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籍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与生涯适应的关系：职业探索的中介作用(3)
3.3国民倾向和族裔倾向的中介效应分析
国民倾向(cpro)和族裔倾向(cpre)中介效应模型及各个系数见表3，按照中介效应分析程序，参照Preacher和Hayes(2004)提出的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样本量选择131，对于国民倾向而言，在95%置信区间下，以性别、教育水平、年龄、专业等为控制变量，结果如表3所示。中介检验的结果的确没有包含0(LLCI=0.0828，ULCI=0.3160)，表明职业探索行为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0.1742。此外，控制了中介变量职业探索行为之后，自变量跨文化国民倾向适应行为对因变量职业生涯适应力的影响不显著，区间(LLCl=-0.0140，ULCi=0.2718)包含0。因此职业探索行为在具有跨文化国民倾向适应行为的中国籍留学生对其将来职业生涯适应力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且是唯一的中介变量。
对于族裔倾向而言，以性别、教育水平、年龄、专业等控制变量进行结果运算，中介检验的结果没有包含0(LLC=0.0576，ULCI=0.2686)，表明职业探索行为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0.1416。而自变量跨文化族裔倾向适应行为对因变量职业生涯适应力的直接影响也同样表现为显著，区间(LLCI=0.0029，ULCI=0.2798)不包含0，说明前者的行为对后者也可以直接起到一定的作用。另外，职业探索行为与跨文化族裔倾向适应性行为之间的方程模型系数为0.3585>0，因此，职业探索行为在具有族裔倾向跨文化适应行为的中国籍留学生对其将来职业生涯适应力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4讨论
本研究发现，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行为会促进职业生涯适应力的发展，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Balfi2&Williams，2005)。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籍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取向“如何(怎样)”影响职业生涯适应力和生涯发展的路径问题，分析了职业探索行为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中国籍留学生两种跨文化适应策略行为：国民取向和族裔取向，都会对其职业生涯力的发展产生积极、正向的显著影响，并通过职业探索行为的中介作用来实现。在跨文化环境中，那些乐于主动调整策略积极适应新环境，参加当地社会和团体的社交活动，善于接纳和包容不同国家的文化，持国民取向的中国籍留学生，其适应行为有助于增强其对环境的和自我的探索，并在此过程中增进了自信、自我效能感和文化包容感，提高了他们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促进其生涯关注、生涯自信和生涯控制，从而有效地增进其生涯适应力的发展。其中，职业探索行为是唯一中介变量，也就是说，对于国民认同取向适应策略的中国籍留学生来说，跨文化适应行为中仅对外界的好奇积极探索、广泛的社交参与，而没有集中到职业探索的有效性信息上来，就不能对其生涯适应力有所帮助。
而那些在跨文化适应中采取族裔取向的中国籍留学生，虽然持有较保守的、传统的文化观念，社交倾向上和来自本祖籍国的留学生交流较多，例如整合和分离策略的留学生，通过职业探索行为也能有效地提升其生涯适应力。这个结果和常识判断有所不同。一般观念认为，出国后如不能积极主动去深入了解探索异国文化，封闭在自身文化体系里，便失去了留学的意义，不利于留学生的生涯发展。但对于中国籍留学生，现实结果却并非如此。跨文化研究发现，族裔语言与族裔认同有着很强的关系，家庭关系及价值观是族裔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Phinney，Ong，&Madden，2000)。因而，很可能持有族裔取向的中国籍留学生是因为语言的障碍，例如外语不够好，或者家庭教育的影响而采取相对谨慎、传统的适应策略，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注自身生涯发展。某些情况下，持有传统家庭价值观的中国籍留学生，因为具有较强的种族和家庭意识，反而能促进其自我认同和责任感的建立，进而增进生涯关注和生涯好奇，为提升生涯适应力打下基础。此外，强烈的族裔认同有利于在跨文化环境中经历压力较小的心理调适(Ward&Kennedv，1992)。所以中国留学生多和同国籍的人交往，能够促进心理健康，克服水土不服、心理压力、孤单寂寞、社交障碍等精神压力，能够有效避免“生涯未决”(career indecision，Rottinghaus，Jenkins，&Jantzer，2009)带来的沮丧感、焦虑和恐惧感。同时在同伴中交换、获取职业和学业的相关信息，能够帮助中国籍留学生以更好的心态去发展职业探索，转化为生涯适应力。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探索不是唯一的中介变量，说明族裔认同取向的中国籍留学生还存在着通过其他途径，例如通过较为正面的情绪体验和社会关系和谐度，来发展自身生涯适应力的可能性。
整体而言，本研究基于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中介模型，阐述了海外留学经历如何影响中国籍留学生未来的生涯发展：中国籍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两种行为倾向(国民取向和族裔取向)均通过职业探索行为正向显著影响其生涯适应力。该理论模型填补了跨文化适应力与生涯适应力、职业探索三者关系的研究空白，丰富了跨文化适应理论和生涯发展理论，对教育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涯教育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5结论
在本研究條件下发现：(1)无论采取跨文化的国民取向还是和族裔取向的适应策略，留学经历均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的职业探索行为和生涯适应力。(2)职业探索行为对其生涯适应力有很强的预测作用，并中介了跨文化适应行为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对国民倾向适应行为的中国籍留学生是唯一的中介变量；对族裔倾向适应行为的中国籍留学生是互补的中介变量。 (叶荔辉 王坚)
国民倾向(cpro)和族裔倾向(cpre)中介效应模型及各个系数见表3，按照中介效应分析程序，参照Preacher和Hayes(2004)提出的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样本量选择131，对于国民倾向而言，在95%置信区间下，以性别、教育水平、年龄、专业等为控制变量，结果如表3所示。中介检验的结果的确没有包含0(LLCI=0.0828，ULCI=0.3160)，表明职业探索行为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0.1742。此外，控制了中介变量职业探索行为之后，自变量跨文化国民倾向适应行为对因变量职业生涯适应力的影响不显著，区间(LLCl=-0.0140，ULCi=0.2718)包含0。因此职业探索行为在具有跨文化国民倾向适应行为的中国籍留学生对其将来职业生涯适应力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且是唯一的中介变量。
对于族裔倾向而言，以性别、教育水平、年龄、专业等控制变量进行结果运算，中介检验的结果没有包含0(LLC=0.0576，ULCI=0.2686)，表明职业探索行为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0.1416。而自变量跨文化族裔倾向适应行为对因变量职业生涯适应力的直接影响也同样表现为显著，区间(LLCI=0.0029，ULCI=0.2798)不包含0，说明前者的行为对后者也可以直接起到一定的作用。另外，职业探索行为与跨文化族裔倾向适应性行为之间的方程模型系数为0.3585>0，因此，职业探索行为在具有族裔倾向跨文化适应行为的中国籍留学生对其将来职业生涯适应力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4讨论
本研究发现，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行为会促进职业生涯适应力的发展，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Balfi2&Williams，2005)。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籍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取向“如何(怎样)”影响职业生涯适应力和生涯发展的路径问题，分析了职业探索行为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中国籍留学生两种跨文化适应策略行为：国民取向和族裔取向，都会对其职业生涯力的发展产生积极、正向的显著影响，并通过职业探索行为的中介作用来实现。在跨文化环境中，那些乐于主动调整策略积极适应新环境，参加当地社会和团体的社交活动，善于接纳和包容不同国家的文化，持国民取向的中国籍留学生，其适应行为有助于增强其对环境的和自我的探索，并在此过程中增进了自信、自我效能感和文化包容感，提高了他们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促进其生涯关注、生涯自信和生涯控制，从而有效地增进其生涯适应力的发展。其中，职业探索行为是唯一中介变量，也就是说，对于国民认同取向适应策略的中国籍留学生来说，跨文化适应行为中仅对外界的好奇积极探索、广泛的社交参与，而没有集中到职业探索的有效性信息上来，就不能对其生涯适应力有所帮助。
而那些在跨文化适应中采取族裔取向的中国籍留学生，虽然持有较保守的、传统的文化观念，社交倾向上和来自本祖籍国的留学生交流较多，例如整合和分离策略的留学生，通过职业探索行为也能有效地提升其生涯适应力。这个结果和常识判断有所不同。一般观念认为，出国后如不能积极主动去深入了解探索异国文化，封闭在自身文化体系里，便失去了留学的意义，不利于留学生的生涯发展。但对于中国籍留学生，现实结果却并非如此。跨文化研究发现，族裔语言与族裔认同有着很强的关系，家庭关系及价值观是族裔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Phinney，Ong，&Madden，2000)。因而，很可能持有族裔取向的中国籍留学生是因为语言的障碍，例如外语不够好，或者家庭教育的影响而采取相对谨慎、传统的适应策略，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注自身生涯发展。某些情况下，持有传统家庭价值观的中国籍留学生，因为具有较强的种族和家庭意识，反而能促进其自我认同和责任感的建立，进而增进生涯关注和生涯好奇，为提升生涯适应力打下基础。此外，强烈的族裔认同有利于在跨文化环境中经历压力较小的心理调适(Ward&Kennedv，1992)。所以中国留学生多和同国籍的人交往，能够促进心理健康，克服水土不服、心理压力、孤单寂寞、社交障碍等精神压力，能够有效避免“生涯未决”(career indecision，Rottinghaus，Jenkins，&Jantzer，2009)带来的沮丧感、焦虑和恐惧感。同时在同伴中交换、获取职业和学业的相关信息，能够帮助中国籍留学生以更好的心态去发展职业探索，转化为生涯适应力。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探索不是唯一的中介变量，说明族裔认同取向的中国籍留学生还存在着通过其他途径，例如通过较为正面的情绪体验和社会关系和谐度，来发展自身生涯适应力的可能性。
整体而言，本研究基于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中介模型，阐述了海外留学经历如何影响中国籍留学生未来的生涯发展：中国籍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两种行为倾向(国民取向和族裔取向)均通过职业探索行为正向显著影响其生涯适应力。该理论模型填补了跨文化适应力与生涯适应力、职业探索三者关系的研究空白，丰富了跨文化适应理论和生涯发展理论，对教育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涯教育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5结论
在本研究條件下发现：(1)无论采取跨文化的国民取向还是和族裔取向的适应策略，留学经历均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的职业探索行为和生涯适应力。(2)职业探索行为对其生涯适应力有很强的预测作用，并中介了跨文化适应行为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对国民倾向适应行为的中国籍留学生是唯一的中介变量；对族裔倾向适应行为的中国籍留学生是互补的中介变量。 (叶荔辉 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