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最后的日子(1)
1月8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纪念日。光阴荏苒，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30周年了。时至今日，他的音容笑貌、丰功伟绩和光辉形象，仍然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之中……当我们缅怀周总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仍不免心潮涌动而潸然泪下……
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
1972年5月11日，总理的尿样通过护士交给了保健医生张佐良。他是总理的第三任保健医生。第一任是周尚珏，后来调到北京医院任内科主任，第二任叫卞志强，后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张佐良是1965年8月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来了不到一年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总理忙得不可开交，他也忙得废寝忘食。
朦胧的安慰心照不宣
尿样一拿到，张医生马上化验，发现了三四个红血球。据说男性老人，尿里有一两个红血球还算正常的，但三四个显然就多了。也许是血管硬化或尿道畸形造成的？也许是膀胱结石，小便时滚动磨出了血？可万一是肿瘤……
两天后，张医生慎重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前两天化验尿样结果有些不正常。也许是尿道出现了畸形或结石，也许是泌尿系统血管硬化或有其他原因，有必要再查一次。因为前两天做的只是常规化验，没做细胞学检查，万一是长了什么东西……还是再化验一下保险。”
“你呀，说了这半天都是废话。”周恩来豁达开朗地一笑：“说穿了，不就是怕长瘤么？明天留。”
第二次化验，在做常规化验的同时，赶紧做了细胞检查。检查结果请北京医院、协和医院、301医院和肿瘤医院的专家都看了，一致认为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知情者都惊呆了。似乎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又把样本拿到天津，拿到上海……1972年5月18日，无情的结论终于完全确定下来：是膀胱癌。
于是，“总理医疗小组”成立了，由吴阶平任组长。遵循中国的俗例，所有人都统一口径。保健医生可以比专家小组多讲几句，但也不能离谱，这其实只是瞒自己。总理从一开始治疗就知道自己是膀胱癌，“不过是个拖时间问题”，为了体谅大家的苦心他也从不点破。医者和患者就这么心照不宣地留给对方朦胧的安慰。
总理心中有数，不仅在于有医疗方面的基本知识，更在于他长期以来对生病干部的关心而积累的经验和常识。在职在位的中央领导患病后，医疗小组的成立和对小组的领导过问，基本都是总理担负起责任。就是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也莫不如此。不管是陶铸的胰腺癌还是陈毅的肠癌或是彭德怀的治疗与手术，总理都是亲自过问，亲自指定安排医疗和手术人员，亲自听取医疗汇报。这些老同志无疑都是受到了严重政治迫害以及人身摧残，凡是亲眼目睹了总理那个操心尽力的人，深知总理的一片真诚可对天地，可昭日月!他对国际友人也是一片爱心，胡志明、阮良明、霍查、斯诺……都是他亲自过问医疗组的工作。
1965年底，总理曾给我们讲了件事。说陶铸病了，怀疑是癌。大家都瞒着陶铸，只有贺老总听说以后，马上去看陶铸，见面就说：“听说你得了癌症？”陶铸正搞不清自己的病，听贺龙一说就愣住了。贺老总又说：“你听我一句。如果最后确诊不是癌，那就赶紧去疗养一下，别把身体全拖垮了，这可是革命的本钱。如果确诊是癌，我劝你别在这里躺着了。日子不多，得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啊……” 贺龙对待生命、疾病、工作三者关系的态度，无疑是有启发的。本来就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的周恩来，开始了“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的最后努力。
这种努力在发现尿中红血球增多到确诊为癌症的一星期里就开始了。保健医生很负责任，每天查红血球，曲线没有下降的趋势。医生劝周恩来借此休息一下，做全面体检；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劝他出去疗养一段，调理一下身体。周恩来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总理的这个态度并不只是一贯忘我工作精神的必然，也不只是受贺老总那套“理论”的启示，这里还有形势和历史的要求。为了努力减轻和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混乱及恶果，他必须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这种机会稍纵即逝，若不及时抓紧，又不知要付出多久时间多大代价才能再得一次这样的转机。他必须借此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尽可能使党和国家从危难困窘中摆脱出来。
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人事安排等问题。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叶剑英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了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不让“四人帮”趁机抓权而表示“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总理对自己的病也始终是采取治疗要配合工作。以工作为主的态度。他对医务人员明确要求：“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毛泽东充分支持了周恩来。在长沙住了5天，总理心情非常愉快，前面讲过，虽然一直便血，仍然为毛主席过了生日，干了一杯酒。
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总理逝世前的奋斗与治疗过程，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林彪叛逃事件后到1974年6月1日，总理不得不告别工作了25年的西花厅，住进305医院，并在当天作了第一次手术。
第二阶段是从1974年6月1日到1975年10月下旬，这是他在事实上担任总理职务的最后1年零5个月，是总理把自己全部身心最后献给党、国家和人民的1年零5个月。
第三阶段从1975年10月下旬到1976年1月8日，是他再也无法离开病床站起来的2个多月；期间他不允许人再叫他总理。他所能做的只是叮嘱后来人并与自己的癌痛作最后的斗争……
周总理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他仍继续坚持工作。这一时期，他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会见外宾63批，在会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那么，在周恩来估计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后，他又做了些什么呢? 他拖着重病之躯，继续顽强地工作。周恩来住院期间，依然自己动手起草或批阅文件。他历来反对那种只动脑不动手、甚至既不动脑也不动手的领导作风。每天送给他的文件都由秘书或邓颖超带到医院。看文件时间长了，他感觉很疲劳时，才让秘书或邓颖超念给他听。
从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40.5公斤。他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但他依然继续顽强地工作着，同病魔、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搏斗。
1974年6月1日，总理住进305医院，并在当天作了第一次手术。1975年6月2日，就赵君陶关于其姐赵世兰政治历史问题的申述信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对赵世兰所作结论进行复查。
6月6日，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威尔西和夫人。翌日，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他的夫人、女儿及其他随行人员。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见。周恩来说，中菲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三世界。当马科斯称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当然领袖”时，周恩来说，第三世界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大家庭，毛主席说过，我们不当这个头头。又说：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负责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请你们原谅，我是在病中。我本应该举行一个家宴，请你们全家，请我们的老朋友罗慕洛(菲外交部长)先生吃顿饭的，但现在没有可能了。9日，周恩来和马科斯总统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6月9日下午，参加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这一天，是贺龙元帅含冤逝世6周年的日子。“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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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
1972年5月11日，总理的尿样通过护士交给了保健医生张佐良。他是总理的第三任保健医生。第一任是周尚珏，后来调到北京医院任内科主任，第二任叫卞志强，后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张佐良是1965年8月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来了不到一年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总理忙得不可开交，他也忙得废寝忘食。
朦胧的安慰心照不宣
尿样一拿到，张医生马上化验，发现了三四个红血球。据说男性老人，尿里有一两个红血球还算正常的，但三四个显然就多了。也许是血管硬化或尿道畸形造成的？也许是膀胱结石，小便时滚动磨出了血？可万一是肿瘤……
两天后，张医生慎重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前两天化验尿样结果有些不正常。也许是尿道出现了畸形或结石，也许是泌尿系统血管硬化或有其他原因，有必要再查一次。因为前两天做的只是常规化验，没做细胞学检查，万一是长了什么东西……还是再化验一下保险。”
“你呀，说了这半天都是废话。”周恩来豁达开朗地一笑：“说穿了，不就是怕长瘤么？明天留。”
第二次化验，在做常规化验的同时，赶紧做了细胞检查。检查结果请北京医院、协和医院、301医院和肿瘤医院的专家都看了，一致认为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知情者都惊呆了。似乎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又把样本拿到天津，拿到上海……1972年5月18日，无情的结论终于完全确定下来：是膀胱癌。
于是，“总理医疗小组”成立了，由吴阶平任组长。遵循中国的俗例，所有人都统一口径。保健医生可以比专家小组多讲几句，但也不能离谱，这其实只是瞒自己。总理从一开始治疗就知道自己是膀胱癌，“不过是个拖时间问题”，为了体谅大家的苦心他也从不点破。医者和患者就这么心照不宣地留给对方朦胧的安慰。
总理心中有数，不仅在于有医疗方面的基本知识，更在于他长期以来对生病干部的关心而积累的经验和常识。在职在位的中央领导患病后，医疗小组的成立和对小组的领导过问，基本都是总理担负起责任。就是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也莫不如此。不管是陶铸的胰腺癌还是陈毅的肠癌或是彭德怀的治疗与手术，总理都是亲自过问，亲自指定安排医疗和手术人员，亲自听取医疗汇报。这些老同志无疑都是受到了严重政治迫害以及人身摧残，凡是亲眼目睹了总理那个操心尽力的人，深知总理的一片真诚可对天地，可昭日月!他对国际友人也是一片爱心，胡志明、阮良明、霍查、斯诺……都是他亲自过问医疗组的工作。
1965年底，总理曾给我们讲了件事。说陶铸病了，怀疑是癌。大家都瞒着陶铸，只有贺老总听说以后，马上去看陶铸，见面就说：“听说你得了癌症？”陶铸正搞不清自己的病，听贺龙一说就愣住了。贺老总又说：“你听我一句。如果最后确诊不是癌，那就赶紧去疗养一下，别把身体全拖垮了，这可是革命的本钱。如果确诊是癌，我劝你别在这里躺着了。日子不多，得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啊……” 贺龙对待生命、疾病、工作三者关系的态度，无疑是有启发的。本来就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的周恩来，开始了“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的最后努力。
这种努力在发现尿中红血球增多到确诊为癌症的一星期里就开始了。保健医生很负责任，每天查红血球，曲线没有下降的趋势。医生劝周恩来借此休息一下，做全面体检；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劝他出去疗养一段，调理一下身体。周恩来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总理的这个态度并不只是一贯忘我工作精神的必然，也不只是受贺老总那套“理论”的启示，这里还有形势和历史的要求。为了努力减轻和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混乱及恶果，他必须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这种机会稍纵即逝，若不及时抓紧，又不知要付出多久时间多大代价才能再得一次这样的转机。他必须借此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尽可能使党和国家从危难困窘中摆脱出来。
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人事安排等问题。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叶剑英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了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不让“四人帮”趁机抓权而表示“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总理对自己的病也始终是采取治疗要配合工作。以工作为主的态度。他对医务人员明确要求：“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毛泽东充分支持了周恩来。在长沙住了5天，总理心情非常愉快，前面讲过，虽然一直便血，仍然为毛主席过了生日，干了一杯酒。
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总理逝世前的奋斗与治疗过程，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林彪叛逃事件后到1974年6月1日，总理不得不告别工作了25年的西花厅，住进305医院，并在当天作了第一次手术。
第二阶段是从1974年6月1日到1975年10月下旬，这是他在事实上担任总理职务的最后1年零5个月，是总理把自己全部身心最后献给党、国家和人民的1年零5个月。
第三阶段从1975年10月下旬到1976年1月8日，是他再也无法离开病床站起来的2个多月；期间他不允许人再叫他总理。他所能做的只是叮嘱后来人并与自己的癌痛作最后的斗争……
周总理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他仍继续坚持工作。这一时期，他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会见外宾63批，在会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那么，在周恩来估计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后，他又做了些什么呢? 他拖着重病之躯，继续顽强地工作。周恩来住院期间，依然自己动手起草或批阅文件。他历来反对那种只动脑不动手、甚至既不动脑也不动手的领导作风。每天送给他的文件都由秘书或邓颖超带到医院。看文件时间长了，他感觉很疲劳时，才让秘书或邓颖超念给他听。
从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40.5公斤。他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但他依然继续顽强地工作着，同病魔、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搏斗。
1974年6月1日，总理住进305医院，并在当天作了第一次手术。1975年6月2日，就赵君陶关于其姐赵世兰政治历史问题的申述信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对赵世兰所作结论进行复查。
6月6日，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威尔西和夫人。翌日，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他的夫人、女儿及其他随行人员。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见。周恩来说，中菲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三世界。当马科斯称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当然领袖”时，周恩来说，第三世界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大家庭，毛主席说过，我们不当这个头头。又说：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负责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请你们原谅，我是在病中。我本应该举行一个家宴，请你们全家，请我们的老朋友罗慕洛(菲外交部长)先生吃顿饭的，但现在没有可能了。9日，周恩来和马科斯总统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6月9日下午，参加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这一天，是贺龙元帅含冤逝世6周年的日子。“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 下 页 ], 百拇医药(阿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