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新生抑郁情绪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1)
摘要本研究基于社会阶层心理和社会标签理论，考察了大学新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贫困生身份及抑郁情绪间的关系。研究采用问卷法在全国按东部、中部和西部共调查了1042名大一新生。通过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发现：(1)贫困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均显著低于非贫困生，而在抑郁情绪上贫困生则显著高于非贫困生；(2)大学新生的主观社会地位在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抑郁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贫困生身份对主观社会地位的中介效应有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主观社会地位的中介作用和贫困生身份的调节作用对大学新生的抑郁情绪产生影响。
关键词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贫困生，抑郁。
1引言
根据教育部《2014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我国政府、高校及社会在2014年用于资助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的经费总额为716.86亿元，其中仅助学金一项就资助了953.95万人次，占在校生总人数的35.23%。基于这一数据可以发现，贫困生是大学里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如何做好贫困生的资助工作，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事关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近年来研究者们就此展开了大量研究(曲绍卫，范晓婷，曲垠姣，2015)，其中有关家庭经济状况与心理健康的研究一致发现，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的大学生，特别是被认定为贫困生的大学生，其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非贫困大学生(刘欣，徐海波，2003；张庆吉，涂叶满，2015；张秀梅，王中对，廖传景，2016)。那么为什么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呢？近年来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该问题展开了研究。
首先，根据对社会阶层心理的研究发现，低SES群体之所以身心健康状况较差，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和所能享用的健康服务较少，同时其生活和工作环境中的危险性因素较多，所以其身心健康水平会较低(Lynch，Smith，Kaplan，&House，2000；Hajat，Kaulman，Rose，Slddlql，&lhomas，2010)。此外，除了SES的这种直接作用外，研究者们还发现，SES还会通过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SSS)的中介作用对成人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Demakakos，Nazroo，Breeze，&Marmot，2008)。SSS之所以会在SES和身心健康间起中介作用，其原因在于：SSS作为个体对其在社会等级中所处位置的主观知觉与判断(Jackman&Jaekman，1973)，它的形成首先是以SES为基础的；但由于在其形成过程中还会受到社会身份认同及社会比较等心理加工过程的影响，所以它能捕捉到的社会地位信息更多，其对身心健康的影响要比SES更为直接(Sakurai，Kawakami，Yamaoka，Ishikawa，&Hashimoto，2010；Quon&McGrath，2014)。
而大学贫困生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可谓是社会阶层心理在大学校园内的重现。贫困生的核心特征就在于其家庭SES较低，较差的家庭经济条件首先会对其身心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其次，由于社会比较的作用，低家庭SES还会导致其SSS较低，而低SSS则会进一步损害其身心健康。这一点目前已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如周春燕和郭永玉(2013)发现大学生家庭社会阶层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成正相关，而与抑郁、焦虑和负性情感成负相关；陈艳红、程刚、关雨生和张大均(2014)则发现，大学生SSS在SES与自尊间起中介作用。
除上述基于社会阶层心理所进行的研究外，近年来还有研究者根据社会标签理论(Labelingtheory)提出，贫困生之所以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与贫困生這一身份标签也有密切关系(侯秀丽，2015)。自2007年国家颁布《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以来，每年秋季各大高校均要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并以此作为贫困生资助的重要依据。目前全国高校在认定工作中，大多采取学生自主申报、班级民主评议和学校认定公示的流程(王长恒，杨直，2016)。因此经认定后，班级内会有一部分低家庭SES的学生，被明确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即通常所称的贫困生。但这也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学生家庭SES的高低，本身只是学生家庭的一种客观属性，它往往仅被学生个体所感知；但经过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后，被认定为贫困生的低家庭SES大学生，他们就会拥有一个明确的、外显的社会身份。这些被认定为贫困生的低家庭SES大学生，会将该身份标签内化，进而影响其自我认知，使他们觉得自己要更低人一等(侯秀丽，2015)。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从社会阶层心理的研究视角来看，大学生的家庭sEs会影响其SSS的形成，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而从社会标签理论来看，对于那些低家庭SES大学生，如果他们被认定为贫困生，该身份将会进一步恶化家庭SES对其SSS的影响，进而损害其心理健康。但就现有研究来看，尚未有研究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因此，本研究试图结合社会阶层心理与社会标签理论的观点，重点考察家庭SES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即SSS的中介效应；以及贫困生身份是否会对该中介效应产生调节作用。基于该研究目的，本研究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观点，选取抑郁情绪作为衡量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构建了一个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并对其进行了检验。
之所以选择抑郁，是因为就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来看，大学生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内化情绪问题较多，而抑郁正是其中的一种典型表现(AdlaflGliksman，Demers，&Newton-Taylor，2001；Dixon&Kurpius，2008；辛自强，张梅，何琳，2012)；此外，目前在对贫困生心理问题的研究中，也发现抑郁情绪较多是贫困生心理健康较差的重要特征之一(张庆吉，涂叶满，2015；张秀梅等，2016)。其次，考虑到当前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的实际情况，高年级学生的贫困生认定，事实上大多是在一年级的认定基础上进行调整和补充，所以贫困生身份的确定，主要是在新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阶段完成的(盛洁，倪艳，2015；张丽，王晓鹏，暴晓彤，迟瑞娟，杨柳，2016)。因此，为了排除认定年限等方面的干扰，本研究决定仅选取大学新生作为研究对象。 (程刚 张大均)
关键词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贫困生，抑郁。
1引言
根据教育部《2014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我国政府、高校及社会在2014年用于资助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的经费总额为716.86亿元，其中仅助学金一项就资助了953.95万人次，占在校生总人数的35.23%。基于这一数据可以发现，贫困生是大学里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如何做好贫困生的资助工作，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事关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近年来研究者们就此展开了大量研究(曲绍卫，范晓婷，曲垠姣，2015)，其中有关家庭经济状况与心理健康的研究一致发现，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的大学生，特别是被认定为贫困生的大学生，其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非贫困大学生(刘欣，徐海波，2003；张庆吉，涂叶满，2015；张秀梅，王中对，廖传景，2016)。那么为什么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呢？近年来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该问题展开了研究。
首先，根据对社会阶层心理的研究发现，低SES群体之所以身心健康状况较差，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和所能享用的健康服务较少，同时其生活和工作环境中的危险性因素较多，所以其身心健康水平会较低(Lynch，Smith，Kaplan，&House，2000；Hajat，Kaulman，Rose，Slddlql，&lhomas，2010)。此外，除了SES的这种直接作用外，研究者们还发现，SES还会通过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SSS)的中介作用对成人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Demakakos，Nazroo，Breeze，&Marmot，2008)。SSS之所以会在SES和身心健康间起中介作用，其原因在于：SSS作为个体对其在社会等级中所处位置的主观知觉与判断(Jackman&Jaekman，1973)，它的形成首先是以SES为基础的；但由于在其形成过程中还会受到社会身份认同及社会比较等心理加工过程的影响，所以它能捕捉到的社会地位信息更多，其对身心健康的影响要比SES更为直接(Sakurai，Kawakami，Yamaoka，Ishikawa，&Hashimoto，2010；Quon&McGrath，2014)。
而大学贫困生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可谓是社会阶层心理在大学校园内的重现。贫困生的核心特征就在于其家庭SES较低，较差的家庭经济条件首先会对其身心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其次，由于社会比较的作用，低家庭SES还会导致其SSS较低，而低SSS则会进一步损害其身心健康。这一点目前已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如周春燕和郭永玉(2013)发现大学生家庭社会阶层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成正相关，而与抑郁、焦虑和负性情感成负相关；陈艳红、程刚、关雨生和张大均(2014)则发现，大学生SSS在SES与自尊间起中介作用。
除上述基于社会阶层心理所进行的研究外，近年来还有研究者根据社会标签理论(Labelingtheory)提出，贫困生之所以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与贫困生這一身份标签也有密切关系(侯秀丽，2015)。自2007年国家颁布《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以来，每年秋季各大高校均要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并以此作为贫困生资助的重要依据。目前全国高校在认定工作中，大多采取学生自主申报、班级民主评议和学校认定公示的流程(王长恒，杨直，2016)。因此经认定后，班级内会有一部分低家庭SES的学生，被明确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即通常所称的贫困生。但这也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学生家庭SES的高低，本身只是学生家庭的一种客观属性，它往往仅被学生个体所感知；但经过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后，被认定为贫困生的低家庭SES大学生，他们就会拥有一个明确的、外显的社会身份。这些被认定为贫困生的低家庭SES大学生，会将该身份标签内化，进而影响其自我认知，使他们觉得自己要更低人一等(侯秀丽，2015)。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从社会阶层心理的研究视角来看，大学生的家庭sEs会影响其SSS的形成，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而从社会标签理论来看，对于那些低家庭SES大学生，如果他们被认定为贫困生，该身份将会进一步恶化家庭SES对其SSS的影响，进而损害其心理健康。但就现有研究来看，尚未有研究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因此，本研究试图结合社会阶层心理与社会标签理论的观点，重点考察家庭SES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即SSS的中介效应；以及贫困生身份是否会对该中介效应产生调节作用。基于该研究目的，本研究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观点，选取抑郁情绪作为衡量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构建了一个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并对其进行了检验。
之所以选择抑郁，是因为就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来看，大学生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内化情绪问题较多，而抑郁正是其中的一种典型表现(AdlaflGliksman，Demers，&Newton-Taylor，2001；Dixon&Kurpius，2008；辛自强，张梅，何琳，2012)；此外，目前在对贫困生心理问题的研究中，也发现抑郁情绪较多是贫困生心理健康较差的重要特征之一(张庆吉，涂叶满，2015；张秀梅等，2016)。其次，考虑到当前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的实际情况，高年级学生的贫困生认定，事实上大多是在一年级的认定基础上进行调整和补充，所以贫困生身份的确定，主要是在新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阶段完成的(盛洁，倪艳，2015；张丽，王晓鹏，暴晓彤，迟瑞娟，杨柳，2016)。因此，为了排除认定年限等方面的干扰，本研究决定仅选取大学新生作为研究对象。 (程刚 张大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