主效应，表情与测量时间交互效应均不显著。表情操控前后，三组被试积极情绪得分变化无显著差异。从内隐和外显两个指标来看，三组被试IPA得分均显著增加，PA得分则无显著变化。这可能意味着IPANAT中文版在具身情绪研究中比PANAS中文版有更加敏锐的测量潜能。
3.3.2消极情绪得分变化的差异比较
各组消极情绪变化幅度相似，但在内隐和外显消极情绪得分上表现了不同特征。不笑组在Tl、T2上INA都为最高，而NA中却为最低。不笑组INA下降值最大，微笑组NA下降值最大。
INA方差分析表明，测量时间差异显著，F(1，94)=18.861，p<0.001；表情主效应不显著；测量时间与表情交互效应不显著。NA方差分析中，测量时间差异显著，F(1，94)=34.066，p<0.001；表情主效应不显著；表情和测量时间交互效应不显著。表情操控前后，三组被试内隐和外显消极情绪得分均显著下降，各组间消极情绪的变化无显著差异。
综上，根据得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不笑组内隐情绪调节效果最好。而外显情绪测量中未发现一致的结果。为进一步验证假设，对内隐情绪的反应时进行了分析。
3.3.3反应时分析
IPANAT中文版的实验室测量，与内隐认知领域的IAT测验相似。在这里，将人造词比作目标概念，情绪词作为属性概念，人造词和情绪词成对出现时，被试对情绪词和人造词的匹配程度进行了按键判断此处不考虑按键数值，只计算按键反应时。采用Greenwald，Nosek和Banaji(2003)提出的D值計算法处理T1、T2测量中内隐情绪反应时的数据。(1)计算T1各组反应时均值和标准差，结果各组积极情绪词反应时均大于消极情绪词反应时过的)，可知各组被试在T1、T2均偏好消极情绪词，处于消极情绪状态，也证明情绪诱发有效。根据IAT中相容任务与不相容任务的区别，把人造词消极情绪词判断看作相容任务，把人造词积极情绪词判断看作不相容任务。(2)通过计算D值，来反应被试对消极情绪词的偏好水平。D值=积极情绪词(不相容任务)反应时均值一消极情绪词反应时(相容任务)均值/总反应时标准差。(3)计算T1、T2的D值之差。根据内隐认知的研究，可将D值之差理解为消极情绪词的偏好水平的变化。对比三组D值之差发现，不笑组>微笑组>对照组，推知不笑组内隐消极情绪下降最大。
3.4讨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判定不笑在内隐情绪中有更好的情绪调节效果。其原因可从以下角度解释：(1)不笑组客观上禁止了自己的表情，与表达抑制策略类似。Gross提出，表达抑制(suppression)是指抑制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绪表达行为，它可调动自我控制能力、启动自我控制过程以抑制自己的情绪行为。与不进行情绪调节相比，表达抑制虽能降低消极情绪的行为和体验，但却会增加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Demareeet al，2006)，激活情绪产生脑区(例如杏仁核)(Goldin，MeRae，Ramel，&Gross，2008)。本实验中不笑被试并不知含筷子是为了抑制表情，形成了客观的表达抑制，反而可能减少自主的表达抑制策略所致的不良身体反应，避免了这一策略的不利点，起到较好的情绪调节效果。(2)根据其他研究者的结论，低头耸肩能增强与之相联系的消极情绪，抬头挺胸能增强与之相联系的积极情绪。但Riskind的实验中，经历失败体验后，采取低头耸肩姿势的被试抑郁得分反而低于抬头挺胸组，相反经历成功体验后，低头耸肩被试抑郁得分高于抬头挺胸组。据此，Riskind(1984)提出“匹配假说”(appropriateness hypothesis)，认为身体姿势对个体自我调节和信息加工有特殊引导作用。面对消极结果时，引导个体低头耸肩更适合；面对积极事件时，引导个体抬头挺胸更适合，这也符合生物进化过程中情绪对个体的保护作用。本实验中，不笑类似于悲伤表情，与自身情绪状态(消极情绪)更匹配，更有利于情绪调节。这进一步扩展了“匹配假说”。Veenstra等(2017)的实验得出相反结论的原因可能在于在该研究中，被试保持身体姿势的同时从事了认知任务，使得具身情绪的内隐加工受到了认知任务影响，干扰了身体姿势的情绪调节效果。另外笔者推测，消极情绪的具身调节可能存在边界效应，即面对轻微消极情绪到中等强度消极情绪时，采取积极情绪相关的面部表情或躯体姿势有益于情绪调节，面对中等以上强度消极情绪时，采取消极情绪相关面部表情或躯体姿势更加有益。未来研究可以区分不同强度的消极情绪进一步验证。
总之，具身情绪调节研究可为临床心理学领域的情绪障碍的预防和干预提供初步理论依据。
4结论
本文的结论如下：(1)研究一表明，内隐积极消极情绪测验(IPANAT)中文版，包含内隐积极情绪与内隐消极情绪两个维度，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征，可用于测量中国个体内隐积极情绪和内隐消极情绪。(2)研究二表明，相比牙齿横咬筷子做出微笑表情和对照组，嘴唇竖含筷子的不笑表情更有助于内隐消极情绪的恢复。
感谢罗跃嘉老师课题组，聂衍刚老师，王力老师等对本研究的大力支持。本研究的行为实验部分，完成于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此深表感谢。 (鲍婧 傅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