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视之为西方性自由产物的艾滋病刚刚传入我国，尚未引起人们重视。随着感染病例的增多，相关机构和专家开始指出要以他国为鉴，不能等到大规模流行之后再去补救。时至今日，我国艾滋病的防控形势相当严峻，这是可以肯定的。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有多种，这里从生命价值体认的角度进行一些讨论。

    人人都珍爱自己的生命，但珍爱的程度是否一样?这是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出于生计考虑而不顾惜自己身体的人群：山西煤窑里的矿工，河南卖血的农民，全国各地的小姐、MB，这些人面临着身体受到侵害、生命受到威胁的处境，但却难以或不能乃至不愿、不知脱离。由此得出结论说人们对各自生命的珍爱程度并不相同是容易的，不过其论据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笔者在此扩大视角，所主要关注的是不从事特殊职业的、属于社会中间阶层的、普通人群对于个人生命价值的认识差异。

    这需要进行中外之间的对比。就艾滋病防控而言，欧美从20世纪80年代的相对流行已转为现在的总体上得到控制，这与他们具有安全性行为的较高意识很有关系。艾滋病防控和较活跃的性表现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双方，其间以安全套使用为重点的安全防护是沟通渠道。在欧美国家，近些年来非固定伴侣间、临时偶然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情形是相当普遍的，从而大大降低了艾滋病的感染率。但应注意，上述国家虽也进行了相关宣传，不过力度并非一般想像的那样大(开始时力度相对比较大，公众普遍接受后即转成为提示性的宣传)。也就是说，使用安全套总的看是一种自觉行动，并不需要别人去反复指导的。

    反观我国，即便性对象是娼妓，行为人中不使用安全套的比率也是比较高的。一旦因此染病，患者最初的反应通常是惊讶、不相信，哀叹自己为什么如此不幸，仿佛命运单单对他不公。他真的就不知道高危性行为的危险吗?实际上，以现在的资讯覆盖水平，相关信息已经多到了想不听都不可能的程度，有的只是听多听少的区别。那些染病者真正缺乏的其实是对艾滋的敏感性，如果确实敏感的话，他会主动地去多获取些相关信息，有的人甚至不必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