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泰斗裘法祖:在仁爱中永生(1)
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位老人头上有着太多令人肃然起敬的“光环”:医学泰斗,外科之父,器官移植鼻祖……这位老人就是裘法祖。
为母苦读医学
1914年12月6日,裘法祖出生于杭州西子湖畔,其父亲曾是清朝的秀才。裘法祖在7个兄妹中排行最小。聪明勤奋的他,18岁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预科,学习两年德语。
193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裘法祖的母亲突然腹内剧痛,呻吟不止,医生、郎中都束手无策。不久,母亲就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裘法祖含悲查阅西医书籍,发现母亲竟是死于阑尾炎。在国外,这种病只需要做个十几分钟的手术就能解决问题。
裘法祖立志要做一名医生,解除千万个母亲的病痛。
他怀着“医学救国”的理想刻苦攻读。课余时间全都在图书馆里度过,同学们戏称为“图书馆长”。医科前期结业考试,成绩斐然,解剖学获得满分。坚实的解剖知识,为他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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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前期结业后,靠两个姐姐的资助,裘法祖西渡德国,就读于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由于学习成绩优良,连年获得奖学金。在学习期间,他一度与家庭失去联系,仅靠奖学金维持极为俭朴的生活。1939年通过德国严格的国家考试和论文答辩,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随即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所属许华平医院任外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阑尾炎”,成了他今生难忘的一个心结。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读预科、到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留学、在德国施瓦本医院担任外科医师,他最先学会的、做得最多的手术,都是阑尾炎。
1941年。德国。裘法祖开始他行医的第三例阑尾炎手术。病人是一位中年妇女,术后第五天,这位病人突然死去。尽管尸体解剖没有发现手术有什么问题,可导师的一句话让裘法祖记了一辈子。导师说:“裘,这是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
从此,在裘法祖操起手术刀那一刻,他都会想到自己的母亲。
, 百拇医药 而在他眼里,每一个病人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大家庭里的母亲、父亲和亲人。
中国的辛德勒
1945年,盟军加剧了对德国的轰炸与进攻。在德国的达豪镇、慕尼黑、兰德斯堡三座城市形成的三角形区域内,有一座叫达豪的集中营,这个集中营里发生的罪行,曾震撼了后来攻入的美军部队。当时,纳粹党卫军获知美军正在慕尼黑周边活动,便强令达豪集中营的6000多名囚犯离开此地,前往南部,徒步穿行施塔恩贝格、沃尔夫拉茨豪森、柯尼希斯多夫和巴特特尔茨。在行进过程中,不少人因为无法继续前行而死于毒打或被击毙。
巴特特尔茨位于德国南部,是一座温泉疗养胜地,当时已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裘法祖正在这里的备用医院救死扶伤。他还清楚地记得,1945年4月的一天,他在手术室里正准备为病人动手术,一名护士跑进来大声喊道,外面躺着好多集中营里的犯人。对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早有耳闻的裘法祖,连手术帽都没摘就跟着跑了出去。在大街的一角,大约有40多名病弱交加、衣衫褴褛的囚犯戴着镣铐蹲在地上,他们实在走不动了,党卫军们站在那里,喝斥着让他们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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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已经动弹不得了,裘法祖回忆说,这些囚犯都得了伤寒。“让我把他们带走。”他鼓足了勇气,大声地对那些军官们说道。“初生牛犊不怕虎。”裘法祖对自己那一刻的大胆这样解释道。
裘法祖从纳粹党卫军手中接收了这40多名囚犯,在几名女医生、护士帮助下,裘法祖他们一起把犹太囚犯们安置到了地下室里。在大家的精心护理下,囚犯们的生命得以保全,比起因生病而被枪毙的囚犯,他们真算是幸运的了。
当时裘法祖曾和他的同事贝莱茵、茹厄夫等人立下了“君子协定”,他们誓将这件事永远隐瞒下去。然而生者总是知恩的,获救的犹太人“泄露”了裘老当年的奋勇与无私救助。 198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联邦德国驻华大使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冯·魏茨泽克,向裘法祖颁发了联邦德国大十字功勋勋章,这是德国设立十字勋章以来,第一次将这一殊荣颁给了一位亚洲人。
70年的医术传奇
, 百拇医药
1946年10月,裘法祖携妻儿乘船回中国。后来,当人谈起他放弃在德国稳定的职业生涯、毅然回到祖国母亲怀抱这件事。裘法祖回答得很“粗俗”:“我们的鼻子总是塌的,我们面孔总是黄的。只有在中国,我们才是主人。”
裘法祖一回国,在中国外科水平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开展了一系列当时风险较大、较复杂的手术。由于才华出众,1949年即被推选接任我国外科界前辈黄家驷的上海外科学会长之职。并于1948年创办了国内第一本医学科普刊物《大众医学》。1952年裘法祖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并任顾问,在长春军医大学救治志愿军伤员。
1956年,裘法祖随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到武汉后,长期担任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现武汉同济医院)外科主任、教授,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裘法祖的足迹遍布洪湖、阳新、蔡甸和汉南等曾经的血吸虫疫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自己动手——用木板搭建手术台,用蚊帐为手术台遮灰,用笼屉消毒手术器械和敷料;在没有麻醉和血源的条件下,积极开展脾切除手术挽救病人生命。这可是在城市大医院都属于高难的手术啊,裘法祖怀着一颗仁爱之心,把它们带到了偏远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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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裘教授还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一个姓袁的小孩患胆管畸形,当时有些医院就不给他看,后来裘教授收了,给他了胆管畸形的矫形手术,把病治好了。病人的家属为了感谢裘教授,给孩子改了一个名字,裘党生。裘教授姓裘,党嘛是共产党,感谢裘教授,给他的再次生命。
裘氏手术刀法如神,被誉为中国外科的一把“宝刀”,有同事称赞“他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纸一定完好。”
在外科手术方面,裘法祖改进的手术操作不少于20种。华中科大同济医学院的前任校长吴在德曾谈起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父亲在被送到急诊室时就已死了,他的儿子硬是不相信医生的诊断。在天亮时,他用车子把父亲推到了裘法祖家楼下,非要请他下来看看父亲是不是真的死了。裘法祖一路小跑下来确诊,看完后说人的确死掉了,你赶快送走吧。这人才肯离去。“这是别人对他医术的信任。”吴在德说。
裘法祖对病人极其负责。裘法祖的学生吴孟超院士曾见过这样一幕:裘法祖趴在病床边观察病人的小便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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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个病人,在武汉市第二人民医院,他早上起来生炉子的时候一下子肚子痛,肚子痛就昏迷了。到医院内科医生说,这是急性肝炎。后来请裘老去了,裘老说不是急性肝炎是胰腺炎。检查的时候裘老问了他一句话,这里痛不痛啊,我的手是不是很冷啊。后来这个病人抢救过来了。至今这个病人还记得裘老这句话,问他手是不是很冷,就是这个小动作,让他深受感动。
裘法祖曾接待一老妇来诊,病人言说她肚子非常不适已有很长时间,问过病情后,裘法祖让其躺下,又仔细按摸检查她的腹部。检查后她紧紧握住裘法祖的手,久久不放,说:“你真是一个好医生。我去了六七家医院,从来没有一个医生按摸过我的肚子检查。”
上世纪50年代,他开创了我国晚期血吸虫病外科治疗,为上百万患者开辟生命之路;70年代,他主持门静脉高压外科治疗,手术时间缩短3小时,治愈率提高到80%以上,这一成果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80年代,他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器官移植机构,率先开展器官移植研究。他主持的肝移植至今保持“手术例数最多”和“存活时间最长”两项全国纪录。, 百拇医药(何 炜)
为母苦读医学
1914年12月6日,裘法祖出生于杭州西子湖畔,其父亲曾是清朝的秀才。裘法祖在7个兄妹中排行最小。聪明勤奋的他,18岁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预科,学习两年德语。
193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裘法祖的母亲突然腹内剧痛,呻吟不止,医生、郎中都束手无策。不久,母亲就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裘法祖含悲查阅西医书籍,发现母亲竟是死于阑尾炎。在国外,这种病只需要做个十几分钟的手术就能解决问题。
裘法祖立志要做一名医生,解除千万个母亲的病痛。
他怀着“医学救国”的理想刻苦攻读。课余时间全都在图书馆里度过,同学们戏称为“图书馆长”。医科前期结业考试,成绩斐然,解剖学获得满分。坚实的解剖知识,为他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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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前期结业后,靠两个姐姐的资助,裘法祖西渡德国,就读于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由于学习成绩优良,连年获得奖学金。在学习期间,他一度与家庭失去联系,仅靠奖学金维持极为俭朴的生活。1939年通过德国严格的国家考试和论文答辩,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随即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所属许华平医院任外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阑尾炎”,成了他今生难忘的一个心结。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读预科、到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留学、在德国施瓦本医院担任外科医师,他最先学会的、做得最多的手术,都是阑尾炎。
1941年。德国。裘法祖开始他行医的第三例阑尾炎手术。病人是一位中年妇女,术后第五天,这位病人突然死去。尽管尸体解剖没有发现手术有什么问题,可导师的一句话让裘法祖记了一辈子。导师说:“裘,这是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
从此,在裘法祖操起手术刀那一刻,他都会想到自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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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辛德勒
1945年,盟军加剧了对德国的轰炸与进攻。在德国的达豪镇、慕尼黑、兰德斯堡三座城市形成的三角形区域内,有一座叫达豪的集中营,这个集中营里发生的罪行,曾震撼了后来攻入的美军部队。当时,纳粹党卫军获知美军正在慕尼黑周边活动,便强令达豪集中营的6000多名囚犯离开此地,前往南部,徒步穿行施塔恩贝格、沃尔夫拉茨豪森、柯尼希斯多夫和巴特特尔茨。在行进过程中,不少人因为无法继续前行而死于毒打或被击毙。
巴特特尔茨位于德国南部,是一座温泉疗养胜地,当时已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裘法祖正在这里的备用医院救死扶伤。他还清楚地记得,1945年4月的一天,他在手术室里正准备为病人动手术,一名护士跑进来大声喊道,外面躺着好多集中营里的犯人。对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早有耳闻的裘法祖,连手术帽都没摘就跟着跑了出去。在大街的一角,大约有40多名病弱交加、衣衫褴褛的囚犯戴着镣铐蹲在地上,他们实在走不动了,党卫军们站在那里,喝斥着让他们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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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已经动弹不得了,裘法祖回忆说,这些囚犯都得了伤寒。“让我把他们带走。”他鼓足了勇气,大声地对那些军官们说道。“初生牛犊不怕虎。”裘法祖对自己那一刻的大胆这样解释道。
裘法祖从纳粹党卫军手中接收了这40多名囚犯,在几名女医生、护士帮助下,裘法祖他们一起把犹太囚犯们安置到了地下室里。在大家的精心护理下,囚犯们的生命得以保全,比起因生病而被枪毙的囚犯,他们真算是幸运的了。
当时裘法祖曾和他的同事贝莱茵、茹厄夫等人立下了“君子协定”,他们誓将这件事永远隐瞒下去。然而生者总是知恩的,获救的犹太人“泄露”了裘老当年的奋勇与无私救助。 198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联邦德国驻华大使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冯·魏茨泽克,向裘法祖颁发了联邦德国大十字功勋勋章,这是德国设立十字勋章以来,第一次将这一殊荣颁给了一位亚洲人。
70年的医术传奇
, 百拇医药
1946年10月,裘法祖携妻儿乘船回中国。后来,当人谈起他放弃在德国稳定的职业生涯、毅然回到祖国母亲怀抱这件事。裘法祖回答得很“粗俗”:“我们的鼻子总是塌的,我们面孔总是黄的。只有在中国,我们才是主人。”
裘法祖一回国,在中国外科水平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开展了一系列当时风险较大、较复杂的手术。由于才华出众,1949年即被推选接任我国外科界前辈黄家驷的上海外科学会长之职。并于1948年创办了国内第一本医学科普刊物《大众医学》。1952年裘法祖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并任顾问,在长春军医大学救治志愿军伤员。
1956年,裘法祖随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到武汉后,长期担任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现武汉同济医院)外科主任、教授,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裘法祖的足迹遍布洪湖、阳新、蔡甸和汉南等曾经的血吸虫疫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自己动手——用木板搭建手术台,用蚊帐为手术台遮灰,用笼屉消毒手术器械和敷料;在没有麻醉和血源的条件下,积极开展脾切除手术挽救病人生命。这可是在城市大医院都属于高难的手术啊,裘法祖怀着一颗仁爱之心,把它们带到了偏远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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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裘教授还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一个姓袁的小孩患胆管畸形,当时有些医院就不给他看,后来裘教授收了,给他了胆管畸形的矫形手术,把病治好了。病人的家属为了感谢裘教授,给孩子改了一个名字,裘党生。裘教授姓裘,党嘛是共产党,感谢裘教授,给他的再次生命。
裘氏手术刀法如神,被誉为中国外科的一把“宝刀”,有同事称赞“他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纸一定完好。”
在外科手术方面,裘法祖改进的手术操作不少于20种。华中科大同济医学院的前任校长吴在德曾谈起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父亲在被送到急诊室时就已死了,他的儿子硬是不相信医生的诊断。在天亮时,他用车子把父亲推到了裘法祖家楼下,非要请他下来看看父亲是不是真的死了。裘法祖一路小跑下来确诊,看完后说人的确死掉了,你赶快送走吧。这人才肯离去。“这是别人对他医术的信任。”吴在德说。
裘法祖对病人极其负责。裘法祖的学生吴孟超院士曾见过这样一幕:裘法祖趴在病床边观察病人的小便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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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个病人,在武汉市第二人民医院,他早上起来生炉子的时候一下子肚子痛,肚子痛就昏迷了。到医院内科医生说,这是急性肝炎。后来请裘老去了,裘老说不是急性肝炎是胰腺炎。检查的时候裘老问了他一句话,这里痛不痛啊,我的手是不是很冷啊。后来这个病人抢救过来了。至今这个病人还记得裘老这句话,问他手是不是很冷,就是这个小动作,让他深受感动。
裘法祖曾接待一老妇来诊,病人言说她肚子非常不适已有很长时间,问过病情后,裘法祖让其躺下,又仔细按摸检查她的腹部。检查后她紧紧握住裘法祖的手,久久不放,说:“你真是一个好医生。我去了六七家医院,从来没有一个医生按摸过我的肚子检查。”
上世纪50年代,他开创了我国晚期血吸虫病外科治疗,为上百万患者开辟生命之路;70年代,他主持门静脉高压外科治疗,手术时间缩短3小时,治愈率提高到80%以上,这一成果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80年代,他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器官移植机构,率先开展器官移植研究。他主持的肝移植至今保持“手术例数最多”和“存活时间最长”两项全国纪录。, 百拇医药(何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