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对不同外倾水平个体行为抑制的影响(4)
4讨论
本研究采用三种效价(正性、中性、负性)的情绪图片引发被试情绪，采用双选择的oddball实验范式，要求被试对标准刺激按F键，对偏差刺激按J键。因为标准刺激的出现概率为70%，偏差刺激的出现概率为30%，当被试对偏差刺激做反应时，需要抑制对标准刺激的优势反应，从而导致反应冲突的发生。行为结果支持了该假设，表现为不论外倾性及效价，被试对偏差刺激的反应时显著长于标准刺激，表明本实验有效的诱发了被试的行为抑制。此外，行为结果也表明外倾性水平调节了不同情绪条件下个体的行为抑制，具体表现为内倾组被试在负性情绪下比中性及正性情绪下表现出更差的行为抑制。外倾性对不同情绪下行为抑制的调节作用也得到了脑电数据的进一步支持。
在本实验中，被试对标准刺激存在知觉加工、辨别刺激、反应决策与执行等过程，而对偏差刺激的反应不仅包括上述过程，还包括对优势反应的行为抑制过程(辛勇等，2010)。因此，本实验中采用相减技术，计算偏差刺激与标准刺激的差异波，此差异波代表了纯粹由行为抑制诱发的脑电反应。与前人结果一致(Bekker et al.，2005；Nagy et al.，2003)，本研究在220～270 ms窗口观测到显著的额-中央区N2成分，在350～500ms窗口观测到显著的中央-顶区P3成分。更重要的是，无论是N2波幅，还是P3波幅，情绪×外倾性均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表明情绪对行为抑制的影响确实受到了外倾性水平的调节。
进一步分析N2波幅上的交互作用发现，在内倾组，正性刺激下N2波幅小于负性刺激与中性刺激，而中性刺激与负性刺激无显著差异。此外，在正性条件下，外倾组波幅显著大于内倾组。以往研究发现N2是冲突监控中注意分配的直接指标(Nagy et al.，2003；Yuan et al.，2008)，N2波幅越大，检测到的冲突越大(Bekker et al.，2005；vanVeen & Carter，2002)。过去一系列关于情绪与外倾性关系的fMRI和ERP研究发现，外倾个体更倾向深入加工正性情绪，来保持和加强其正性体验，这些研究证明了外倾个体对正性刺激存在注意偏向(Gross & John，2003；Ng，2009；Thake & Zelenski，2013)，这种注意偏向使外倾被试对正性刺激投入更多的资源。该偏向很可能导致任务相关维度加工的不足(Yu et al.，2009)。因此，正性条件下，外倾个体需要克服对情绪维度的加工偏向，以有效监控反应冲突并完成行为抑制控制，这种双加工过程的存在导致正性条件下外倾被试的N2波幅大于内倾被试。相反，内倾个体对负性情绪存在加工偏向(Derryberry & Reed，1994)，这种偏向使得内倾个体需要克服负性情绪维度的加工偏向以有效监控反应冲突，从而导致内倾组负性条件下的N2波幅大于正性条件。但本研究同时发现内倾组被试在负性和中性条件下的N2波幅无显著差异，且均大于正性条件，这可能提示内倾个体对一切非正性情绪存在加工偏向。
以往行为抑制控制的研究表明，中央一顶区P3成分与抑制加工本身或评估抑制结果有关，直接反应了行为抑制过程中的反应抑制阶段(Smith et al.，2008)，行为抑制条件诱发的波幅显著大于无控制条件(Yu et al.，2009)。例如，Go/Nogo任务中P3峰值的出现往往代表着行为抑制加工的完成，Nogo刺激诱发的P3波幅顯著大于Go刺激诱发的波幅(Bekker et al.，2005；Hirokazu et al.，2001)。分析P3波幅上的交互作用，发现在内倾组，正性刺激的波幅显著大于中性刺激和负性刺激；而在外倾组，负性刺激诱发的波幅显著大于正性刺激，正性刺激的波幅显著大于中性刺激。同时组间分析也表明在正性条件下，内倾组波幅显著大于外倾组。这些结果说明内倾个体对正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更强，而对负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减弱。与之相反，外倾个体对负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更强，而对正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减弱。如前所述，外倾个体对正性情绪存在加工偏向，而内倾个体对负性情绪存在加工偏向。根据资源限制理论(Kahneman，1973；Logie，2011；Wolfe et al.，2011)，情绪会占用个体一定的认知资源，引起个体对与情绪相关但可能与任务无关内容的思考，从而导致个体投入到认知任务中的认知资源减少。然而，执行功能(行为抑制)需要被试投入认知资源到当前的任务中。因此，由于外倾个体对正性情绪存在加工偏向，投入了更多注意资源，当正性情绪作为偏差刺激需要进行抑制反应时，外倾个体没有足够的认知资源进行行为抑制，导致对正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减弱。相反，由于内倾个体对负性情绪刺激存在加工偏向，投入了更多注意资源，当负性情绪作为偏差刺激需要进行抑制反应时，内倾个体没有足够的认知资源进行行为抑制，导致对负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减弱。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本研究只包含不同效价的情绪刺激，没有考虑到刺激唤醒度的影响，未来研究应该将本研究结果扩展到不同唤醒度的情绪刺激。其次，本研究的被试为大学生，将来的研究应该包含更大范围的被试，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推广性。最后，情绪不仅存在效价之别，还存在强度之异。例如，先前有研究表明外倾性对正性或负性刺激的强度变化非常敏感(Lou et al.，2016；Yuan，He，Lei，Yang，& Li，2009)。因此，将来研究应该进一步包含不同效价强度的情绪刺激。
5结论
本研究条件得出如下结论：(1)内倾个体对正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更强，而对负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减弱。(2)外倾个体对负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更强，而对正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减弱。 (赵小淋 张燕 王建峰)
本研究采用三种效价(正性、中性、负性)的情绪图片引发被试情绪，采用双选择的oddball实验范式，要求被试对标准刺激按F键，对偏差刺激按J键。因为标准刺激的出现概率为70%，偏差刺激的出现概率为30%，当被试对偏差刺激做反应时，需要抑制对标准刺激的优势反应，从而导致反应冲突的发生。行为结果支持了该假设，表现为不论外倾性及效价，被试对偏差刺激的反应时显著长于标准刺激，表明本实验有效的诱发了被试的行为抑制。此外，行为结果也表明外倾性水平调节了不同情绪条件下个体的行为抑制，具体表现为内倾组被试在负性情绪下比中性及正性情绪下表现出更差的行为抑制。外倾性对不同情绪下行为抑制的调节作用也得到了脑电数据的进一步支持。
在本实验中，被试对标准刺激存在知觉加工、辨别刺激、反应决策与执行等过程，而对偏差刺激的反应不仅包括上述过程，还包括对优势反应的行为抑制过程(辛勇等，2010)。因此，本实验中采用相减技术，计算偏差刺激与标准刺激的差异波，此差异波代表了纯粹由行为抑制诱发的脑电反应。与前人结果一致(Bekker et al.，2005；Nagy et al.，2003)，本研究在220～270 ms窗口观测到显著的额-中央区N2成分，在350～500ms窗口观测到显著的中央-顶区P3成分。更重要的是，无论是N2波幅，还是P3波幅，情绪×外倾性均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表明情绪对行为抑制的影响确实受到了外倾性水平的调节。
进一步分析N2波幅上的交互作用发现，在内倾组，正性刺激下N2波幅小于负性刺激与中性刺激，而中性刺激与负性刺激无显著差异。此外，在正性条件下，外倾组波幅显著大于内倾组。以往研究发现N2是冲突监控中注意分配的直接指标(Nagy et al.，2003；Yuan et al.，2008)，N2波幅越大，检测到的冲突越大(Bekker et al.，2005；vanVeen & Carter，2002)。过去一系列关于情绪与外倾性关系的fMRI和ERP研究发现，外倾个体更倾向深入加工正性情绪，来保持和加强其正性体验，这些研究证明了外倾个体对正性刺激存在注意偏向(Gross & John，2003；Ng，2009；Thake & Zelenski，2013)，这种注意偏向使外倾被试对正性刺激投入更多的资源。该偏向很可能导致任务相关维度加工的不足(Yu et al.，2009)。因此，正性条件下，外倾个体需要克服对情绪维度的加工偏向，以有效监控反应冲突并完成行为抑制控制，这种双加工过程的存在导致正性条件下外倾被试的N2波幅大于内倾被试。相反，内倾个体对负性情绪存在加工偏向(Derryberry & Reed，1994)，这种偏向使得内倾个体需要克服负性情绪维度的加工偏向以有效监控反应冲突，从而导致内倾组负性条件下的N2波幅大于正性条件。但本研究同时发现内倾组被试在负性和中性条件下的N2波幅无显著差异，且均大于正性条件，这可能提示内倾个体对一切非正性情绪存在加工偏向。
以往行为抑制控制的研究表明，中央一顶区P3成分与抑制加工本身或评估抑制结果有关，直接反应了行为抑制过程中的反应抑制阶段(Smith et al.，2008)，行为抑制条件诱发的波幅显著大于无控制条件(Yu et al.，2009)。例如，Go/Nogo任务中P3峰值的出现往往代表着行为抑制加工的完成，Nogo刺激诱发的P3波幅顯著大于Go刺激诱发的波幅(Bekker et al.，2005；Hirokazu et al.，2001)。分析P3波幅上的交互作用，发现在内倾组，正性刺激的波幅显著大于中性刺激和负性刺激；而在外倾组，负性刺激诱发的波幅显著大于正性刺激，正性刺激的波幅显著大于中性刺激。同时组间分析也表明在正性条件下，内倾组波幅显著大于外倾组。这些结果说明内倾个体对正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更强，而对负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减弱。与之相反，外倾个体对负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更强，而对正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减弱。如前所述，外倾个体对正性情绪存在加工偏向，而内倾个体对负性情绪存在加工偏向。根据资源限制理论(Kahneman，1973；Logie，2011；Wolfe et al.，2011)，情绪会占用个体一定的认知资源，引起个体对与情绪相关但可能与任务无关内容的思考，从而导致个体投入到认知任务中的认知资源减少。然而，执行功能(行为抑制)需要被试投入认知资源到当前的任务中。因此，由于外倾个体对正性情绪存在加工偏向，投入了更多注意资源，当正性情绪作为偏差刺激需要进行抑制反应时，外倾个体没有足够的认知资源进行行为抑制，导致对正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减弱。相反，由于内倾个体对负性情绪刺激存在加工偏向，投入了更多注意资源，当负性情绪作为偏差刺激需要进行抑制反应时，内倾个体没有足够的认知资源进行行为抑制，导致对负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减弱。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本研究只包含不同效价的情绪刺激，没有考虑到刺激唤醒度的影响，未来研究应该将本研究结果扩展到不同唤醒度的情绪刺激。其次，本研究的被试为大学生，将来的研究应该包含更大范围的被试，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推广性。最后，情绪不仅存在效价之别，还存在强度之异。例如，先前有研究表明外倾性对正性或负性刺激的强度变化非常敏感(Lou et al.，2016；Yuan，He，Lei，Yang，& Li，2009)。因此，将来研究应该进一步包含不同效价强度的情绪刺激。
5结论
本研究条件得出如下结论：(1)内倾个体对正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更强，而对负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减弱。(2)外倾个体对负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更强，而对正性刺激的行为抑制能力减弱。 (赵小淋 张燕 王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