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繁衍优势对性别偏爱的影响：来自眼动的证据(1)
摘要采用眼动技术探究性别繁衍优势对性别偏爱的影响。实验一通过实验材料启动男性繁衍优势的高低，记录被试在不同启动条件下对男孩图片和女孩图片的注视时间，结果发现：当男性繁衍优势高时，被试注视男孩图片时间显著高于女孩图片，表现为男孩偏爱；而当男性繁衍优势低时则相反，表现为女孩偏爱；实验二通过实验材料启动女性繁衍优势的高低，记录被试在不同启动条件下对男孩图片和女孩图片的注视时间，结果发现两种启动条件下被试对女孩图片的注视时间均高于男孩图片，表现为女孩偏爱；然而，与女性繁衍优势低时相比，当女性繁衍优势高时，对女孩的偏爱程度更高。研究结果表明亲代对子代的性别偏爱可能是基于提高亲代自身繁衍效率的考虑，具有进化意义。
关键词性别偏爱，繁衍优势，父亲身份不确定性，Trivers-Willard假设。
1引言
性别偏爱(sexpreference)指亲代对不同性别子代的偏爱，主要表现为亲代对子代性别比率的控制(如选择性堕胎)和亲代对不同性别子代的投资差异(如教育投入上的差异)(Arnold，1992；Bairagi，2001)。生物学取向以性别比率偏差(sexratio bias)为核心概念来探讨性别偏爱。性别比率偏差来自于早期对动物的研究，即动物的性别比率通常不是理想的雌雄各半，而是呈現出雌雄性别比率的差异(Chamov，Los-den Hartogh，Jones，&van den Assem，1981)。Trivers和Willard(1973)认为这种性别比率偏差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并最早提出理论假设，即亲代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子代的出生性别比率，而使繁衍成功率最大。在该假设的基础上，研究者们从两个方向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一，从生存的角度讲，如果外部环境更有利于某一性别的生存，则该性别的出生比率更高。Pen等人(2010)的研究发现，雪蜥会选择在温暖条件下生育更多雌性后代。因为在温暖的气候环境下，蜥蜴长得更快，体型也会更大。而体型大小对雌蜥蜴来说十分重要，对雄性蜥蜴则无关紧要。其二，从繁衍角度讲，如果环境更有利于某一性别的繁衍，则该性别的出生性别比率更高。因为与雌性相比，雄性的繁衍成功有更大的变异性，当亲代的条件(parental condition)较好时，他们倾向于繁衍更多雄性后代，并对雄性后代做出更多投资。大量的动物实验证明，食物供给、生存空间、环境温度等外部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动物出生性别比率的变化(Baeta，Be1isle，&Garant，2012；Ryan，Andersona，Gardinera，&Hare，2012)。
由于人类出生性别比率的研究不可能采用实验控制的方式，但调查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亲代状况的好坏会影响后代的出生性别比率。例如：Helle，Helama和Jokela(2008)通过对不同年份芬兰北部萨米人的出生性别比率的研究发现，年平均温度升高2摄氏度，则该年份出生的男孩比率升高1%。此外，在1959-1961年中国的大饥荒时期，女孩的出生比显著高于男孩(Song，2012)。Kanazawa(2005，2007，2011)的研究发现，由于身材高大对男孩而言有更强的适应性，所以身材高大的父母生育更多男孩，而外貌漂亮会使女孩有更强的适应性，所以外貌漂亮的父母生育更多女孩。这种以“性别比率偏差”为核心概念的研究倾向认为，性别偏爱是一种内隐态度，个体自身通过无意识的本能行为改变后代的出生性别比率，从而保证自身的繁衍效率最大化。因此性别偏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具有生物适应意义(Trivers&Willard，1973)。
性别偏爱的另一个研究取向来自人口学。研究者们以宏观的社会文化视角来解释性别偏爱。同时，他们认为性别偏爱主要受女性社会地位、家庭经济条件、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Pande&Astone，2007；Gaudin，2011)。在研究的基础上，得到了“成本效用”、“文化实践”、“结构
行为”和“压力从众”等四种解释范式。这种人口学的解释认为性别偏爱是一种外显态度，并在具体的生育行为中表现出来，如胎儿性别鉴定、选择性堕胎以及双亲对不同性别后代的投资差异等(Bairagi，2001；Rahman&DaVanzo，1993；Hawkes，O’Connell，Blurton，Alvarez，&Charnov，1998)。因此，性别偏爱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态度，是适应特定社会文化的结果。
综上，以往研究从生物学和人口学的角度探讨了性别偏爱及其原因。然而，生物学取向的研究结果来自动物实验，这难以将其推论到人类。而来自调查研究的结论往往缺乏一致性和实证研究的依据。现代心理学以进化心理学这一新的视角来解释人类的生存和繁衍。进化心理学认为，与女性相比，男性的繁衍效率有更大的变异性，这种变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男性后代的数量有更大的变异性，即从理论上讲，男性后代的数量可能为0，也可能为无穷多，而女性的后代数量则相对稳定(Armbruster，Debevee，&Willson，2002)。其二，男性的亲子投资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即男性不能像女性一样确定自己与后代的亲子关系(Buss，1996)。某种情况下男性养育的子女可能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导致亲子投资失败。在理想情况下，即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度，且夫妻均完全忠诚于自己的配偶，则男性和女性的繁衍效率无差异。但现实情况是，男女性别的这些差异最终导致在特定的情境下，不同性别的繁衍价值的差异。
纵观以往研究，我们认为，不同性别在特定情境下的繁衍价值存在差异，但人类个体显然难以通过改变自身性别而提高其繁衍价值，然而却可以控制子代性别，通过不同性别子代的繁衍价值差异来达到间接提升自身繁衍价值的目的，而这也正是亲代对子代性别偏爱的原因之一。因此，亲代对子代性别的偏爱可以基于这样一种判断：某种性别在当时的情境下若拥有更多的繁衍优势，那么亲代就会偏爱该性别，并对该性别的子代给予更多投资。对人类而言，男性的繁衍优势为后代数量的高变异性，劣势为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性；而女性恰恰相反，其优势为亲子关系的确定性，劣势为后代数量的低变异性。基于以上推论本研究假设： (刘毅 焦江丽 闻素霞)
关键词性别偏爱，繁衍优势，父亲身份不确定性，Trivers-Willard假设。
1引言
性别偏爱(sexpreference)指亲代对不同性别子代的偏爱，主要表现为亲代对子代性别比率的控制(如选择性堕胎)和亲代对不同性别子代的投资差异(如教育投入上的差异)(Arnold，1992；Bairagi，2001)。生物学取向以性别比率偏差(sexratio bias)为核心概念来探讨性别偏爱。性别比率偏差来自于早期对动物的研究，即动物的性别比率通常不是理想的雌雄各半，而是呈現出雌雄性别比率的差异(Chamov，Los-den Hartogh，Jones，&van den Assem，1981)。Trivers和Willard(1973)认为这种性别比率偏差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并最早提出理论假设，即亲代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子代的出生性别比率，而使繁衍成功率最大。在该假设的基础上，研究者们从两个方向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一，从生存的角度讲，如果外部环境更有利于某一性别的生存，则该性别的出生比率更高。Pen等人(2010)的研究发现，雪蜥会选择在温暖条件下生育更多雌性后代。因为在温暖的气候环境下，蜥蜴长得更快，体型也会更大。而体型大小对雌蜥蜴来说十分重要，对雄性蜥蜴则无关紧要。其二，从繁衍角度讲，如果环境更有利于某一性别的繁衍，则该性别的出生性别比率更高。因为与雌性相比，雄性的繁衍成功有更大的变异性，当亲代的条件(parental condition)较好时，他们倾向于繁衍更多雄性后代，并对雄性后代做出更多投资。大量的动物实验证明，食物供给、生存空间、环境温度等外部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动物出生性别比率的变化(Baeta，Be1isle，&Garant，2012；Ryan，Andersona，Gardinera，&Hare，2012)。
由于人类出生性别比率的研究不可能采用实验控制的方式，但调查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亲代状况的好坏会影响后代的出生性别比率。例如：Helle，Helama和Jokela(2008)通过对不同年份芬兰北部萨米人的出生性别比率的研究发现，年平均温度升高2摄氏度，则该年份出生的男孩比率升高1%。此外，在1959-1961年中国的大饥荒时期，女孩的出生比显著高于男孩(Song，2012)。Kanazawa(2005，2007，2011)的研究发现，由于身材高大对男孩而言有更强的适应性，所以身材高大的父母生育更多男孩，而外貌漂亮会使女孩有更强的适应性，所以外貌漂亮的父母生育更多女孩。这种以“性别比率偏差”为核心概念的研究倾向认为，性别偏爱是一种内隐态度，个体自身通过无意识的本能行为改变后代的出生性别比率，从而保证自身的繁衍效率最大化。因此性别偏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具有生物适应意义(Trivers&Willard，1973)。
性别偏爱的另一个研究取向来自人口学。研究者们以宏观的社会文化视角来解释性别偏爱。同时，他们认为性别偏爱主要受女性社会地位、家庭经济条件、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Pande&Astone，2007；Gaudin，2011)。在研究的基础上，得到了“成本效用”、“文化实践”、“结构
行为”和“压力从众”等四种解释范式。这种人口学的解释认为性别偏爱是一种外显态度，并在具体的生育行为中表现出来，如胎儿性别鉴定、选择性堕胎以及双亲对不同性别后代的投资差异等(Bairagi，2001；Rahman&DaVanzo，1993；Hawkes，O’Connell，Blurton，Alvarez，&Charnov，1998)。因此，性别偏爱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态度，是适应特定社会文化的结果。
综上，以往研究从生物学和人口学的角度探讨了性别偏爱及其原因。然而，生物学取向的研究结果来自动物实验，这难以将其推论到人类。而来自调查研究的结论往往缺乏一致性和实证研究的依据。现代心理学以进化心理学这一新的视角来解释人类的生存和繁衍。进化心理学认为，与女性相比，男性的繁衍效率有更大的变异性，这种变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男性后代的数量有更大的变异性，即从理论上讲，男性后代的数量可能为0，也可能为无穷多，而女性的后代数量则相对稳定(Armbruster，Debevee，&Willson，2002)。其二，男性的亲子投资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即男性不能像女性一样确定自己与后代的亲子关系(Buss，1996)。某种情况下男性养育的子女可能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导致亲子投资失败。在理想情况下，即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度，且夫妻均完全忠诚于自己的配偶，则男性和女性的繁衍效率无差异。但现实情况是，男女性别的这些差异最终导致在特定的情境下，不同性别的繁衍价值的差异。
纵观以往研究，我们认为，不同性别在特定情境下的繁衍价值存在差异，但人类个体显然难以通过改变自身性别而提高其繁衍价值，然而却可以控制子代性别，通过不同性别子代的繁衍价值差异来达到间接提升自身繁衍价值的目的，而这也正是亲代对子代性别偏爱的原因之一。因此，亲代对子代性别的偏爱可以基于这样一种判断：某种性别在当时的情境下若拥有更多的繁衍优势，那么亲代就会偏爱该性别，并对该性别的子代给予更多投资。对人类而言，男性的繁衍优势为后代数量的高变异性，劣势为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性；而女性恰恰相反，其优势为亲子关系的确定性，劣势为后代数量的低变异性。基于以上推论本研究假设： (刘毅 焦江丽 闻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