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人工肝试验者死亡的背后(1)
北京某知名医院，为美国一家公司研制的人工肝机器做临床试验，湖南郴州36岁的试验者欧阳利东在试验过程中死亡。
2007年6月的一天，在北京站附近一个小旅馆的地下室，记者见到了欧阳利东的妻子何斌鹰。已憔悴得不成样子的她发现记者进去，顿时泪落如雨，失声痛哭。“欧阳才36岁啊，他真的死得太惨、太突然了，他连句遗言都没有留就死了，我怎么也接受不了。”
■ 慕名从湖南来京求医
2006年11月23日，患乙肝多年的欧阳利东，和妻子哥嫂四人从湖南慕名到北京求医。何斌鹰说：“当时他的精神状态很好，食欲也很大。我们在老家的医院已经住了一段时间，医生建议说到北京去看看吧，也许能好得快些。我们到医院时因为住院部在医院的后面，出租车不让进，他就自己走到医院的急诊室去了，还上了四楼。办好住院手续，护士为了让他熟悉一下医院的环境，带着他围着四楼的人工肝科转了一大圈儿，才回到病房休息，他一直乐呵呵地也没有说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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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欧阳利东的病历，在当天入院的检查记录里，记载如下：病人欧阳利东，36岁，病毒性肝炎，乙型，慢性重症。在病历上病人病情状况一栏里，有危、急、一般三种情况，记者看到，医生选择的是一般。
■ 医生推荐人工肝试验
何斌鹰流着泪回忆着过去的一切。“入院的第二天一早，人工肝科副主任张医生找我谈话，说病人病情较重，建议考虑做生物型人工肝治疗或肝移植，说他们医院采取的ELAD人工肝是治疗肝衰病人、延长肝衰病人生命的一种治疗方法，是一种免费试验，并且还有由美国生命治疗公司提供的后期治疗补助。安全性很好。美国和欧洲已做了80例，效果都不错，他们医院也做了28例，都很成功。”
“我当时就问她，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如果出现了生命危险该怎么办？她说不会，如果感觉不适应立即就会停下来，最大的限度是不会做好也不会做坏。听医生这样说，我们也就放心了，反正医生说即使治不好也不会治坏，万一能治好，不是更好吗？加上家里实在没有钱了。而且医生当时只给了我们两种方案，一种是做肝移植，她说即使成功了后期也很麻烦，而肝移植需要几十万；另一种就是这个试验，相比之下我们哪有选择的余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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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匆忙之中签署同意书
鉴于经济上的困难和对这家医院的信任，一家人商量后，同意做这个试验。随后张副主任要她在一份《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当时我想把这个《知情同意书》拿回病房给我丈夫看看，因为他比我见识多，而且经常到国外去。可是张医生不让拿走，只能在她那里当场看。密密麻麻的几页纸的条款，你想在那么匆忙的情况下，怎么能仔细地每条都看清楚啊？所以我匆匆看了一遍，她就把《知情同意书》需要签字的最后一页撕下来要我拿给病人签字。当时我丈夫问我为什么不给他看看，我说医生不让拿回来，他没再说什么就签了字。所以病人到死都不知道人工肝到底是怎么回事。12月7日病人出现生命危险抢救时，张医生匆匆忙忙把《知情同意书》塞进了我手中。”
■ 试验前身体极度不适
仔细翻阅欧阳利东的病历，记者看到：11月23日至28日，病人接受常规检查和治疗，一切都很正常。肺部情况很好，无炎症、无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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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病人的胆红素已下降至477,病情稳定。病历上注明常规内科治疗有效。“那天，医生说在做试验前，需要先给病人做一次胆红素吸附，是一种非生物型人工肝试验，这种试验是国产材料和进口材料对胆红素影响的比较，也是免费的。但用进口材料就要交费一万元左右。我们要求用进口材料，但医生说进口材料现在没有，国产的效果区别不大，而且可以马上做，我们便没有再坚持，同意了做国产材料的胆红素吸附实验。”何斌鹰告诉记者。
11月30日，病人做了胆红素吸附试验。做完后感觉浑身乏力，晚上出现反胃、恶心、呕吐的现象。她去找医生，当时的主管医生说可能是吃得太多了，没给做任何治疗。12月1日，医生告诉家属吸附效果不明显。
12月1日至3日，病人仍然恶心、呕吐不止。“病友都说这吸附不仅没减轻病情，反而使病情恶化。我把情况多次反映给人工肝科的张副主任和主治医生，可张副主任只开了吗叮啉护胃。”
12月4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在欧阳利东因胆红素吸附试验身体极度不舒服，甚至出现各种病症都没有治疗和控制的情况下，医院就开始了人工肝试验。他们先把病人推到一楼去做血浆置换和血液过滤。“这种血浆置换也叫非生物型人工肝，医生说这是做人工肝试验前必须做的，收费一万元，他们告诉我们做这个可以使胆红素急速下降，只有胆红素下降才可做人工肝试验，现在想来医生对病人的病情根本没有重视，只一门心思做试验。”何斌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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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望而死未留一句遗言
12月5日下午1点，人工肝中心护士来病房通知病人上机(即ELAD人工肝装置)。试验正式开始。当时病人的精神和思维一切正常。下午5点多钟病人说咽喉有点痛。
12月6日晚饭后，病人声音开始沙哑，血糖突然升高，比正常翻了5～8倍。“我急忙问值班的张副主任是怎么回事？张副主任说可能是输葡萄糖过多所致，同时说如血糖持续升高会对肝产生副作用，他们会采用胰岛素降糖。”晚11点30分病人开始出现呼吸急促，频繁咳血。
12月7日凌晨1点，病人咳血加重(每二三十秒一次)，且无法呼吸。“他当时张大了嘴巴喘气，很绝望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我要求立即停机终止试验，但护士说不是说停机就能停机，必须要段院长(该院副院长，同时也是该项目负责人)说停才能停。直到8点30分张副主任才说病人肺部炎症扩散，必须停止ELAD生物人工肝治疗，上呼吸机抢救。于是9点开始停机，10点停机完毕。”何斌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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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11点左右，大夫给病人上了呼吸机进行抢救。
“12月8日，美国生命治疗公司中国总代理贺达尔和两位外国人过来了解情况。下午4点30分我打电话给贺达尔先生，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贺说病人出现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原因不明，这种情况没有料到，医院正全力抢救，ICU的所有抢救费由他们承担。”
12月9日，医生告诉我病人不行了，“肝功能不行了，而且出现了脑水肿，肾功能也在慢慢衰竭。”
“12月20日医生给欧阳停用了镇静药，他人完全清醒了，他意识到死亡的逼近，因为呼吸机在嘴上，他发不出任何声音，他开始拼命地挣扎想说话，他用绝望而又求救的眼神看着我，眼泪从他的眼角流下来，我知道他不想死……”说着何斌鹰痛哭起来。
2006年12月27日，欧阳利东死亡，一句遗言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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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赔30万医院只愿给2万
对于丈夫欧阳利东的死，何斌鹰认为医院有直接责任。首先她认为在病人出现呼吸困难、频繁咳血，病情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医院根本不按试验前承诺的那样立即停机，而非要等段副院长说停才能停，以致拖延了十多个小时，直接导致了病人的死亡。
其次，病人入院时已明确告知医生，病人对所有胸腺肽药物有输液过敏反应，而医院在抢救过程中却使用了40支该药物。
最后，她认为医院夸大了这个人工肝试验的安全性，因此她提出30万元的赔偿。但医院认为欧阳利东死于自身的病情，如果赔偿也只能给2万元，双方为此僵持至今。
翻开欧阳利东的病历，记者看到在病情既往史一栏里，医生明确地注明：欧阳利东对所有胸腺肽都有过敏反应，而且还在此记录的下面划了横线。但在欧阳利东抢救时所用的药品明细单里，记者却看到，医院用了40支胸腺肽。医院明知病人对此药过敏，为何还要用？在试验过程中病人严重不适，为何过了十几个小时才停止？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该院负责此项目的段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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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的一天，在北京站附近一个小旅馆的地下室，记者见到了欧阳利东的妻子何斌鹰。已憔悴得不成样子的她发现记者进去，顿时泪落如雨，失声痛哭。“欧阳才36岁啊，他真的死得太惨、太突然了，他连句遗言都没有留就死了，我怎么也接受不了。”
■ 慕名从湖南来京求医
2006年11月23日，患乙肝多年的欧阳利东，和妻子哥嫂四人从湖南慕名到北京求医。何斌鹰说：“当时他的精神状态很好，食欲也很大。我们在老家的医院已经住了一段时间，医生建议说到北京去看看吧，也许能好得快些。我们到医院时因为住院部在医院的后面，出租车不让进，他就自己走到医院的急诊室去了，还上了四楼。办好住院手续，护士为了让他熟悉一下医院的环境，带着他围着四楼的人工肝科转了一大圈儿，才回到病房休息，他一直乐呵呵地也没有说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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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欧阳利东的病历，在当天入院的检查记录里，记载如下：病人欧阳利东，36岁，病毒性肝炎，乙型，慢性重症。在病历上病人病情状况一栏里，有危、急、一般三种情况，记者看到，医生选择的是一般。
■ 医生推荐人工肝试验
何斌鹰流着泪回忆着过去的一切。“入院的第二天一早，人工肝科副主任张医生找我谈话，说病人病情较重，建议考虑做生物型人工肝治疗或肝移植，说他们医院采取的ELAD人工肝是治疗肝衰病人、延长肝衰病人生命的一种治疗方法，是一种免费试验，并且还有由美国生命治疗公司提供的后期治疗补助。安全性很好。美国和欧洲已做了80例，效果都不错，他们医院也做了28例，都很成功。”
“我当时就问她，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如果出现了生命危险该怎么办？她说不会，如果感觉不适应立即就会停下来，最大的限度是不会做好也不会做坏。听医生这样说，我们也就放心了，反正医生说即使治不好也不会治坏，万一能治好，不是更好吗？加上家里实在没有钱了。而且医生当时只给了我们两种方案，一种是做肝移植，她说即使成功了后期也很麻烦，而肝移植需要几十万；另一种就是这个试验，相比之下我们哪有选择的余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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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匆忙之中签署同意书
鉴于经济上的困难和对这家医院的信任，一家人商量后，同意做这个试验。随后张副主任要她在一份《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当时我想把这个《知情同意书》拿回病房给我丈夫看看，因为他比我见识多，而且经常到国外去。可是张医生不让拿走，只能在她那里当场看。密密麻麻的几页纸的条款，你想在那么匆忙的情况下，怎么能仔细地每条都看清楚啊？所以我匆匆看了一遍，她就把《知情同意书》需要签字的最后一页撕下来要我拿给病人签字。当时我丈夫问我为什么不给他看看，我说医生不让拿回来，他没再说什么就签了字。所以病人到死都不知道人工肝到底是怎么回事。12月7日病人出现生命危险抢救时，张医生匆匆忙忙把《知情同意书》塞进了我手中。”
■ 试验前身体极度不适
仔细翻阅欧阳利东的病历，记者看到：11月23日至28日，病人接受常规检查和治疗，一切都很正常。肺部情况很好，无炎症、无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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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病人的胆红素已下降至477,病情稳定。病历上注明常规内科治疗有效。“那天，医生说在做试验前，需要先给病人做一次胆红素吸附，是一种非生物型人工肝试验，这种试验是国产材料和进口材料对胆红素影响的比较，也是免费的。但用进口材料就要交费一万元左右。我们要求用进口材料，但医生说进口材料现在没有，国产的效果区别不大，而且可以马上做，我们便没有再坚持，同意了做国产材料的胆红素吸附实验。”何斌鹰告诉记者。
11月30日，病人做了胆红素吸附试验。做完后感觉浑身乏力，晚上出现反胃、恶心、呕吐的现象。她去找医生，当时的主管医生说可能是吃得太多了，没给做任何治疗。12月1日，医生告诉家属吸附效果不明显。
12月1日至3日，病人仍然恶心、呕吐不止。“病友都说这吸附不仅没减轻病情，反而使病情恶化。我把情况多次反映给人工肝科的张副主任和主治医生，可张副主任只开了吗叮啉护胃。”
12月4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在欧阳利东因胆红素吸附试验身体极度不舒服，甚至出现各种病症都没有治疗和控制的情况下，医院就开始了人工肝试验。他们先把病人推到一楼去做血浆置换和血液过滤。“这种血浆置换也叫非生物型人工肝，医生说这是做人工肝试验前必须做的，收费一万元，他们告诉我们做这个可以使胆红素急速下降，只有胆红素下降才可做人工肝试验，现在想来医生对病人的病情根本没有重视，只一门心思做试验。”何斌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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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下午1点，人工肝中心护士来病房通知病人上机(即ELAD人工肝装置)。试验正式开始。当时病人的精神和思维一切正常。下午5点多钟病人说咽喉有点痛。
12月6日晚饭后，病人声音开始沙哑，血糖突然升高，比正常翻了5～8倍。“我急忙问值班的张副主任是怎么回事？张副主任说可能是输葡萄糖过多所致，同时说如血糖持续升高会对肝产生副作用，他们会采用胰岛素降糖。”晚11点30分病人开始出现呼吸急促，频繁咳血。
12月7日凌晨1点，病人咳血加重(每二三十秒一次)，且无法呼吸。“他当时张大了嘴巴喘气，很绝望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我要求立即停机终止试验，但护士说不是说停机就能停机，必须要段院长(该院副院长，同时也是该项目负责人)说停才能停。直到8点30分张副主任才说病人肺部炎症扩散，必须停止ELAD生物人工肝治疗，上呼吸机抢救。于是9点开始停机，10点停机完毕。”何斌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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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11点左右，大夫给病人上了呼吸机进行抢救。
“12月8日，美国生命治疗公司中国总代理贺达尔和两位外国人过来了解情况。下午4点30分我打电话给贺达尔先生，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贺说病人出现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原因不明，这种情况没有料到，医院正全力抢救，ICU的所有抢救费由他们承担。”
12月9日，医生告诉我病人不行了，“肝功能不行了，而且出现了脑水肿，肾功能也在慢慢衰竭。”
“12月20日医生给欧阳停用了镇静药，他人完全清醒了，他意识到死亡的逼近，因为呼吸机在嘴上，他发不出任何声音，他开始拼命地挣扎想说话，他用绝望而又求救的眼神看着我，眼泪从他的眼角流下来，我知道他不想死……”说着何斌鹰痛哭起来。
2006年12月27日，欧阳利东死亡，一句遗言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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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赔30万医院只愿给2万
对于丈夫欧阳利东的死，何斌鹰认为医院有直接责任。首先她认为在病人出现呼吸困难、频繁咳血，病情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医院根本不按试验前承诺的那样立即停机，而非要等段副院长说停才能停，以致拖延了十多个小时，直接导致了病人的死亡。
其次，病人入院时已明确告知医生，病人对所有胸腺肽药物有输液过敏反应，而医院在抢救过程中却使用了40支该药物。
最后，她认为医院夸大了这个人工肝试验的安全性，因此她提出30万元的赔偿。但医院认为欧阳利东死于自身的病情，如果赔偿也只能给2万元，双方为此僵持至今。
翻开欧阳利东的病历，记者看到在病情既往史一栏里，医生明确地注明：欧阳利东对所有胸腺肽都有过敏反应，而且还在此记录的下面划了横线。但在欧阳利东抢救时所用的药品明细单里，记者却看到，医院用了40支胸腺肽。医院明知病人对此药过敏，为何还要用？在试验过程中病人严重不适，为何过了十几个小时才停止？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该院负责此项目的段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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