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新生抑郁情绪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3)
4讨论
首先，基于贫困与非贫困大学新生在SES上的差异检验结果可以发现，那些被认定为贫困生的新生，其SES得分确实低于非贫困生，这表明当前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确实能有效区分贫困与非贫困大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同时，贫困生的SSS与抑郁情绪，分别显著低于和高于非贫困大学生，这一结果与其他研究所发现的贫困生心理健康水平较差的结论是一致的(张庆吉，涂叶满，2015；张秀梅等，2016)。
其次，根据模型检验的结果来看，大学新生SSS在其家庭SES和抑郁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假设1成立。这一结果说明，大学新生的家庭SES会通过两条路径对其抑郁情绪产生影响：一条是直接路径，即家庭SES直接负向预测新生的抑郁情绪。根据有关社会阶层心理的现有研究来看(Sakurai et al，2010；Kraus，Piff，Mendoza-Denton，Rheinschmidt，&Keltner，2012)，该路径之所以显著，可能是由于低家庭SES大学生，往往需要承受较多的经济压力，其在成长过程中所能获得的物质条件有限，因此可能会妨碍其身心的积极发展，从而使其容易产生诸如抑郁之类的情绪问题。另一条则是间接路径，即家庭SES先影响大学新生SSS形成，再通过SSS影响其抑郁情绪的产生。这一结果与陈艳红等(2014)的研究是相似的，那些家庭SES较低的大学生，其在大学里的SSS也较低，而SSS较低则容易导致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同时这一结果也符合社会因果关系假设(Social causation hypothesis)，即与低社会地位所伴随的压力，往往容易导致精神疾病或心理不健康(Dohrenwend&Dohrenwend，1969)。
最后，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所假设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贫困生身份会对SSS的中介效应起调节作用。具体来说贫困生身份的调节作用表现为，在家庭SES通过SSS影响大学生抑郁情绪的过程中，那些被认定为贫困生的大学生相对于非贫困生，其SSS的中介效應值分别为一0.11和-0.37。这就意味着那些拥有贫困生身份的大学生，如果在同等的家庭SES条件下，其SSS会更低，进而其抑郁情绪会更多。这一结果与研究者们之前通过观察所发现的，贫困生身份会损害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观点是一致的(侯秀丽，2015；王长恒，杨直，2016)。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贫困生之所以抑郁情绪较多，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较差的家庭经济条件，会对贫困生的身心健康发展造成直接损害；另一方面低家庭SES和贫困生身份，还会导致贫困生对自身的SSS评价偏低，而低SSS则会进一步增加其抑郁情绪。基于这一研究结果，本研究认为目前政府、高校及社会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所给予的经济资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低家庭SES对贫困生心理健康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但在经济资助的同时，高校还应重视贫困生污名化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在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中，有必要建立经济资助与心理援助相结合的工作体系；同时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中，需重视学生隐私权的保护，并加强对贫困生的人文关怀(荆玉君，2015；时名早，2016)。
对于大学贫困生而言，他们一方面要承受低家庭SES所带来的现实压力；另一方面还会因贫困生这一外显身份，而忍受一定的精神压力。但目前有关贫困生的心理研究，大多是基于社会阶层心理学的视角，因此研究的重点均是围绕学生家庭SES及其影响机制展开的。这就忽视了贫困生这一特殊身份，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本研究系首次将社会标签理论纳入到社会阶层心理的研究中来，并采用实证的方法，综合考察了家庭SES和贫困生身份是如何通过大学新生的SSS来影响其抑郁情绪。这就为在其他低SES群体(如低保户、贫困户等)中开展类似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另外，本研究结果还有助于改进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但本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只调查了大一新生，因此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高年级大学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其次，本研究只考察了抑郁情绪一个指标，为了更全面地考察家庭SES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在未来研究中还有必要进一步结合其他指标进行考察；最后，本研究所建立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是基于本次横向调查的数据，因此其假设的各变量间的关系，还有必要使用追踪或实验的方式进行再次验证。
5结论
(1)大学新生SSS在其家庭SES和抑郁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2)贫困生身份会在大学新生家庭SES影响其SSS形成的过程中产生负向调节作用，使相同家庭SES条件下的大学生SSS更低，进而导致其抑郁情绪较高。 (程刚 张大均)
首先，基于贫困与非贫困大学新生在SES上的差异检验结果可以发现，那些被认定为贫困生的新生，其SES得分确实低于非贫困生，这表明当前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确实能有效区分贫困与非贫困大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同时，贫困生的SSS与抑郁情绪，分别显著低于和高于非贫困大学生，这一结果与其他研究所发现的贫困生心理健康水平较差的结论是一致的(张庆吉，涂叶满，2015；张秀梅等，2016)。
其次，根据模型检验的结果来看，大学新生SSS在其家庭SES和抑郁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假设1成立。这一结果说明，大学新生的家庭SES会通过两条路径对其抑郁情绪产生影响：一条是直接路径，即家庭SES直接负向预测新生的抑郁情绪。根据有关社会阶层心理的现有研究来看(Sakurai et al，2010；Kraus，Piff，Mendoza-Denton，Rheinschmidt，&Keltner，2012)，该路径之所以显著，可能是由于低家庭SES大学生，往往需要承受较多的经济压力，其在成长过程中所能获得的物质条件有限，因此可能会妨碍其身心的积极发展，从而使其容易产生诸如抑郁之类的情绪问题。另一条则是间接路径，即家庭SES先影响大学新生SSS形成，再通过SSS影响其抑郁情绪的产生。这一结果与陈艳红等(2014)的研究是相似的，那些家庭SES较低的大学生，其在大学里的SSS也较低，而SSS较低则容易导致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同时这一结果也符合社会因果关系假设(Social causation hypothesis)，即与低社会地位所伴随的压力，往往容易导致精神疾病或心理不健康(Dohrenwend&Dohrenwend，1969)。
最后，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所假设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贫困生身份会对SSS的中介效应起调节作用。具体来说贫困生身份的调节作用表现为，在家庭SES通过SSS影响大学生抑郁情绪的过程中，那些被认定为贫困生的大学生相对于非贫困生，其SSS的中介效應值分别为一0.11和-0.37。这就意味着那些拥有贫困生身份的大学生，如果在同等的家庭SES条件下，其SSS会更低，进而其抑郁情绪会更多。这一结果与研究者们之前通过观察所发现的，贫困生身份会损害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观点是一致的(侯秀丽，2015；王长恒，杨直，2016)。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贫困生之所以抑郁情绪较多，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较差的家庭经济条件，会对贫困生的身心健康发展造成直接损害；另一方面低家庭SES和贫困生身份，还会导致贫困生对自身的SSS评价偏低，而低SSS则会进一步增加其抑郁情绪。基于这一研究结果，本研究认为目前政府、高校及社会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所给予的经济资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低家庭SES对贫困生心理健康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但在经济资助的同时，高校还应重视贫困生污名化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在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中，有必要建立经济资助与心理援助相结合的工作体系；同时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中，需重视学生隐私权的保护，并加强对贫困生的人文关怀(荆玉君，2015；时名早，2016)。
对于大学贫困生而言，他们一方面要承受低家庭SES所带来的现实压力；另一方面还会因贫困生这一外显身份，而忍受一定的精神压力。但目前有关贫困生的心理研究，大多是基于社会阶层心理学的视角，因此研究的重点均是围绕学生家庭SES及其影响机制展开的。这就忽视了贫困生这一特殊身份，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本研究系首次将社会标签理论纳入到社会阶层心理的研究中来，并采用实证的方法，综合考察了家庭SES和贫困生身份是如何通过大学新生的SSS来影响其抑郁情绪。这就为在其他低SES群体(如低保户、贫困户等)中开展类似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另外，本研究结果还有助于改进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但本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只调查了大一新生，因此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高年级大学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其次，本研究只考察了抑郁情绪一个指标，为了更全面地考察家庭SES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在未来研究中还有必要进一步结合其他指标进行考察；最后，本研究所建立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是基于本次横向调查的数据，因此其假设的各变量间的关系，还有必要使用追踪或实验的方式进行再次验证。
5结论
(1)大学新生SSS在其家庭SES和抑郁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2)贫困生身份会在大学新生家庭SES影响其SSS形成的过程中产生负向调节作用，使相同家庭SES条件下的大学生SSS更低，进而导致其抑郁情绪较高。 (程刚 张大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