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冲突应对方式的现状及其在依恋类型与婚姻质量间的中介作用分析(1)
【摘要】 目的：本文旨在调查中国夫妻的冲突应对方式现状，分析我国夫妻所使用的冲突应对方式对其婚姻质量的影响，并且验证冲突应对方式在依恋类型与婚姻质量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以方便取样在全国范围内选取已婚个体909人，采用亲密关系体验/经历量表(ECR)、亲密关系冲突应对方式量表、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考察被试的成人依恋类型、冲突应对方式和婚姻质量，并采用频度分析、相关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和路径分析探讨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1) 45.8%的个体使用妥协的方法解决婚姻冲突，余下依次为回避、分离、控制、服从和行为反应。(2)妥协与婚姻质量呈正相关，控制等5种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呈负相关。(3)婚姻质量高的个体更多地使用妥协的方法解决冲突，婚姻质量低的个体更多地使用控制等余下5种应对方式解决冲突。(4)冲突应对方式在依恋类型与婚姻质量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依恋类型对婚姻质量有直接的预测作用，并且通过冲突应对方式对婚姻质量有间接的预测作用。结论：不同的冲突应对方式对个体的婚姻质量有不同的影响。冲突应对方式在影响婚姻质量的同时还受到依恋类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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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冲突应对方式；依恋类型；婚姻质量；中介作用
1前言
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离婚率持续的居高不下，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夫妻婚姻质量的现状以及影响婚姻质量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龄、性格、经济收入、性生活等等[1-4]。渐渐的，研究者又将研究的重点从那些不可改变或很难改变的社会学因素转移到可以工作的夫妻互动因素上来，以便更好的指导实践，帮助中国夫妻提高婚姻质量、降低离婚率。而冲突解决就是夫妻互动因素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婚姻冲突在夫妻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是影响婚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5]。它既能使夫妻之间的关系恶化，也是亲密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Mackey等人认为不是冲突本身， 而是处理冲突的方式才是影响婚姻质量的关键[6]。国外关于婚姻冲突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研究内容广泛而且具有深度，涉及不同冲突应对方式对个体的婚姻质量、躯体健康以及子女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不同的个体使用不同的冲突应对方式的原因以及影响因素；冲突应对方式与其他婚姻质量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其中，成人依恋类型对冲突应对方式的影响备受研究者的重视。国外学者研究发现个体的成人依恋类型可以影响其婚姻内处理冲突的行为，进而影响其婚姻生活：比如安全型个体比不安全个体更可能运用整合的策略，比矛盾型个体运用更多折中的策略；矛盾型被试比回避型被试更可能会强迫他们的恋人；冷漠型通常会采用一种比较消极的策略[7] ；回避型男性会做出回避冲突的行为，有利于婚姻的长期稳定，但并不有利于幸福[8] 。
, 百拇医药
而我国有关婚姻冲突的研究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才开始起步。在这20年时间里，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了婚姻冲突发生的领域、冲突的话题、诱因、发生的频率[9]等较为笼统、浅层的内容，尚没有涉及具体的夫妻处理冲突的行为分析、冲突产生的深层原因等。但即使如此，我国学者也得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与国外一致的研究结论。杨阿丽和方晓义在研究中国人的婚姻冲突、应对策略以及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中就发现，夫妻一方对冲突的建设性应对对婚姻质量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10]。而贾黎斋等人研究发现积极的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呈正相关、消极的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呈负相关[11]。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在夫妻冲突应对的行为分析、具体的冲突应对方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以及冲突应对方式与成人依恋类型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本研究旨在调查中国夫妻的冲突应对方式现状、分析我国夫妻所使用的冲突应对方式对其婚姻质量的影响，并且验证冲突应对方式在依恋类型与婚姻质量间的中介作用。
2研究对象与方法
, 百拇医药
2.1研究对象
国家科技部健康婚姻家庭教育的培训课程为依托，在北京、河北、河南、山东、陕西、新疆、四川、广东等省市选取健康的已婚男女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1100份，收回问卷966份，剔除填写不认真、连选、雷同试卷，得到有效问卷909份，问卷有效率为93.8%。其中男性357人，女性535人，17人资料缺失；年龄为18～66岁，平均(37.33±8.1)岁，婚龄为0～47年，平均(12.05±8.5)岁
2.2测量工具
2.2.1亲密关系体验/经历量表(ECR)[12]由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因子构成，每个因子各包含18个条目。研究者依据两个因子的得分高低可以转换成四种依恋类型： 安全型、迷恋型、冷漠型和恐惧型。本研究选用的是李同归与加藤和生在2006年修订的中文版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两个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 82和0.77，重测信度分别为0.71和0.72，构想效度及校标效度的各项指标均达到显著性。
, 百拇医药
2.2.2亲密关系冲突应对方式量表[13]英文版量表由妥协、控制、服从、分离、回避和行为反应6个因子构成，各因子的Cronbach a为0.82～0.95，重测信度为0.70～0.85。该量表在使用时，计算各因子的因子分，即因子各条目得分之和除以本因子的条目数，然后通过比较各因子的因子分来确定被试通常使用的冲突应对方式是什么。因为该量表之前没有被引入国内，因此在进行本研究之前，研究者首先在667名被试的样本中对该量表的中文版进行修订和检验。结果显示，中文版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04～0.872；分半信度系数为0.613～0.808，重测信度系数为0.611～0.672，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适合中国夫妻使用。
2.2.3 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共包含124个条目，分为12个因子及婚姻质量总分。总分反映被试总的婚姻质量状况，各个因子侧重反映婚姻的某一方面情况。采用5级计分，评价题目是否符合自身情况，回答从“确实是这样”到“确实不是这样”。ENRICH很早就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国内研究表明该问卷适合中国使用，而且可以根据研究需要选用某一个或几个因子[14]。中文版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6，分半信度系数为0.904[15]，内部一致性平均相关系数为0.74，重测信度为0.87，对婚姻满意与否的判别效度为85%～90%[14]。本研究选取其中的婚姻满意度、性格相融性、夫妻交流、角色平等性等4个分量表作为婚姻质量的评价标准。
, 百拇医药(贾茹 吴任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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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冲突应对方式；依恋类型；婚姻质量；中介作用
1前言
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离婚率持续的居高不下，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夫妻婚姻质量的现状以及影响婚姻质量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龄、性格、经济收入、性生活等等[1-4]。渐渐的，研究者又将研究的重点从那些不可改变或很难改变的社会学因素转移到可以工作的夫妻互动因素上来，以便更好的指导实践，帮助中国夫妻提高婚姻质量、降低离婚率。而冲突解决就是夫妻互动因素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婚姻冲突在夫妻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是影响婚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5]。它既能使夫妻之间的关系恶化，也是亲密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Mackey等人认为不是冲突本身， 而是处理冲突的方式才是影响婚姻质量的关键[6]。国外关于婚姻冲突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研究内容广泛而且具有深度，涉及不同冲突应对方式对个体的婚姻质量、躯体健康以及子女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不同的个体使用不同的冲突应对方式的原因以及影响因素；冲突应对方式与其他婚姻质量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其中，成人依恋类型对冲突应对方式的影响备受研究者的重视。国外学者研究发现个体的成人依恋类型可以影响其婚姻内处理冲突的行为，进而影响其婚姻生活：比如安全型个体比不安全个体更可能运用整合的策略，比矛盾型个体运用更多折中的策略；矛盾型被试比回避型被试更可能会强迫他们的恋人；冷漠型通常会采用一种比较消极的策略[7] ；回避型男性会做出回避冲突的行为，有利于婚姻的长期稳定，但并不有利于幸福[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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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有关婚姻冲突的研究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才开始起步。在这20年时间里，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了婚姻冲突发生的领域、冲突的话题、诱因、发生的频率[9]等较为笼统、浅层的内容，尚没有涉及具体的夫妻处理冲突的行为分析、冲突产生的深层原因等。但即使如此，我国学者也得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与国外一致的研究结论。杨阿丽和方晓义在研究中国人的婚姻冲突、应对策略以及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中就发现，夫妻一方对冲突的建设性应对对婚姻质量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10]。而贾黎斋等人研究发现积极的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呈正相关、消极的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呈负相关[11]。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在夫妻冲突应对的行为分析、具体的冲突应对方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以及冲突应对方式与成人依恋类型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本研究旨在调查中国夫妻的冲突应对方式现状、分析我国夫妻所使用的冲突应对方式对其婚姻质量的影响，并且验证冲突应对方式在依恋类型与婚姻质量间的中介作用。
2研究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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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研究对象
国家科技部健康婚姻家庭教育的培训课程为依托，在北京、河北、河南、山东、陕西、新疆、四川、广东等省市选取健康的已婚男女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1100份，收回问卷966份，剔除填写不认真、连选、雷同试卷，得到有效问卷909份，问卷有效率为93.8%。其中男性357人，女性535人，17人资料缺失；年龄为18～66岁，平均(37.33±8.1)岁，婚龄为0～47年，平均(12.05±8.5)岁
2.2测量工具
2.2.1亲密关系体验/经历量表(ECR)[12]由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因子构成，每个因子各包含18个条目。研究者依据两个因子的得分高低可以转换成四种依恋类型： 安全型、迷恋型、冷漠型和恐惧型。本研究选用的是李同归与加藤和生在2006年修订的中文版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两个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 82和0.77，重测信度分别为0.71和0.72，构想效度及校标效度的各项指标均达到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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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亲密关系冲突应对方式量表[13]英文版量表由妥协、控制、服从、分离、回避和行为反应6个因子构成，各因子的Cronbach a为0.82～0.95，重测信度为0.70～0.85。该量表在使用时，计算各因子的因子分，即因子各条目得分之和除以本因子的条目数，然后通过比较各因子的因子分来确定被试通常使用的冲突应对方式是什么。因为该量表之前没有被引入国内，因此在进行本研究之前，研究者首先在667名被试的样本中对该量表的中文版进行修订和检验。结果显示，中文版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04～0.872；分半信度系数为0.613～0.808，重测信度系数为0.611～0.672，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适合中国夫妻使用。
2.2.3 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共包含124个条目，分为12个因子及婚姻质量总分。总分反映被试总的婚姻质量状况，各个因子侧重反映婚姻的某一方面情况。采用5级计分，评价题目是否符合自身情况，回答从“确实是这样”到“确实不是这样”。ENRICH很早就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国内研究表明该问卷适合中国使用，而且可以根据研究需要选用某一个或几个因子[14]。中文版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6，分半信度系数为0.904[15]，内部一致性平均相关系数为0.74，重测信度为0.87，对婚姻满意与否的判别效度为85%～90%[14]。本研究选取其中的婚姻满意度、性格相融性、夫妻交流、角色平等性等4个分量表作为婚姻质量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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