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这个词在中国古代谈不上常见，但也非罕见。它在先秦文献中已经出现了，《国语•晋语四》：“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汉儒郑玄释《周礼》中“朋友”之义，谓曰：“同师曰朋，同志曰友。”(《周礼注疏》卷十)如此，孔子名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大致也可以翻译为：“同志们远道而来，见到大家我能不高兴吗?”一日孔子让他的几位弟子各言其志，曾点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听罢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你说得太好了!后来清康熙年间经筵日讲，儒臣在呈给皇帝的讲义中认为曾点喜结同志：“偕我同志，冠者五六人焉，童子六七人焉。少长咸集，薄言出游。……是则点之志如此而已。”(《日讲四书解义》卷八)而这同时也是孔夫子的爱好。

    就字面含义而言，“同志”的“志”主要应被理解为“志向”，比较宏观开阔，政治色彩是比较浓的。它在政治方面有应用，如谓“鸠合同志，以谋王室”(《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后汉书•卷六十九•窦武传》)等。不过总的来看，古人在政治上对“同志”的使用是有忌讳的。其原因，既为同志则臣下就是在横向地结成小团体，这就有了结党的嫌疑。而在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之下，朋党对于君权是一种干扰因素，必然不会为君主所喜，历代君王都是要求全体臣民必须纵向地完全服从于自己。因此，“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是古代政治的一项基本原则，党同伐异、结党营私都是一些很负面的行为表现。汉、唐、宋代分别出现过党锢、党争和党禁，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的专制意识超迈前帝，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大明律》，其中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