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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做了两件半事”(1)
http://www.100md.com 2010年3月1日 《健康必读》 2010年第3期
     肝癌,癌中之王。世界每年新发现恶性肿瘤病人约635万例,其中肝癌占26万例(占恶性肿瘤的4%),26万例中42.5%发生在中国。四十年前,有一位年轻医生,为了这些肝癌病人,立下誓言,毅然决然地走进了“癌症王国”。他,第一个发现和利用甲胎蛋白(AFP)来诊断、治疗小肝癌,使患者的10年生存率达到43.8%;他,第一个提出让“癌王”由大变小,切除缩小的肝癌,使患者5年生存率又比原来的3%到现在的62.2%。他在人类抗击肝癌史上创下了“世界奇迹”。这位蜚声海内外、成就卓著的人,就是著名肝癌专家、现任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博导、中国工程院院士、“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中山医院汤钊猷教授。

    “汤教授是世界最杰出的肝癌专家。在这一领域,无人做出比他更杰出的贡献,他是被世界公认的。他的非凡成就已经彻底改变了肝癌诊断和治疗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每年挽救了数万个生命。他已获得大量来自全世界的赞誉、奖励、荣誉及关注,并给中国医学界带来无限荣耀。作为一名肝外科医生,他已成为‘世界最著名的生物医学专家之一’。” 这是世界著名肝病专家、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前任校长鲁迪斯密德(Rudischmid)对汤钊猷的评价。而汤钊猷对自己的评价则是,我只做了两件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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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包子”的“洋舞台”

    1978年秋,汤钊猷作为中国代表团10名成员之一,飞行34小时,抵达阿根廷出席第12届国际癌症大会。这是全世界4年一度最大的癌症大会。但没有想到,汤钊猷的论文竟被排在最后一天的下午,而且按规定只能讲5分钟。

    1979年汤钊猷教授的小肝癌研究获得美国(纽约)癌症研究所金牌。

    1986年,汤钊猷主编的英文版著作《亚临床肝癌》,由著名的Springer公司出版发行。现代肝病学奠基人Hans Popper在这世界上第一本小肝癌专著的前言中写道:“亚临床肝癌这一新概念,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巨大进展。”美国著名肝癌外科学者詹姆斯称,此书是“里程碑式出版物”。

    汤钊猷与他的同事们的一项项创新性研究,一次次让国外同行刮目相看。1990年第15届和1994年第16届国际癌症大会,他成为肝癌会议的共同主席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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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4月美国佛罗里达的棕榈滩。在这个被称之为“美国富豪天堂”的度假胜地,4月14日这天,云集了美国几乎所有最出色的外科医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科顶级人物——一年一度的美国外科学会年会在此召开。这个在美国历史最长、最具声望的学术组织在年会的开幕式上宣布,来自中国的汤钊猷教授当选为名誉会员。这是该学会给予外国学者的最高荣誉。

    美国外科学会主席珀尔克(Polk)教授代表整个学会如此评价中国同行:“汤钊猷教授是一位世界广泛公认的肝癌专家。作为一位对人民无私奉献的医生,以及在外科学术上有着极高境界的汤钊猷,毫无疑问值得选为美国外科学会名誉会员”。

    汤教授的学生们说:“在那么多老外名医面前,作为一名中国医生真的备感荣耀,全是沾了汤老师的光啊!”

    汤钊猷教授是会上最热门的被要求合影者。汤钊猷教授的老朋友们来了,他们热烈拥抱——那都是些业界久仰的“大亨”:肝移植之父托马斯·斯达泽(ThomasStarzl),数年前,汤教授曾为他的中文版自传《组装人》写序;前美国癌症协会主席瓦尔特·劳伦斯(WalterLawrence),他们曾在国际肝病学奠基人汉斯·珀波(HansPopper) 的80寿辰派对上相识。还有许多汤教授并不相识的同行也慕名前来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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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对时年75岁的汤钊猷教授来说,这是一个“飞”来的新荣誉,在被美国外科学会理事会投票一致通过选为名誉会员之前,他毫不知情。

    但是,对全球业界的任何一个组织和机构来说,汤钊猷教授是东方的一个重要学术人物——他对肝癌研究的杰出贡献,以及他目前领导的研究至今所保持着的国际前沿地位,使他近30年盛名不衰,是当今国际最著名的肝癌研究专家之一,也使中国的肝癌研究在国际上牢牢占据着一席之地。

    小个子的汤教授,典型的广东人外形特征,尽管在上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但仍然有点乡音难改,普通话里还带着一点点很容易听出来的广东口音。汤钊猷教授自谦:“我是一个土包子。”

    的确,在多达近70%的院士有留洋经历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汤钊猷院士属于少数派——他毕业于当年的上海第一医学院,在他的从医生涯中,这位蜚声国际的肝癌研究专家、肿瘤外科学家、小肝癌研究奠基人,一直地地道道源自“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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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外科医生”的成功“转行”

    如今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汤钊猷教授曾经还是一个出色的血管外科医生。三十来岁时,他就已经是血管外科领域颇有建树的年轻专家。1966年他和杨东岳教授一道完成了世界第一例足趾移植重建手指手术。如果不是我国著名手外科专家顾玉东院士在其论著中提及此事,恐怕至今仍无人知晓。不爱宣扬的汤教授只对记者回忆说,基本功是做学问的基础,青年时代的汤钊猷所书写的病历曾长时间被医院誉为模范病历,而血管外科期间所形成的科技档案被称为医院最好的科技档案。

    20世纪60年代末,汤钊猷的从医生涯发生重大转型,这是他主动的选择。

    我国是全球肝癌高发区,每年约20万人死于肝癌,占全球肝癌死亡人数的一半左右。尽管人类对肝癌的认识已有100 多年的历史,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诊断、治疗水平的局限,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仅为3%,肝癌患者多在3个月内死亡,因此肝癌被称为“癌中之王”。为了尽快减轻癌症对人民健康的巨大威胁,周恩来总理向医疗卫生界发出了号召:“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国的医学事业一定要战胜它。”那时中山医院主要开展肝癌的临床诊断和治疗研究。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医生,汤钊猷毅然决定:放弃研究已日渐深入的血管外科,全身心投入到攻克“癌中之王”的漫漫征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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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汤钊猷向肝癌发起了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进攻。

    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是攻关前的准备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汤钊猷和同事们多次深入肝癌高发地——江苏启东农村实地调查,那里也是乙型肝炎高发区。作为肝癌研究者,他深知乙肝和肝癌之间的密切关联,但是为了探究肝癌早期发现之道,汤钊猷不顾条件艰苦、防护设施差带来的危险,走村串户“找病人”,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但,汤钊猷未能幸免乙肝病毒的进攻。

    80年代,有医生提出接种卡介苗可提高人的免疫功能,改善肝癌治疗预后。汤教授支持这一想法。但接种卡介苗有不小的副作用,会导致小腿溃烂,没有病人愿意尝试。为了检验可行性,汤钊猷挺身而出:“就在我身上种!”曾有一段时期,上海的交通异常拥挤,汤教授在挤公共汽车上班途中曾先后三次肋骨骨折,但他始终带病坚持工作。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汤钊猷向肝癌发起了“三大战役”,从“进一个死一个”到最长生存42年,创造了治疗肝癌的“世界奇迹”。

    当时医学界已经知道血液中的甲胎蛋白(AFP)可以诊断大肝癌,但还没有人知道如何用它来诊断小肝癌。1972 年,在启东现场调研中,汤钊猷教授发现没有肝癌症状但甲胎蛋白呈阳性的人一年之内的死亡率竟高达80%。他敏锐地意识到,甲胎蛋白可能就是打开肝癌早期诊断的一把钥匙。他在现场研究和大量外科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联合甲胎蛋白和肝功能检测有可能查出早期的小肝癌。冒着风险,他说服一位血液中甲胎蛋白呈阳性但没有任何症状的患者进行手术,结果证明病人确实患有小肝癌!紧接着,更多的临床实践和调查数据验证了这一观点。, 百拇医药(蔡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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