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亲密度、适应性与不孕症患者就诊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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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作为家庭环境因素对不孕症患者就诊行为影响的指标，探讨家庭对患者就诊行为产生的影响。数据表明，就诊患者的家庭亲密度较高，适应性适中，提示正常的家庭功能是推动患者就诊行为正常化的基础。
【关键词】 不孕症； 家庭； 就诊行为
家庭是个体生活的主要环境，家庭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任何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到其它因素，甚至影响到家庭整体变化，进而影响到成员个人。不孕症对家庭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家庭无法按照所期望的目标获得下一代成员，家庭各要素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较大。本文采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作为家庭环境因素对不孕症患者就诊行为影响的综合指标，探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患者的就诊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促进患者康复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病例选择病例取自2006年~2007年间，在北京市某医院不孕不育专科就诊的女性患者75例，平均年龄30.9岁，最小18岁，最大43岁，均来自于城市家庭。同时随机选定某企业51名未患有不孕症的女性作为正常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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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方法我们选取由Olson等于1982年编制、由沈其杰、赵靖平、费立鹏等翻译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CES II-CV)作为调查工具。[1]调查时采用问卷方式和关心式口语，表明用意，也提示了相应的保密制度。该量表为自评量表，主要用于评价两方面家庭功能：亲密度(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和适应性(家庭体系随家庭环境和家庭的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而相应改变的能力)。该量表共有30个问题，被试者根据实际感受和理想状况做两次回答，分别计算得分。根据Olson的家庭“拱极模式”，可将受试者的家庭区分为16种类型。这16种类型又可分为三大类家庭类型，即平衡型、中间型和极端型。三种家庭的评价标准为：
平衡型符合：55.957.1；
极端型符合：亲密度<55.9与适应性>57.1或亲密度<55.9与适应性<44.7或亲密度>71.9与适应性>57.1或亲密度>71.9与适应性<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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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其杰等人认为，FACES II-CV量表可以准确评价中国城市家庭的亲密度和适应性。[2]
1.3 数据处理问卷回收后采用EPIDATA3.0录入，用SPSS 11.5进行数据处理。
2 调查结果
经与中国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常模对比，就诊患者家庭的实际适应性与普通家庭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性差别，而亲密度与普通家庭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统计数据显示，就诊患者家庭亲密度高于普通家庭。见表1。
经与对照组家庭类型相比，就诊患者实际家庭呈现不同的分布。统计数据显示，极端型家庭所占比重较普通家庭为大(x2 =10.539，P<0.01)。见表2。
就诊患者组中，极端型家庭分布集中。且其中亲密度、适应性两指标均高者，分布比重极大(73.1%)，亲密度较高者占绝大多数(88.5%)。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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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患者家庭亲密度对就诊行为的产生起到了关键作用
经与中国家庭亲密度常模对比，就诊家庭的实际亲密度与普通家庭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统计数据表明，88.5%的就诊患者家庭亲密度实际评分超过71.9，可见这一指标远高于普通家庭。对于不孕症患者本人而言，家庭亲密度高有如下意义：
家庭亲密度高，意味着家庭成员之间情感联系较强。研究也表明，家庭亲密度高，有利于家庭功能的发挥[3]。对于不孕症这种具有特定社会文化建构的疾病来说，患者本人在家庭中遭受歧视的可能性，与一般疾病是有明显差异的。而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意味着患者并未因罹患不孕症而遭受家人冷遇，相反正是家庭的支持，鼓励她们摆脱偏见，走上求医之路，为康复创造了条件。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也可能和不同性别个体的个性特征以及传统的社会观念有关。不孕症患者作为女性，通常情感丰富细腻且依赖性较强，和家人的关系通常也会更加亲密，出现问题时能够较为主动地寻求他人的帮助。在家人的帮助下，及时求医就诊。传统观念中对女性的关怀精神，也起到了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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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卫生服务提供者而言，应该充分利用就诊患者家庭亲密度高的特点，鼓励、引导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进行充分的情感沟通，以此减少患者罹患不孕症后可能产生的内疚、焦虑、负罪感等不良心理感受，使患者在生理康复的同时，完成心理康复，进而促进生理康复的进程。
3.2 患者家庭的亲密度过高，会对家庭功能的发挥产生不利影响，应在诊断中辅以心理干预措施
表2、表3数据显示，大量就诊患者的家庭亲密度很高，将会呈现出“相互纠缠(enmeshed)”的局面(亲密度>71.9)。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患者家庭成员对不孕症关注的体现，这种关心导致了家庭成员对患者本人的过分关注。而这种过分关注，对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也许将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也会给患者带来焦虑、抑郁、紧张等不良情绪反应。所以对于卫生服务提供者而言，对患者施以必要的心理疏导尤为重要。可以劝说除患者外的家庭成员，减少对患者及其疾患的不必要关注，舒缓对患者的心理压力，并且在必要时可以采用积极的心理干预手段来疏导。 3.3 患者家庭适应性与普通家庭相似，对就诊行为的影响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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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家庭的实际适应性得分虽然稍高，但与普通家庭的得分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性差别，因而家庭适应性对就诊行为影响的分析稍显艰难。但它也从侧面反映了如下事实，即在面临不孕症这种特殊疾病时，就诊患者家庭，在应对外界变故方面显得有条有理，功能并未受到严重影响，而是显示出了正常甚至较好的适应性。家庭功能的正常化，一方面减缓患者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也会使家庭在其成员的康复过程中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正是这种家庭功能的正常化，推动着患者就医行为的正常化。这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不孕症的社会建构正在朝有利于患者康复的方向被解构，患者身上背负的社会歧视烙印正在逐渐消除。正是这种趋势，指引着患者用于摆脱世俗偏见，大方地摆脱“讳疾忌医”的烦恼，走上就诊之路。
参考文献
1 费立鹏，郑延平，邹定辉.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 II-CV).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42-149.
2 费立鹏，沈其杰，郑延平，等.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的初步评价[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1，5 (5):198-202.
3 D.H. Circumf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J], 2000, 22(2)：144-167.
4 李潭，边颖，任爱辉.不孕症女性患者就诊行为分析[J].中国性科学，2008，1(17)：23-24.
[收稿日期：2008-11-18], 百拇医药(张 嵘 李 潭 宋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