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对不同外倾水平个体行为抑制的影响(1)
摘要 采用双选择oddball实验范式与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探讨了情绪对行为抑制的影响以及外倾性的调节作用。行为数据发现，相比标准刺激，被试对偏差刺激的反应时显著更慢，证明实验成功诱发了行为抑制效应。在内倾组，负性刺激下偏差与标准刺激反应时差值显著长于正性刺激条件，而在外倾组无显著差异。脑电数据发现，在N2成分上，内倾组在正性情绪下的波幅显著小于负性和中性情绪，而在外倾组，不同情绪下的波幅不存在显著差异。在P3成分上，内倾组在正性情绪下的波幅显著大于负性和中性情绪，相反，外倾组在负性情绪下的波幅显著大于正性和中性情绪。结果表明，情绪对行为抑制的影响受到了个体外倾性水平的调节。
关键词 情绪，外倾性，行为抑制，事件相关电位，双选择oddball范式。
分类号 B842.6
1引言
行为抑制是指个体在特定环境下抑制不符合当前目标的反应或行为的能力，是执行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个体生存适应密切相关(Albert，Lopez，& Carretie，2010)。从认知一决策的角度来看，行为抑制包括早期知觉加工、冲突觉察、晚期反应抑制等阶段(Yuan，He，Zhang，Chen，& Li，2008)。近年来研究者们对行为抑制的神经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采用停止信号任务并结合fMRI技术，Li，Huang，Constable和Sinha(2006)发现内侧额上回及中央前回额叶是行为控制过程的主要神经基础。此外，Bokura，Yamaguehi和Kobayashi(2001)也发现眶额叶与前扣带回在行为抑制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在电生理研究方面，采用Go-NoGo及Oddball范式的ERP研究发现，行为抑制活动容易诱发两个脑电成分：一个是额-中央区N2成分，一个是中央-顶区P3成分。N2成分被认为是在执行过程中负责修订自动行为计划或更大范围的认知控制加工，它与有效注意、觉察反应冲突及活动监控等相联系，标志着对不同刺激的冲突觉察，属于行为抑制过程的子阶段(Bekker，Kenemans，& Verbaten，2005；Falkenstein，Hoormann，& Hohnsbein，1999；Nagy，Ports，& Loveland，2003；van Veen & Carter，2002)。而中央-顶区P3成分主要与抑制加工本身或评估抑制结果有关，直接反应了行为抑制过程中的反应抑制阶段(Hirokazu，Shuhei，& Shotai，2001；Smith，Johnstone，& Barry，2008；Yu，Yuan，&Luo，2009)。
眾多研究表明行为抑制与情绪存在密切关系，但是关于情绪对行为抑制的影响，至今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者认为情绪能促进个体的行为抑制，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情绪妨碍了个体的行为抑制，并且这两种结论均得到了实验支持。例如Verbruggen和De Houwer(2007)以反应时为测量手段，采用停止信号范式考察了情绪对个体行为抑制的影响，结果发现，情绪图片出现后的无信号反应时以及停止反应时长于中性刺激，表明情绪妨碍了个体的行为抑制。此外，辛勇，李红和袁加锦(2010)使用ERP技术，以双选择情绪oddball范式考察了情绪对行为抑制的影响，研究发现负性条件下的反应时长于中性和正性条件，并且，被试的冲突检测(N2成分)以及之后的行为抑制脑活动(P3成分)增强，而加工过程明显变慢，该研究进一步从电生理角度表明负性情绪妨碍了个体的行为抑制能力。然而，相反的是，Kanske和Kotz(2010)采用听觉Simon任务，考察了具有情绪性的声音和非情绪性的声音对行为抑制的影响，结果发现被试在负性情绪下对不一致条件的反应时显著更快，并且N2波幅更大，该研究认为负性情绪促进了被试的行为抑制。同样，贾丽萍(2014)使用双选择Oddball任务也发现负性情绪促进了个体的行为抑制。以上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提示，情绪对行为抑制的影响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人格特质，尤其是外倾性，是情绪反应差异的重要因素。外倾性是一种用来描述个体乐观、友好、乐群以及喜欢与人交往程度的人格特质(Eysenck，1990)。在外倾性上得分较高的个体(外倾者)更加外向，乐群，积极，乐观；而在外倾性上得分较低的个体(内倾者)则安静，被动，不合群，细心。众多研究表明，相比内倾人群，外倾人群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和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原因可能与不同外倾水平个体在情绪调节中的注意分配策略不同有关(陈灿锐，高艳红，申荷永，2012；Costa & McCrae，1980)。例如，早期的行为实验发现，相比其他情绪刺激，外倾被试更难转移对正性刺激的注意(Derryberry & Reed，1994)。Amin，Constable和Canli(2004)的研究也显示，当线索刺激是负性与中性图片匹配，而目标刺激呈现在中性位置时，个体对目标的反应时间将随着外倾性得分增高而变短，表明外倾个体回避负性图片而注意中性图片。因此，外倾人群有可能比内倾个体更倾向于使用注意转移策略来调节负性情绪(Derryberry & Reed，1994；Yang，Yuan，& Li，2012)。此外，一系列关于情绪与外倾性关系的fMRI和ERP研究发现，外倾人群比内倾人群更倾向于深人的对正性情绪进行认知加工，来保持和加强其正性体验(Gross & John，2003；Ng，2009；Thake & Zelenski，2013；何媛媛，袁加锦，伍泽莲，李红，2008)。与之相反，内倾人群不善于应对压力(Tamir，2009)，对负性事件存在注意偏向(Derryberry & Reed，1994)，且对抑郁倾向存在预测作用(Janowsky，2001)。近期有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外倾性与正性情绪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说明内外倾人格部分地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影响正性情绪(田学英，卢家楣，2012)。 (赵小淋 张燕 王建峰)
关键词 情绪，外倾性，行为抑制，事件相关电位，双选择oddball范式。
分类号 B842.6
1引言
行为抑制是指个体在特定环境下抑制不符合当前目标的反应或行为的能力，是执行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个体生存适应密切相关(Albert，Lopez，& Carretie，2010)。从认知一决策的角度来看，行为抑制包括早期知觉加工、冲突觉察、晚期反应抑制等阶段(Yuan，He，Zhang，Chen，& Li，2008)。近年来研究者们对行为抑制的神经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采用停止信号任务并结合fMRI技术，Li，Huang，Constable和Sinha(2006)发现内侧额上回及中央前回额叶是行为控制过程的主要神经基础。此外，Bokura，Yamaguehi和Kobayashi(2001)也发现眶额叶与前扣带回在行为抑制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在电生理研究方面，采用Go-NoGo及Oddball范式的ERP研究发现，行为抑制活动容易诱发两个脑电成分：一个是额-中央区N2成分，一个是中央-顶区P3成分。N2成分被认为是在执行过程中负责修订自动行为计划或更大范围的认知控制加工，它与有效注意、觉察反应冲突及活动监控等相联系，标志着对不同刺激的冲突觉察，属于行为抑制过程的子阶段(Bekker，Kenemans，& Verbaten，2005；Falkenstein，Hoormann，& Hohnsbein，1999；Nagy，Ports，& Loveland，2003；van Veen & Carter，2002)。而中央-顶区P3成分主要与抑制加工本身或评估抑制结果有关，直接反应了行为抑制过程中的反应抑制阶段(Hirokazu，Shuhei，& Shotai，2001；Smith，Johnstone，& Barry，2008；Yu，Yuan，&Luo，2009)。
眾多研究表明行为抑制与情绪存在密切关系，但是关于情绪对行为抑制的影响，至今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者认为情绪能促进个体的行为抑制，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情绪妨碍了个体的行为抑制，并且这两种结论均得到了实验支持。例如Verbruggen和De Houwer(2007)以反应时为测量手段，采用停止信号范式考察了情绪对个体行为抑制的影响，结果发现，情绪图片出现后的无信号反应时以及停止反应时长于中性刺激，表明情绪妨碍了个体的行为抑制。此外，辛勇，李红和袁加锦(2010)使用ERP技术，以双选择情绪oddball范式考察了情绪对行为抑制的影响，研究发现负性条件下的反应时长于中性和正性条件，并且，被试的冲突检测(N2成分)以及之后的行为抑制脑活动(P3成分)增强，而加工过程明显变慢，该研究进一步从电生理角度表明负性情绪妨碍了个体的行为抑制能力。然而，相反的是，Kanske和Kotz(2010)采用听觉Simon任务，考察了具有情绪性的声音和非情绪性的声音对行为抑制的影响，结果发现被试在负性情绪下对不一致条件的反应时显著更快，并且N2波幅更大，该研究认为负性情绪促进了被试的行为抑制。同样，贾丽萍(2014)使用双选择Oddball任务也发现负性情绪促进了个体的行为抑制。以上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提示，情绪对行为抑制的影响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人格特质，尤其是外倾性，是情绪反应差异的重要因素。外倾性是一种用来描述个体乐观、友好、乐群以及喜欢与人交往程度的人格特质(Eysenck，1990)。在外倾性上得分较高的个体(外倾者)更加外向，乐群，积极，乐观；而在外倾性上得分较低的个体(内倾者)则安静，被动，不合群，细心。众多研究表明，相比内倾人群，外倾人群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和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原因可能与不同外倾水平个体在情绪调节中的注意分配策略不同有关(陈灿锐，高艳红，申荷永，2012；Costa & McCrae，1980)。例如，早期的行为实验发现，相比其他情绪刺激，外倾被试更难转移对正性刺激的注意(Derryberry & Reed，1994)。Amin，Constable和Canli(2004)的研究也显示，当线索刺激是负性与中性图片匹配，而目标刺激呈现在中性位置时，个体对目标的反应时间将随着外倾性得分增高而变短，表明外倾个体回避负性图片而注意中性图片。因此，外倾人群有可能比内倾个体更倾向于使用注意转移策略来调节负性情绪(Derryberry & Reed，1994；Yang，Yuan，& Li，2012)。此外，一系列关于情绪与外倾性关系的fMRI和ERP研究发现，外倾人群比内倾人群更倾向于深人的对正性情绪进行认知加工，来保持和加强其正性体验(Gross & John，2003；Ng，2009；Thake & Zelenski，2013；何媛媛，袁加锦，伍泽莲，李红，2008)。与之相反，内倾人群不善于应对压力(Tamir，2009)，对负性事件存在注意偏向(Derryberry & Reed，1994)，且对抑郁倾向存在预测作用(Janowsky，2001)。近期有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外倾性与正性情绪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说明内外倾人格部分地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影响正性情绪(田学英，卢家楣，2012)。 (赵小淋 张燕 王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