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新生抑郁情绪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2)
具体来说，本研究建立了如图l所示的假设模型，并提出了下述两个研究假设：
(1)大学新生SSS在其家庭SES和抑郁情绪间起中介作用；
(2)贫困生身份在SSS中介家庭SES与抑郁情绪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2研究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中的被试系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以班级为单位分别从东部、中部和西部共7所本科院校(其中5所为二本院校，2所为211院校)的2015级新生中选取。共发出问卷1200份，回收问卷1117份(回收率93.08%)，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1042份(有效率93.29%)。其中男生364人(34.93%)，女生678人(65.07%)；经学校正式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有346人(33.21%)；年龄在17至25岁之间(M=19.67，SD=1.01)。
2.2研究工具
2.2.1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评估
本研究首先参照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09)中家庭SES的测量指标，收集了被试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财产资源等方面的信息(OECD，2012)；然后再参照陈艳红等(2014)的方法来计算大学新生的家庭SES指数：首先，对其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财产资源进行赋值，然后分别选取学生父母在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上较高一方的赋值，作为其在两项指标上的得分进入下一步计算；然后，对受教育程度、职业及家庭财产资源3个变量进行缺失值处理，并转换成标准分；最后，对3个变量进行主成分析，并计算其SES值。SES=(β1*z教育程度+β2*z职业地位+p3；z家庭财产资源)/ef，β1、β2、β3为相应变量的因素负荷，ef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通过计算，本研究中大学新生的SES得分在2.22～1.88之间，得分越高代表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2.2.2大学生主观社会地位问卷
在SSS的测量上，使用的是大学生主观社会地位问卷(程刚，陈艳红，关雨生，张大均，2015)。该问卷由人缘状况、学业成绩、家庭条件、社会实践能力、恋爱或单身状态的满意度、才艺水平和形象气质共7个指标构成。该问卷采用图形化的10级木梯评分(见示例)，得分区间为10～70分，被试的得分越高代表其SSS越高。在本研究中，其a系数为0.81。
示例：您个人的家庭条件，目前在您所在的大学里处于什么位置？
(请注意不要只与您身边的朋友比较!)
最顶端一家庭条件最好的同学
2.2.3自评抑郁量表
对抑郁情绪的测量，使用的是舒良(1999)修订的中文版自评抑郁量表(Self-RatingDepressionScale，SDS)。该量表由William W.K.Zung于1965年編制，共包含20个项目，采用1～4级计分，总分越大代表抑郁水平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a系数为0.85。
2.3研究过程及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测试，测试时间均安排在2015年11月中旬，此时各校的新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均已完成。每个班级的测试均由一名受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在获得班级辅导员的同意和配合下进行。测试采取实名制的方式进行，首先由主试告知被试，该测试的结果仅用于科学研究，除研究者外其他人员均无法获知测试结果；其次，当被试同意测试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才开始正式测试，测试完成后当场回收并密封问卷，同时向参与测试的被试支付报酬或小礼品；最后，向各班辅导员索取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名单。
对采集到的数据使用IBM SPSS 19.0和Mplus7.2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3研究结果
3.1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由于是用问卷法进行研究，所以根据相关研究的建议(周浩，龙立荣，2004)，首先在数据采集阶段进行了程序上的控制。具体来说在被试数据的采集上，仅在抑郁情绪的测量上，使用了常见的李克特4点计分方式；家庭SES指数是基于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换算后得出；SSS使用的是图形化的测量方式；是否贫困生则是通过学生档案信息获得。因此，本研究所涉及到的4个指标，由于在测量方式上完全不同，所以其测量结果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应该很小。最后，基于所采集到的数据，进一步使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本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检验。通过对SES、SSS和抑郁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有5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其中特征值最大的因子所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19.61%，低于40%的临界标准。综上所述，本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不会对本研究的结果造成显著干扰。
3.2描述统计
首先，对大学新生在SES、SSS和抑郁上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三个变量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见表1)。
其次，对认定为贫困和非贫困的大学新生在SES、SSS和抑郁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三个变量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2)。
3.3家庭SES对抑郁情绪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为了检验本研究所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是否成立，参照方杰、张敏强、顾红磊和梁东梅(2014)的观点，使用系数乘积法进行Boot-strap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具体来说，就是先将SES、SSS和抑郁的得分进行中心化处理，同时贫困身份则采用虚拟变量编码(非贫困生为0，贫困生为1)；之后用中心化的SES与贫困身份构建乘积项；最后在Mplus 7.2下使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方法(抽样5000次)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模型检验结果显示：a3b=0.26，其95%的置信区间为[0.09，0.56]，不包括0。这就意味着SES通过SSS对抑郁的中介作用的前半路径会受到贫困身份的调节。有调节的中介效应为(alTa3x贫困身份)b1=0.37+0.26x贫困身份，当贫困身份取值为0或1时，其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37和0.11。另外c=0.07，通过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方法计算出的c的95%置信区间为[-1.32，1.45]，其中包含有0，所以SES对抑郁的直接效应并没有受到贫困身份的调节。最后，SES对抑郁的直接效应c’=-0.75，其95%的置信区间为[-1.46，-0.02]，其中并未包含0，其直接效应显著。 (程刚 张大均)
(1)大学新生SSS在其家庭SES和抑郁情绪间起中介作用；
(2)贫困生身份在SSS中介家庭SES与抑郁情绪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2研究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中的被试系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以班级为单位分别从东部、中部和西部共7所本科院校(其中5所为二本院校，2所为211院校)的2015级新生中选取。共发出问卷1200份，回收问卷1117份(回收率93.08%)，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1042份(有效率93.29%)。其中男生364人(34.93%)，女生678人(65.07%)；经学校正式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有346人(33.21%)；年龄在17至25岁之间(M=19.67，SD=1.01)。
2.2研究工具
2.2.1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评估
本研究首先参照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09)中家庭SES的测量指标，收集了被试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财产资源等方面的信息(OECD，2012)；然后再参照陈艳红等(2014)的方法来计算大学新生的家庭SES指数：首先，对其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财产资源进行赋值，然后分别选取学生父母在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上较高一方的赋值，作为其在两项指标上的得分进入下一步计算；然后，对受教育程度、职业及家庭财产资源3个变量进行缺失值处理，并转换成标准分；最后，对3个变量进行主成分析，并计算其SES值。SES=(β1*z教育程度+β2*z职业地位+p3；z家庭财产资源)/ef，β1、β2、β3为相应变量的因素负荷，ef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通过计算，本研究中大学新生的SES得分在2.22～1.88之间，得分越高代表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2.2.2大学生主观社会地位问卷
在SSS的测量上，使用的是大学生主观社会地位问卷(程刚，陈艳红，关雨生，张大均，2015)。该问卷由人缘状况、学业成绩、家庭条件、社会实践能力、恋爱或单身状态的满意度、才艺水平和形象气质共7个指标构成。该问卷采用图形化的10级木梯评分(见示例)，得分区间为10～70分，被试的得分越高代表其SSS越高。在本研究中，其a系数为0.81。
示例：您个人的家庭条件，目前在您所在的大学里处于什么位置？
(请注意不要只与您身边的朋友比较!)
最顶端一家庭条件最好的同学
2.2.3自评抑郁量表
对抑郁情绪的测量，使用的是舒良(1999)修订的中文版自评抑郁量表(Self-RatingDepressionScale，SDS)。该量表由William W.K.Zung于1965年編制，共包含20个项目，采用1～4级计分，总分越大代表抑郁水平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a系数为0.85。
2.3研究过程及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测试，测试时间均安排在2015年11月中旬，此时各校的新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均已完成。每个班级的测试均由一名受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在获得班级辅导员的同意和配合下进行。测试采取实名制的方式进行，首先由主试告知被试，该测试的结果仅用于科学研究，除研究者外其他人员均无法获知测试结果；其次，当被试同意测试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才开始正式测试，测试完成后当场回收并密封问卷，同时向参与测试的被试支付报酬或小礼品；最后，向各班辅导员索取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名单。
对采集到的数据使用IBM SPSS 19.0和Mplus7.2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3研究结果
3.1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由于是用问卷法进行研究，所以根据相关研究的建议(周浩，龙立荣，2004)，首先在数据采集阶段进行了程序上的控制。具体来说在被试数据的采集上，仅在抑郁情绪的测量上，使用了常见的李克特4点计分方式；家庭SES指数是基于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换算后得出；SSS使用的是图形化的测量方式；是否贫困生则是通过学生档案信息获得。因此，本研究所涉及到的4个指标，由于在测量方式上完全不同，所以其测量结果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应该很小。最后，基于所采集到的数据，进一步使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本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检验。通过对SES、SSS和抑郁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有5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其中特征值最大的因子所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19.61%，低于40%的临界标准。综上所述，本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不会对本研究的结果造成显著干扰。
3.2描述统计
首先，对大学新生在SES、SSS和抑郁上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三个变量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见表1)。
其次，对认定为贫困和非贫困的大学新生在SES、SSS和抑郁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三个变量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2)。
3.3家庭SES对抑郁情绪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为了检验本研究所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是否成立，参照方杰、张敏强、顾红磊和梁东梅(2014)的观点，使用系数乘积法进行Boot-strap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具体来说，就是先将SES、SSS和抑郁的得分进行中心化处理，同时贫困身份则采用虚拟变量编码(非贫困生为0，贫困生为1)；之后用中心化的SES与贫困身份构建乘积项；最后在Mplus 7.2下使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方法(抽样5000次)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模型检验结果显示：a3b=0.26，其95%的置信区间为[0.09，0.56]，不包括0。这就意味着SES通过SSS对抑郁的中介作用的前半路径会受到贫困身份的调节。有调节的中介效应为(alTa3x贫困身份)b1=0.37+0.26x贫困身份，当贫困身份取值为0或1时，其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37和0.11。另外c=0.07，通过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方法计算出的c的95%置信区间为[-1.32，1.45]，其中包含有0，所以SES对抑郁的直接效应并没有受到贫困身份的调节。最后，SES对抑郁的直接效应c’=-0.75，其95%的置信区间为[-1.46，-0.02]，其中并未包含0，其直接效应显著。 (程刚 张大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