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影响性文化(2)
3 提倡“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儒家所大力提倡、世人所奉行的思考问题、待人接物的基本态度。《论语•雍也》载孔子的话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哉!”意思是中庸作为一种品德素养,是最完善的了。“中”是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思想和行为都不能过头,也不能有差距,即所谓无过,无不及。“庸”有两层含义,一是“用”指实际施行;二是“常”,指恒定不变;“中庸”就是持久、一贯地实行“中”的准则。
中庸之道十分提倡“执其两端用其中”的处事方式。古人认为事物具有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称之为“两端”,处理问题则要把握住两端,找出联结两端的某一个平衡点,以一种稳妥、适中的方式来求得解决。中庸之道还提倡“无可无不可”的应变方式。“无可”指不绝对地认可其中的一种做法而排斥其他,“无不可”是不绝对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做法。孔子认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君子奉行的中庸就是要“时中”,“时中”乃是根据时间场合的不同而变通“中”的标准,承认调节变化,要避免死抱一成不变的价值尺度,也不死守单一的行为方式。
中庸之道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表现在方方面面,也表现在性文化上。
许多人都认为儒家提倡性禁锢,对性采取了一种保守的态度,其实不尽然。在儒家形成的初始阶段,从孔、孟开始,还是把性看成是人们的一种正常的生活需要,例如孟子说:“食、色性也”,《礼记•礼运》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可是,另一方面,孔、孟又提倡“男女授受不亲”,对性要以“礼”来控制,既开放、又控制,在后世一直是这样。在一端是开放,另一端是禁锢,而在中间找一个平衡点,这种情况在各个朝代直至现代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时代不同,这个平衡点靠哪一端近是不尽相同的而已。后世的性学家,如元代李鹏飞所编撰的《三元延寿参赞书》第一卷先提出了“欲不可无”、“欲不可绝”,然后又提出了“欲不可早”、“欲不可纵”、“欲不可强”和“欲有所忌”,也是不走极端而“用其中”的一种表现。
现在我们提倡性文明,性文明的含义不应该是绝对的性自由,也不是绝对的性管制,而应该是“健康的自由”加“合理的控制”,这才能使人性能够充分发挥,不走极端,不绝对化,这也是中庸之道对现代性文化的一种影响。
4 既重视“道”,也重视“术”
这里所说的“道”,是指大方向,是一种对事物宏观的、战略性的看法;而“术”是指一些谋略、策略,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采取的具体手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则是儒家对世界前景的瞻望和奋斗目标,是一种理想,“道不同不相为谋”是指人们理想、方向不同,怎么能合到一起呢?儒家重视“道”,也重视“术”,可是更加强调“道”之不可动摇,这和诸子百家中的法家、名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等十分强调法、术、势,甚至只讲手段、不顾目的有较大的不同。
这种儒家文化对性文化也有很大影响。中国古代性文化首先讲求性的观念、道德情操,而后才讲“交接之道”,这个“交接之道”实际上是指“术”,是一些性行为的具体方法问题。“天人合一”、“阴阳合一”是“道”;认为两性交合是宇宙、天地间的大事,两性关系的和谐至为重要,也是“道”;“欲不可禁”、“欲不可纵”也是道;“男女同兴”、“男女同乐”不能只顾一方的满足,也是“道”。除了“道”以外,还有一些做的方法,如怎么得到性的快乐,怎样保持性的健康,怎样易于得子等等,这都是“术”,“术”要服从于“道”,在“道”的指导与统率下进行。
“道”与“术”的结合可以视为中华性文化的一大特点。纵观外国古代的一些性文化,虽然也有“道”,但更强调“术”,例如古罗马的《爱经》、古印度的《欲经》、古代阿拉伯的《芳草园》等性学经典名著,“煽情”的内容很多,“勾引异性”的方法很多,而讲“道”的内容却有所不足,这就往往使它变成一本“吊膀子书”了。我国现代对青少年的青春期性教育既包括性的知识教育,也十分强调性的人格教育,可能也是受到了“道”与“术”并重的文化影响。
5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前面所说的“道”,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原则性,对原则是要坚持的,但是孔、孟之道在初期并不把它看成是一种僵死不变的教条,而是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做法很有人情味,而且,也是“中庸之道”的一个重要表现。
例如,被后世捧为大圣人的舜,其父粗暴地干涉他的婚姻自由,但帝尧要将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他是愿意的,于是“不告而娶”,背着父母娶了这两个女子。如果从后世的封建礼教看来,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可是孟子却对此持赞成态度,一个原因是“为无后也”;第二个原因是“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人之大伦,不可也”。有人问孟子,“逾东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逾东墙则不得
妻”,那么爬墙头去找女人可以吗?本来,这种做法是完全违背“礼”的,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可是孟子回答,娶妻是件大事,如果没有老婆就没有后代了,这是个大原则,如果不爬墙就找不到老婆了,那么这么做也是可以的。又如,孔孟之道提倡“男女授受不亲”,有人就问孟子,如果嫂子掉在河里快要淹死了,可以不可以“援之以手”呢?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而援之以手”,权也,如果眼睁睁地望着嫂子被淹死而不去救,禽兽也。这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最初的孔孟之道中有许多合乎情理、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的东西,但是,被后世的封建统治者利用了,篡改了。例如刘邦刚当上皇帝时,对儒家特别看不起,认为“打天下”不靠这一套,以后,帮他打天下的那些功臣都不守君臣之礼,叔孙通劝他要推行孔孟之道,朝廷之上一切依礼办事,要有严格的规矩,这一套做法很有效,于是刘邦也去祭孔子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有一次读《孟子》,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时,大为震怒,把孟子的塑像从孔庙赶出去,后来又把《孟子》删改了。这都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意志,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孔孟之道。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意志,一些自封为“孔孟之徒”的学者也篡改了孔孟之道,例如宋代中期的“程朱理学”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孔子提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程朱”却要“灭人欲”,要人们不要为自己的自由、幸福而斗争。“程朱理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如朱熹、程颢等在生活上、气节上也十分虚伪、丑恶,违背了孔孟之道。因此,五四运动、鲁迅批判的“吃人的旧礼教”、“孔家店”等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孔孟之道,而是把原来孔孟之道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的内容删除了,把一些消极因素扩大到了荒唐的程度。
在历史上,孔孟之道经历了一个被推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盘否定、现在又被重新推崇的过程,但是似有偏差。有人建议党和政府在第77代“衍圣公”孔德成去世后要继续册封“衍圣公”;有的地区要以孔孟之道来治理,搞复古的一套,而且大大神化了孔子,这真是21世纪的怪现象。历史上的任何伟人,都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和社会地位的局限性,推崇他们但不能无限夸大。从性文化的角度看,至少可以肯定,孔孟之道中“设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唯女子和小人为难养也”是一些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东西,不能照搬。我们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国有的传统文化,二是西方文化,对这两种文化都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对一切文化都应该这样,对孔孟之道也应该这样。
[收稿日期:2010-03-04] (刘达临 胡宏霞)
中庸之道是儒家所大力提倡、世人所奉行的思考问题、待人接物的基本态度。《论语•雍也》载孔子的话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哉!”意思是中庸作为一种品德素养,是最完善的了。“中”是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思想和行为都不能过头,也不能有差距,即所谓无过,无不及。“庸”有两层含义,一是“用”指实际施行;二是“常”,指恒定不变;“中庸”就是持久、一贯地实行“中”的准则。
中庸之道十分提倡“执其两端用其中”的处事方式。古人认为事物具有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称之为“两端”,处理问题则要把握住两端,找出联结两端的某一个平衡点,以一种稳妥、适中的方式来求得解决。中庸之道还提倡“无可无不可”的应变方式。“无可”指不绝对地认可其中的一种做法而排斥其他,“无不可”是不绝对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做法。孔子认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君子奉行的中庸就是要“时中”,“时中”乃是根据时间场合的不同而变通“中”的标准,承认调节变化,要避免死抱一成不变的价值尺度,也不死守单一的行为方式。
中庸之道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表现在方方面面,也表现在性文化上。
许多人都认为儒家提倡性禁锢,对性采取了一种保守的态度,其实不尽然。在儒家形成的初始阶段,从孔、孟开始,还是把性看成是人们的一种正常的生活需要,例如孟子说:“食、色性也”,《礼记•礼运》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可是,另一方面,孔、孟又提倡“男女授受不亲”,对性要以“礼”来控制,既开放、又控制,在后世一直是这样。在一端是开放,另一端是禁锢,而在中间找一个平衡点,这种情况在各个朝代直至现代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时代不同,这个平衡点靠哪一端近是不尽相同的而已。后世的性学家,如元代李鹏飞所编撰的《三元延寿参赞书》第一卷先提出了“欲不可无”、“欲不可绝”,然后又提出了“欲不可早”、“欲不可纵”、“欲不可强”和“欲有所忌”,也是不走极端而“用其中”的一种表现。
现在我们提倡性文明,性文明的含义不应该是绝对的性自由,也不是绝对的性管制,而应该是“健康的自由”加“合理的控制”,这才能使人性能够充分发挥,不走极端,不绝对化,这也是中庸之道对现代性文化的一种影响。
4 既重视“道”,也重视“术”
这里所说的“道”,是指大方向,是一种对事物宏观的、战略性的看法;而“术”是指一些谋略、策略,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采取的具体手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则是儒家对世界前景的瞻望和奋斗目标,是一种理想,“道不同不相为谋”是指人们理想、方向不同,怎么能合到一起呢?儒家重视“道”,也重视“术”,可是更加强调“道”之不可动摇,这和诸子百家中的法家、名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等十分强调法、术、势,甚至只讲手段、不顾目的有较大的不同。
这种儒家文化对性文化也有很大影响。中国古代性文化首先讲求性的观念、道德情操,而后才讲“交接之道”,这个“交接之道”实际上是指“术”,是一些性行为的具体方法问题。“天人合一”、“阴阳合一”是“道”;认为两性交合是宇宙、天地间的大事,两性关系的和谐至为重要,也是“道”;“欲不可禁”、“欲不可纵”也是道;“男女同兴”、“男女同乐”不能只顾一方的满足,也是“道”。除了“道”以外,还有一些做的方法,如怎么得到性的快乐,怎样保持性的健康,怎样易于得子等等,这都是“术”,“术”要服从于“道”,在“道”的指导与统率下进行。
“道”与“术”的结合可以视为中华性文化的一大特点。纵观外国古代的一些性文化,虽然也有“道”,但更强调“术”,例如古罗马的《爱经》、古印度的《欲经》、古代阿拉伯的《芳草园》等性学经典名著,“煽情”的内容很多,“勾引异性”的方法很多,而讲“道”的内容却有所不足,这就往往使它变成一本“吊膀子书”了。我国现代对青少年的青春期性教育既包括性的知识教育,也十分强调性的人格教育,可能也是受到了“道”与“术”并重的文化影响。
5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前面所说的“道”,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原则性,对原则是要坚持的,但是孔、孟之道在初期并不把它看成是一种僵死不变的教条,而是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做法很有人情味,而且,也是“中庸之道”的一个重要表现。
例如,被后世捧为大圣人的舜,其父粗暴地干涉他的婚姻自由,但帝尧要将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他是愿意的,于是“不告而娶”,背着父母娶了这两个女子。如果从后世的封建礼教看来,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可是孟子却对此持赞成态度,一个原因是“为无后也”;第二个原因是“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人之大伦,不可也”。有人问孟子,“逾东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逾东墙则不得
妻”,那么爬墙头去找女人可以吗?本来,这种做法是完全违背“礼”的,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可是孟子回答,娶妻是件大事,如果没有老婆就没有后代了,这是个大原则,如果不爬墙就找不到老婆了,那么这么做也是可以的。又如,孔孟之道提倡“男女授受不亲”,有人就问孟子,如果嫂子掉在河里快要淹死了,可以不可以“援之以手”呢?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而援之以手”,权也,如果眼睁睁地望着嫂子被淹死而不去救,禽兽也。这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最初的孔孟之道中有许多合乎情理、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的东西,但是,被后世的封建统治者利用了,篡改了。例如刘邦刚当上皇帝时,对儒家特别看不起,认为“打天下”不靠这一套,以后,帮他打天下的那些功臣都不守君臣之礼,叔孙通劝他要推行孔孟之道,朝廷之上一切依礼办事,要有严格的规矩,这一套做法很有效,于是刘邦也去祭孔子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有一次读《孟子》,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时,大为震怒,把孟子的塑像从孔庙赶出去,后来又把《孟子》删改了。这都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意志,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孔孟之道。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意志,一些自封为“孔孟之徒”的学者也篡改了孔孟之道,例如宋代中期的“程朱理学”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孔子提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程朱”却要“灭人欲”,要人们不要为自己的自由、幸福而斗争。“程朱理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如朱熹、程颢等在生活上、气节上也十分虚伪、丑恶,违背了孔孟之道。因此,五四运动、鲁迅批判的“吃人的旧礼教”、“孔家店”等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孔孟之道,而是把原来孔孟之道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的内容删除了,把一些消极因素扩大到了荒唐的程度。
在历史上,孔孟之道经历了一个被推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盘否定、现在又被重新推崇的过程,但是似有偏差。有人建议党和政府在第77代“衍圣公”孔德成去世后要继续册封“衍圣公”;有的地区要以孔孟之道来治理,搞复古的一套,而且大大神化了孔子,这真是21世纪的怪现象。历史上的任何伟人,都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和社会地位的局限性,推崇他们但不能无限夸大。从性文化的角度看,至少可以肯定,孔孟之道中“设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唯女子和小人为难养也”是一些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东西,不能照搬。我们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国有的传统文化,二是西方文化,对这两种文化都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对一切文化都应该这样,对孔孟之道也应该这样。
[收稿日期:2010-03-04] (刘达临 胡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