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籍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与生涯适应的关系：职业探索的中介作用(1)
摘要采用跨文化适应取向量表、职业探索行为量表、生涯适应力量表，对141名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中国籍留学生进行了调查，探讨海外留学经历对其生涯发展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1)无论采取国民取向还是族裔取向的跨文化适应策略，留学经历均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留学生的职业探索行为和生涯适应力。(2)职业探索行为对其生涯适应力有很强的预测作用，并中介了跨文化适应行为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其中对国民倾向适应策略起到了全部中介作用；对族裔倾向适应策略则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留学，跨文化，生涯适应力，职业探索。
1问题的提出
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出国留学受到大学生的青睐。根据教育部《2016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报告显示：2012-2016出国留学人数累计增长36.26%，2016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54.45万。一项关于出国留学的研究表明，大学生选择留学最根本的动机是提升就业竞争力，期望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报酬和更优越的社会地位(李秀珍，2017)，即希望未来职业生涯有更好的发展。
当留学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与本国的传统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时，留学生将面临跨文化适应、新环境探索等问题。不同文化的切换下，留学生经历着一系列心理和行为上的调节过程与发展变化(Schonpflug，1997)。研究发现，跨文化生存中，个体会产生两种不同的适应取向(Berry&Kim，1988)：一种是维护自身东道国传统和文化的族裔认同(Home orientation)，一种是维护其他文化和社会群体关系的国民认同(Host orientat-ion)。倾向于族裔认同(Home)的留学生，出国后更偏好和自己同一国籍和民族的人交往和活动；而倾向于国民认同(Host)的留学生，出国后更偏好和当地国家的人和社会团体交流，融入他国文化。不管是族裔认同(Home)还是国民认同(Host)，或两种取向双重认同，其认同程度均反映了个体的心理调适状况，并显著影响个体在新文化中的适应状况(Phinney Horenczvk，&Vedder，2001)。
从生涯建构理论(career construction theory)的角度来看(Savickas，1997)，跨文化适应行为不仅能够影响个体对新文化环境的适应，也会对个体的职业生涯适应力产生重要的影响。“生涯适应力”(career adaptability)是个体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而做出生涯适应和准备的能力。Saviekas(1997)认为它包含了四个维度：生涯关注(careerconcern)、生涯好奇(career curiosity)、生涯控制(careercontrol)、生涯自信(careerconfMence)。生涯关注是个体对自己未来生涯发展的关心程度；生涯好奇是个体愿意探索自身生涯发展的主动性和可能性；生涯控制是个体对自身生涯发展的掌控能力；生涯自信是个体构建自己的生涯并克服困难的信心和自我效能感。研究发现，生涯适应力能够正向预测职业满意度和晋升机会，对工作压力的应对，以及大学生的就业质量等(Ye，2015)。高生涯适应力的个体通过积极主动的生涯规划和职业探索有助于实现个体与环境的相互适应。
生涯建构理论认为(Savickas，1997)，生涯适应力作为衡量个体生涯成熟度的关键指标，受到各种环境因素(如家庭环境、跨文化环境、学习环境等)等前因变量的影响，也与个体职业探索水平密切相关。我们进而提出，个体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国民认同和族裔认同行为，将会对个体的职业探索行为(career exploration)產生积极的影响，进而提升个体的生涯适应力。职业探索贯穿于生涯发展的每个阶段，是动态循环的发展过程，在个体发展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曲可佳，邹泓，2009)。职业探索是指个体为实现生涯发展和自我整合目标而认识自我、以及探索职业生涯相关环境，获得信息认知、认定澄清和情感反馈的过程。为了进一步测量职业探索的规律，Stumpf等人(Stumpf Colarelli，&Hartman，1983)从行为、认知和情绪反应方面进行了操作化的结构分析，认为职业探索包含了探索信念、探索过程和探索反应三个部分，并将探索过程分为环境探索和自我探索。Werbel(2000)对探索过程进行进一步梳理，他认为自我探索包括对兴趣、价值观、性格和能力等自我特征方面的探索；环境探索包括外部环境中的教育选择、职业信息和社会关系情景的选择与限制的探索，以及自身所处不同生涯阶段发展任务的认知。
实证研究表明：跨文化环境中，强烈的国民认同(高Host)取向，即采取学习、谈判、开放的方式接纳和融入不同国家的文化和群体，例如整合和同化适应策略的人，遇到社会文化的适应困难较少；而强烈的族裔认同(高Home)，即拥护和保持自身传统文化，和本国人交流较多的适应策略，则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满意度(Berry，Kim，Power，Young，&Bujak，1989，Ward&Kennedy，1992)。上述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国民认同还是族裔认同，都能够促进个体的职业探索行为。职业探索对个体生涯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有利于个体明确未来职业发展目标，从而作出更多积极主动的行为(如生涯好奇和生涯关注)(Kaminsky&Behrend，2015)；同时，有进行过职业探索的个体工作后，会体验到更高的工作满意度、自我效能感和职业成就(Werbel，2000)；职业探索是否充分，也直接决定职业成熟和职业适应(施国春，2008)，也就是说，职业探索的充分与否与职业生涯适应力具有显著的关系。
综上所述，个体跨文化适应行为与其生涯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本研究将从中国籍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行为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人手，为生涯适应力的前因变量提供实证检验。基于前面的文献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图1)：海外留学过程中，中国籍留学生采取两种不同的跨文化适应行为策略，均会对生涯适应力产生影响。而职业探索则是解释这些关系的重要中介变量。鉴于当前国内外学者探讨跨文化适应与生涯适应力之间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较少，实证研究也较少，因而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进一步探索跨文化适应理论、生涯建构理论和职业探索理论三者的关系。 (叶荔辉 王坚)
关键词留学，跨文化，生涯适应力，职业探索。
1问题的提出
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出国留学受到大学生的青睐。根据教育部《2016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报告显示：2012-2016出国留学人数累计增长36.26%，2016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54.45万。一项关于出国留学的研究表明，大学生选择留学最根本的动机是提升就业竞争力，期望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报酬和更优越的社会地位(李秀珍，2017)，即希望未来职业生涯有更好的发展。
当留学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与本国的传统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时，留学生将面临跨文化适应、新环境探索等问题。不同文化的切换下，留学生经历着一系列心理和行为上的调节过程与发展变化(Schonpflug，1997)。研究发现，跨文化生存中，个体会产生两种不同的适应取向(Berry&Kim，1988)：一种是维护自身东道国传统和文化的族裔认同(Home orientation)，一种是维护其他文化和社会群体关系的国民认同(Host orientat-ion)。倾向于族裔认同(Home)的留学生，出国后更偏好和自己同一国籍和民族的人交往和活动；而倾向于国民认同(Host)的留学生，出国后更偏好和当地国家的人和社会团体交流，融入他国文化。不管是族裔认同(Home)还是国民认同(Host)，或两种取向双重认同，其认同程度均反映了个体的心理调适状况，并显著影响个体在新文化中的适应状况(Phinney Horenczvk，&Vedder，2001)。
从生涯建构理论(career construction theory)的角度来看(Savickas，1997)，跨文化适应行为不仅能够影响个体对新文化环境的适应，也会对个体的职业生涯适应力产生重要的影响。“生涯适应力”(career adaptability)是个体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而做出生涯适应和准备的能力。Saviekas(1997)认为它包含了四个维度：生涯关注(careerconcern)、生涯好奇(career curiosity)、生涯控制(careercontrol)、生涯自信(careerconfMence)。生涯关注是个体对自己未来生涯发展的关心程度；生涯好奇是个体愿意探索自身生涯发展的主动性和可能性；生涯控制是个体对自身生涯发展的掌控能力；生涯自信是个体构建自己的生涯并克服困难的信心和自我效能感。研究发现，生涯适应力能够正向预测职业满意度和晋升机会，对工作压力的应对，以及大学生的就业质量等(Ye，2015)。高生涯适应力的个体通过积极主动的生涯规划和职业探索有助于实现个体与环境的相互适应。
生涯建构理论认为(Savickas，1997)，生涯适应力作为衡量个体生涯成熟度的关键指标，受到各种环境因素(如家庭环境、跨文化环境、学习环境等)等前因变量的影响，也与个体职业探索水平密切相关。我们进而提出，个体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国民认同和族裔认同行为，将会对个体的职业探索行为(career exploration)產生积极的影响，进而提升个体的生涯适应力。职业探索贯穿于生涯发展的每个阶段，是动态循环的发展过程，在个体发展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曲可佳，邹泓，2009)。职业探索是指个体为实现生涯发展和自我整合目标而认识自我、以及探索职业生涯相关环境，获得信息认知、认定澄清和情感反馈的过程。为了进一步测量职业探索的规律，Stumpf等人(Stumpf Colarelli，&Hartman，1983)从行为、认知和情绪反应方面进行了操作化的结构分析，认为职业探索包含了探索信念、探索过程和探索反应三个部分，并将探索过程分为环境探索和自我探索。Werbel(2000)对探索过程进行进一步梳理，他认为自我探索包括对兴趣、价值观、性格和能力等自我特征方面的探索；环境探索包括外部环境中的教育选择、职业信息和社会关系情景的选择与限制的探索，以及自身所处不同生涯阶段发展任务的认知。
实证研究表明：跨文化环境中，强烈的国民认同(高Host)取向，即采取学习、谈判、开放的方式接纳和融入不同国家的文化和群体，例如整合和同化适应策略的人，遇到社会文化的适应困难较少；而强烈的族裔认同(高Home)，即拥护和保持自身传统文化，和本国人交流较多的适应策略，则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满意度(Berry，Kim，Power，Young，&Bujak，1989，Ward&Kennedy，1992)。上述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国民认同还是族裔认同，都能够促进个体的职业探索行为。职业探索对个体生涯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有利于个体明确未来职业发展目标，从而作出更多积极主动的行为(如生涯好奇和生涯关注)(Kaminsky&Behrend，2015)；同时，有进行过职业探索的个体工作后，会体验到更高的工作满意度、自我效能感和职业成就(Werbel，2000)；职业探索是否充分，也直接决定职业成熟和职业适应(施国春，2008)，也就是说，职业探索的充分与否与职业生涯适应力具有显著的关系。
综上所述，个体跨文化适应行为与其生涯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本研究将从中国籍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行为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人手，为生涯适应力的前因变量提供实证检验。基于前面的文献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图1)：海外留学过程中，中国籍留学生采取两种不同的跨文化适应行为策略，均会对生涯适应力产生影响。而职业探索则是解释这些关系的重要中介变量。鉴于当前国内外学者探讨跨文化适应与生涯适应力之间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较少，实证研究也较少，因而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进一步探索跨文化适应理论、生涯建构理论和职业探索理论三者的关系。 (叶荔辉 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