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控制训练对手机依赖大学生的干预效果(1)
摘要依照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得分及手机使用时间记录从548名被试中筛选出60名手机依赖大学生，将其随机分配到抑制控制训练组和非训练组进行实验。预期通过抑制控制训练提升手机依赖大学生抑制控制能力，降低其手机依赖水平。结果发现：训练组被试在接受为期8周的抑制控制训练任务后，手机依赖总分、手机使用时间和非训练组相比显著降低，抑制控制能力显著提升。结果表明抑制控制训练对手机依赖大学生的干预效果明显。关键词大学生，抑制控制训练，手机依赖。
1问题提出
手机依赖(mobilephone dependency)是指沉溺于手机使用，无法抑制手机使用的冲动性，离开手机后会产生较多的不适感，并造成学业、人际关系、情绪和认知发展等方面消极后果的行为(Bianehi&Phillips，2005；King et al，2013)。其主要症状有：戒断症状(网络中断时感受到愤怒和焦急，在电池快没电的时候感受到持续的焦虑和担忧)、耐受性(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更好的手机，需要下载更多的软件和更多的手机使用时间)、个体功能和行为上的失调(如撒谎、成绩下降、社会孤立等)等(Nikhita，Jadhav，&Ajinkya，2015)。大学生是手机使用的重要群体，过度使用手机给大学生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学业成绩的下降(Lepp，Barkley，&Karpinski，2015)、友谊质量下降和人际忽视等(Kamibeppu&Sugiura，2005；Roberts&David，2016)，同时还伴随着其它问题行为，如网络成瘾(Beranuy，Oberst，Carbonell，&Chamarro，2009)、吸烟(Toda，Monden，Kubo，&Morimoto，2006)等。如何帮助大学生摆脱手机依赖，使其回归正常学习和生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研究者围绕手机依赖产生原因进行了研究，其中抑制控制与手机依赖的关系得到了较多关注。研究发现，手机依赖大学生存在自我控制能力不足问题(徐晓丹，2014)，并且手机依赖程度越严重，其抑制控制能力越差(汪海彬，陶炎坤，徐宏图，2015)。王正翔(2013)使用冲动性量表和手机依赖量表测量了420名大学生的冲动水平和手机依赖情况，结果发现手机依赖大学生存在冲动性问题。对手机依赖者的心理特征调查也发现手机依赖群体具有冲动性的特点(Billieux，Van derLinden，D'Aeremont，Ceschi，&Zermatten，2007；Billieux，Van Der Linden，&Rochat，2008)。抑制控制和冲动性可以看作是两种相反的能量，冲动性可以看作是抑制控制能力不足的表现。手机过度使用可以看作是对冲动控制的失败。手机使用的失控性是手机依赖大学生的重要表现特征。依照自我控制力量模型，个体执行自我控制任务后能量衰减，呈现“自我损耗”状态，这种“自我损耗”状态可能是大学生手机使用冲动产生的重要条件，现有的研究中主要使用Stroop任务、停止信号任务、Go/NoGo等任务范式考察其抑制优势反应的能力。研究发现抑制控制能力不足与多种成瘾和问题行为的关系密切(D'Hondt，Billieux，&Maurage，201 5；Feil etal，2010)，而手机依赖是其中最常见但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问题行为。因此，提升手机依赖大学生抑制控制能力、增加其“自我控制”资源，这可能是减少及阻断其手机使用冲动产生的重要保障。
相关研究发现抑制控制可以通过训练提升，其效果可以达到拓展自我控制资源库的目的。抑制控制训练主要使用Go/Nogo范式、停止信号范式等对问题行为患者进行训练。例如Oaten和Cheng(2006a，2006b)对大学生进行2-4个月的自我控制训练，结果发现，训练组和非训练组相比，在其他领域如学习、压力调节、情绪调控等方面的自我控制力量也得到明显的改善。Spierer，Chavan和Manuel(2013)认为抑制控制是一种压制正在进行的或者计划的动作或者认知加工的能力。抑制控制训练可以帮助抑制控制能力正常化并塑造其所在的脑神经网络。抑制控制能力的提升可能或者来自于自动化形成的抑制(automaticinhibition)和自上而下的控制性抑制(controlledinhibition)。以停止信號范式为例，自动化的抑制控制在始终如一的和重复的抑制激发训练中得到了发展。抑制控制训练一旦建立起停止信号和抑制反应之间的连接，停止信号就能直接引起抑制反应，绕过缓慢的自上而下的执行控制过程。一般通过Go/NoGo、停止信号反应等方式来提升训练者的抑制控制能力，训练效果对问题行为患者尤其明显。例如通过Go/NoGo任务让超重者降低对高热量食物的依赖，以提高超重者对高热量食物的抑制能力。结果发现超重者在干预后表现出体重下降，和干预前相比，其日常饮食摄入和高热量食物的摄入都有显著降低。在长期的跟踪后发现，干预组在6个月之后体重持续下降(Lawrenceet al，2015)。食物和手机都属于个体日常接触频率较高的事物。生活中与食物相关的线索极为丰富(Giesen，Havermans，Douven，Tekelenburg，&Jansen，2010)，这些线索会以各种方式对超重者或者饮食限制者的抑制控制产生负面影响。同样，对当前的大学生而言，手机也是生活中的必备。为提高手机依赖大学生抑制控制水平，降低手机依赖程度，本研究对手机依赖大学生进行相关抑制控制训练，结合手机依赖分数及手机使用时问等指标，探索抑制控制训练对手机依赖大学生的干预效果。
2研究方法
2.1被试
采用便利取样的方法，对长春两所高校6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48份。借鉴夏领婕(2013)对手机依赖的界定方法，量表总分大于等于平均分加上一个标准差(M+SD>51.16)的被试界定为高分组。此外，将手机使用时间作为筛选的标准。记录了调查对象连续7天的手机使用时间，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为4小时以上。符合量表得分51分以上，平均使用时间4小时以上归类为手机依赖大学生，共筛选69人，筛查率为12，59%。60名参与接下来的研究，各有30人随机分配到训练组和非训练组。5名学生因身体原因退出，最终训练组28人，非训练组27人。非训练组不接受训练，在测试之后，可以自愿参加训练。 (丁相玲 祖静 张向葵)
1问题提出
手机依赖(mobilephone dependency)是指沉溺于手机使用，无法抑制手机使用的冲动性，离开手机后会产生较多的不适感，并造成学业、人际关系、情绪和认知发展等方面消极后果的行为(Bianehi&Phillips，2005；King et al，2013)。其主要症状有：戒断症状(网络中断时感受到愤怒和焦急，在电池快没电的时候感受到持续的焦虑和担忧)、耐受性(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更好的手机，需要下载更多的软件和更多的手机使用时间)、个体功能和行为上的失调(如撒谎、成绩下降、社会孤立等)等(Nikhita，Jadhav，&Ajinkya，2015)。大学生是手机使用的重要群体，过度使用手机给大学生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学业成绩的下降(Lepp，Barkley，&Karpinski，2015)、友谊质量下降和人际忽视等(Kamibeppu&Sugiura，2005；Roberts&David，2016)，同时还伴随着其它问题行为，如网络成瘾(Beranuy，Oberst，Carbonell，&Chamarro，2009)、吸烟(Toda，Monden，Kubo，&Morimoto，2006)等。如何帮助大学生摆脱手机依赖，使其回归正常学习和生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研究者围绕手机依赖产生原因进行了研究，其中抑制控制与手机依赖的关系得到了较多关注。研究发现，手机依赖大学生存在自我控制能力不足问题(徐晓丹，2014)，并且手机依赖程度越严重，其抑制控制能力越差(汪海彬，陶炎坤，徐宏图，2015)。王正翔(2013)使用冲动性量表和手机依赖量表测量了420名大学生的冲动水平和手机依赖情况，结果发现手机依赖大学生存在冲动性问题。对手机依赖者的心理特征调查也发现手机依赖群体具有冲动性的特点(Billieux，Van derLinden，D'Aeremont，Ceschi，&Zermatten，2007；Billieux，Van Der Linden，&Rochat，2008)。抑制控制和冲动性可以看作是两种相反的能量，冲动性可以看作是抑制控制能力不足的表现。手机过度使用可以看作是对冲动控制的失败。手机使用的失控性是手机依赖大学生的重要表现特征。依照自我控制力量模型，个体执行自我控制任务后能量衰减，呈现“自我损耗”状态，这种“自我损耗”状态可能是大学生手机使用冲动产生的重要条件，现有的研究中主要使用Stroop任务、停止信号任务、Go/NoGo等任务范式考察其抑制优势反应的能力。研究发现抑制控制能力不足与多种成瘾和问题行为的关系密切(D'Hondt，Billieux，&Maurage，201 5；Feil etal，2010)，而手机依赖是其中最常见但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问题行为。因此，提升手机依赖大学生抑制控制能力、增加其“自我控制”资源，这可能是减少及阻断其手机使用冲动产生的重要保障。
相关研究发现抑制控制可以通过训练提升，其效果可以达到拓展自我控制资源库的目的。抑制控制训练主要使用Go/Nogo范式、停止信号范式等对问题行为患者进行训练。例如Oaten和Cheng(2006a，2006b)对大学生进行2-4个月的自我控制训练，结果发现，训练组和非训练组相比，在其他领域如学习、压力调节、情绪调控等方面的自我控制力量也得到明显的改善。Spierer，Chavan和Manuel(2013)认为抑制控制是一种压制正在进行的或者计划的动作或者认知加工的能力。抑制控制训练可以帮助抑制控制能力正常化并塑造其所在的脑神经网络。抑制控制能力的提升可能或者来自于自动化形成的抑制(automaticinhibition)和自上而下的控制性抑制(controlledinhibition)。以停止信號范式为例，自动化的抑制控制在始终如一的和重复的抑制激发训练中得到了发展。抑制控制训练一旦建立起停止信号和抑制反应之间的连接，停止信号就能直接引起抑制反应，绕过缓慢的自上而下的执行控制过程。一般通过Go/NoGo、停止信号反应等方式来提升训练者的抑制控制能力，训练效果对问题行为患者尤其明显。例如通过Go/NoGo任务让超重者降低对高热量食物的依赖，以提高超重者对高热量食物的抑制能力。结果发现超重者在干预后表现出体重下降，和干预前相比，其日常饮食摄入和高热量食物的摄入都有显著降低。在长期的跟踪后发现，干预组在6个月之后体重持续下降(Lawrenceet al，2015)。食物和手机都属于个体日常接触频率较高的事物。生活中与食物相关的线索极为丰富(Giesen，Havermans，Douven，Tekelenburg，&Jansen，2010)，这些线索会以各种方式对超重者或者饮食限制者的抑制控制产生负面影响。同样，对当前的大学生而言，手机也是生活中的必备。为提高手机依赖大学生抑制控制水平，降低手机依赖程度，本研究对手机依赖大学生进行相关抑制控制训练，结合手机依赖分数及手机使用时问等指标，探索抑制控制训练对手机依赖大学生的干预效果。
2研究方法
2.1被试
采用便利取样的方法，对长春两所高校6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48份。借鉴夏领婕(2013)对手机依赖的界定方法，量表总分大于等于平均分加上一个标准差(M+SD>51.16)的被试界定为高分组。此外，将手机使用时间作为筛选的标准。记录了调查对象连续7天的手机使用时间，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为4小时以上。符合量表得分51分以上，平均使用时间4小时以上归类为手机依赖大学生，共筛选69人，筛查率为12，59%。60名参与接下来的研究，各有30人随机分配到训练组和非训练组。5名学生因身体原因退出，最终训练组28人，非训练组27人。非训练组不接受训练，在测试之后，可以自愿参加训练。 (丁相玲 祖静 张向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