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上的巨大担忧和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很多负面事件，使大部分同性恋人群根本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老师认为：“我们好像可以认定男同性恋在艾滋病时代的易受伤害状态就在于他们的特殊性行为方式，其实这种看法很不全面。他们的易受伤害事实首先在于他们的性取向不被社会所接受，使得他们的性活动和同性恋身份处于不得不隐蔽的状态。”显然，这与HIV检测实名制是冲突的。

    实名制的初衷是好的，如果发挥其正功能，可以提高疾控对阳性人群的告知率(告知是控制HIV传播的关键手段)和随访率，可以对阳性人群提供相应的后续服务和关怀，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和水平，同时也可以有效地控制HIV感染率的增长。但这种正功能的发挥是需要前提条件的。长期在中国从事同性恋科普教育的美籍华人星星博士认为，对于同性恋人群来说，实行HIV初筛实名制，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隐私保护的真正落实，二是需要有真正可行、能够有惩罚力的反歧视法律。如果这两点缺位，实名制只会令更多的人不愿意接受检测。很显然，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数据已经表明，一旦HIV初筛实施实名制，将会有一半以上的同性恋人群放弃检测，那么，初筛实名制所发挥的就不是上述正功能，而是负功能，即不仅不利于控制HIV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